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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中國社會 誠信危機的法治途徑
日期：2014-04-10 作者：李新立
當今中國社會已經深陷誠信危機，根源在于誠信成本高，不誠信成本低；必須主要通過法治建設降低誠信成本，提高不誠信的成本；法律規則的制定應堅持“便民”而非“防偽”的思想，對“造假”的罰則應有威懾力；執法機關執法的一大弊病是選擇性執法，必須改變對執法人員的考核制度，考核主要應看有沒有嚴格執法，而不是看有沒有轟轟烈烈的政績，或者有沒有上街學雷鋒。
信任的力量有多大，一個現實的例子是，國際上的一些民間評級機構如穆迪、標準普爾對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做出評級，評級結果一公布，往往會引起被評級國家的股市、貨幣震蕩，而該國政府也不得不出面回應。民間評級機構何以有這么大的影響力？當然是因為市場相信這一評級結果。而為什么市場會相信？因為其意見是科學、獨立和真實的。這就是信任的力量.
縱觀當今中國社會，誠信缺失的問題已經極為嚴重，考試泄題、槍手替考、事故瞞報、學歷造假、鑒定造假、論文剽竊、統計造假、證據造假、身份造假、說假話、做假賬、毒食品、假離婚、假新聞、假訴訟、假品牌等等，不勝枚舉。不夸張地說，各階層、各行業都普遍存在誠信缺失的問題，社會已經深陷誠信危機。
一、社會誠信危機的根源
然則誠信危機的根源何在？筆者以為，根源在于誠信成本高，不誠信成本低。換言之，誠信做事要花更多的時間或者更多的錢，最后可能事情還辦不成；相反，如果投機取巧、欺騙隱瞞則可以少花錢或者少花時間，事情還往往能辦成。
比如企業做假賬。做假賬的好處很多，可以少繳稅，可以忽悠投資者。如果據實做賬，可能會導致多繳稅或者不能引來投資者。因此實踐中，很多企業做假賬，反正不容易被查出來，即便查出來處罰也很輕或者搞定關系就不受處罰。
再如車輛出險受損，本可以向保險公司理賠，如駕駛員沒有及時報警而駕車離開了事故現場，則事后可以采取的應對措施有兩種：一是實事求是，由于沒有報案，只好自己承擔損失；二是制造事故，報警讓警察來開具證明，從而進行保險理賠。實踐中，很多人會選擇后者，且作為理賠經驗分享。
再如訴訟。訴訟中很多當事人不講誠信，做偽證，歪曲事實，在此情況下如果另一方當事人講誠信，則在訴訟中處于不利地位。而做偽證的一方即便后來被查出，也只是偽證不被采信而已，并無進一步的懲罰措施。所以實踐中，訴訟中說假話、偽造證據的行為很常見。
二、走出誠信危機的途徑
如何走出誠信危機？筆者以為在進行道德教育的同時，必須主要通過法治建設降低誠信成本，提高不誠信的成本，為此必須從立法、執法、司法三個層面進行努力。
（一）立法規定不誠信必受懲罰
應當對各公共領域、商業領域不誠信的行為立法予以嚴懲，切實改變目前處罰太輕的狀況。法律設定的處罰應能做到：
1、無論不誠信行為是否造成不良后果都應予以懲罰
整治不誠信應當防微杜漸，否則不誠信會變本加厲，直至釀成嚴重社會后果。所以，凡是不誠信的行為都應予以處罰，比如，未造成不良后果的予以警告，造成一定后果的罰款、通報批評并記入個人誠信檔案，后果嚴重的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2、處罰對不誠信者必須有威懾力
實踐已經證明，沒有威懾力的處罰不能制止違法行為。比如貨車超載，即便加上罰款，也比正常裝運賺得多，那為何不超載？比如違法排污，即便算上罰款，也比投資搞污水處理要劃算得多，那么為何不排污？《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公司違反本法規定，在法定的會計賬簿以外另立會計賬簿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責令改正，處以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公司做假賬的收益何其多，區區不足50萬元的罰款，哪里有威懾力？
因此，處罰的力度應使違法者認識到不誠信要付出雙倍甚至更高的代價，罰得心驚膽戰，認識到只有誠信做事成本才是最低的，那才有威懾力，軟綿綿的處罰無異于姑息縱容不誠信。
3、貫徹鼓勵誠信的原則
由于不誠信的行為橫行，立法者（包括規則制定者）為”防偽”制定了復雜的法律及規則，要求提供各種各樣的證明、通過一步又一步的審核。這走向了另一極端，使得遵循規則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導致誠信者反而要訴諸不誠信的行為來遵循規則。殊不知對于不誠信者而言，再復雜的條件及程序也是形同虛設，因此“防偽”的立法不僅沒有防止不誠信的行為，反而增加了誠信者的成本。比如今年年初，上海的工商局也采取了其他地方工商局的做法，要求律師憑法院的立案通知或調查令才能查詢企業年檢登記材料、財務報表，而在此之前律師憑介紹信就可查詢，這給律師調查取證帶來了很大不便。工商局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保護企業商業信息，據說是因為此前發生了嚴重的信息泄露。這一行為就是因制止少數人的不法行為而制定嚴苛的制度，使全體人辦事不便，即“一人得病，全家吃藥”，是以“防偽”而非“便民”作為管理的指導思想。這樣做的后果必然是社會整體運行效率降低，大家更難做事。
