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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法修正案能否助律師破“三難”
來源：中國商報 日期：2011-09-16 閱讀：3,256次
備受關注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說明，于8月30日在中國人大網全文公布，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歷時1個月。此次刑訴法修訂2004年動議，直至2011年6月，中央政法委全體會議后刑訴法修改日程才得以確定。此次修訂引起各方關注，但最為關注的群體當屬刑事辯護律師。一直以來，社會上傳遞著一種情緒，即刑辯律師這個職業很危險。尤其是李莊案發生后，對刑辯律師的影響更是不能回避。那么，此次刑訴法的修改在律師權益保障方面呈現了哪些改變呢？
待修正的條款尚多
6月11日，原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莊終于服滿18個月的刑期出獄。然而，刑事辯護律師的執業環境與權益保障的問題并未就此終結。就在李莊被釋放的第4天，廣西北海律師楊在新等4名律師被抓。一宗刑事案件中4名辯護律師“全軍覆沒”，在中國司法史上實屬罕見。
在刑辯律師界，刑法第306條有著不好的口碑，它是這樣規定的：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程序只需要公安機關一方就可以啟動。
律師們直言，306條已經變成了對律師進行職業報復的工具，隨時有人會栽倒。談到北海律師被抓案，全國首家專門辦理刑事案件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尚權律師所主任張青松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官司還在打呢，檢察院就讓公安把律師抓走了，那還要法院干什么??？當律師涉嫌偽證時，正當的程序是通過法庭自證，判斷證據真偽。當法庭審判證據為假并不予采納，才能考慮定律師的罪?！?
據張青松介紹，刑法第306條來源于刑訴法第38條，后者是在1996年刑訴法修訂時增加的。其入法的背景是，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時提前介入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引起了偵查機關的擔憂和顧慮。博弈的結果是增加了刑法第306條，目的是為了對律師加以制約和限制。其出發點在于防止因辯護權的擴張而影響到刑事司法的打擊功能。
全國律協的一項調查顯示，從1997年306條出臺至2007年這10年間，全國有108名律師因妨害作證被追訴，而最終被認定有罪的僅為32起。另對23個“律師偽證罪”的案例進行統計分析時，11個案件涉嫌的律師被無罪釋放或撤案，6個獲有罪判決，1個被免予刑事處分，5個尚未結案，錯案率達50%以上。
另據調查，2009年陜西省各級法院受理刑事案件1.78萬件，律師參與辯護的只有3349件，占比24.4%；該省律師1年辦理刑事案件人均只有0.9件，且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北京市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不足10%，廣東、浙江等沿海省份刑事案件的律師參辯率更低。
張青松表示，去年在東北接手了一個涉黑的案件，已經進入二審，會見時仍然要向涉黑專案組匯報，專案組派人安排會見，警察在場監視。“如此下去，刑事辯護律師在刑事案件中將很難起作用，或者走向干脆不起作用。律師制度是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律師權利也是公民權利的衍生，是制約公權力的。如果這樣的一個制約職能喪失的話，危害的是整個公民社會。不能會見當事人的直接結果是辯護律師與當事人之間溝通不充分，影響辯護效果，容易造成冤假錯案。庭審過程需要律師與被告人配合，庭審發問時的注意事項、庭審的基本程序、辯護思路的溝通，這些都需要在會見中商量?！?
記者了解到，在刑辯律師中司空見慣的難題是調查取證的權利、會見當事人不受監控的權利、閱卷復印等刑訴法和律師法明確規定的權利在現實通常大打折扣。刑辯“三難”或者“五難”之說也由此產生?！叭y”主要指取證難、閱卷難、會見難；“五難”還包括取保候審難、采納辯護律師的意見難；更有學者提出了“十難之說”，即除“五難”之外還有舉證質證難、辯論發言難、維
護被告人合法權益難、律師得到出庭通知和法律文書難、維護律師的自身合法權益難。
修正案體現了進步
作為一家專門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事務所，尚權律師所還致力于刑事法治問題的研究，創辦了一年一度的尚權刑事辯護論壇。日前，第二期尚權刑辯沙龍即《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意見征求研討會召開。
此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們對刑訴法修改草案的亮點予以了肯定，如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是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原則，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部分實現了與律師法的銜