法律規則的制定只有堅持“便民”而非“防偽”的思想，簡化辦事程序，讓事情易辦而非難辦。善良民眾既然通過正常途徑好辦事，誰愿意走旁門左道欺瞞騙呢。
（二）嚴格執法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曾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等于形同虛設”。樹立法律權威的不二途徑是有法必依，執法機關應當依法辦事，包括懲治不誠信的行為，不應進行選擇性執法。
當前行政機關執法最大的問題是選擇性執法，即執法行為有選擇性，選擇領導關心的、有利可圖的、容易搞定的、媒體曝光的或者關乎自身利益的事情執法，否則睜只眼閉只眼，隨他去。在老百姓看來，執法機關要么是不作為，比如對有毒有害食品視而不見，違章建筑不管，要么是亂作為，比如暴力動遷、亂罰款。
在這一執法導向下，沒有背景的老百姓通過正常途徑解決不了問題，只能托關系找領導、行賄執法人員、做釘子戶大鬧特鬧、向媒體曝光網絡發帖。總之，行政機關不依法辦事，老百姓也只能走法律以外的途徑，整個社會就感覺亂象環生。
怎么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改變對執法人員的考核制度，考核主要應看有沒有嚴格執法，而不是看有沒有轟轟烈烈的政績，或者有沒有上街學雷鋒。嚴格執法的，予以獎勵；不執法辦事的，予以嚴懲。而是否嚴格執法主要應看執法對象的意見、媒體的調查、監督部門的意見，而非上級領導的主觀判斷。如此一來，執法人員的執法才能回歸本位，法律的威信才能樹立。
（三）誠信司法
談誠信司法必然離不開司法腐敗問題，但因為司法腐敗涉及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本文暫且不談，這里要談的是在現行體制下可以改進的方面。
1、依法追究偽證行為
《民事訴訟法》雖有追究偽證行為的規定，但實踐中鮮被執行。客觀上造成了當事人做偽證案子勝訴幾率更大，一旦被發現造假其后果是法院不予采信，不須額外承擔責任。近些年來許多地方還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虛假訴訟”案件，比如山東一無業人員因虛假訴訟一夜之間成為千萬富翁，訴訟被作為轉移財產的工具，這對于司法真是莫大的嘲諷。
做偽證而不被懲處，甚至還可能獲益，則當事人何須誠信訴訟。此正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的定律在司法中的又一體現。
應對之策必然是，偽證行為必須懲罰，輕者予以公開訓誡并載入判決書，重者罰款或者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責任。在這一方面，法院不應寬宏大量。
2、法院工作人員應以身作則誠信做事
法院工作人員的誠信直接影響司法的誠信。作為司法工作人員，作為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不應對社會的不誠信行為隨波逐流，而應首先做到誠信，遵循高于普通民眾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然而現實并非如此，法院工作人員對當事人或律師說假話、忽悠當事人的情形并不少見，還有法院為了考評也會造假，法院為了提高案件審結率年底違反訴訟法的規定不受理新案件，為了提高執行結案率，明明案件沒有執結卻讓當事人書面同意執行終結。這些行為給人的一個印象就是，法官也沒誠信。如果法官沒誠信，怎么能指望訴訟的參與人求真務實？
為此，必須從法官選任、考核改革著手改變這一狀況。簡言之，法官必須是品德模范，工作考核上不應對法官這個特殊群體采取類似于公司員工的考核，而應給他們更大的自由度。但應該重視監督，重視來自訴訟參與人的投訴和媒體的報道，對于經證實行為不誠信的法官應當予以懲罰，維護這個群體的公正司法者的形象。
總而言之，除了道德教化，必須將重塑誠信的理念貫徹到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中，持之以恒，誠信的價值觀才能重新樹立，社會才能逐漸走出誠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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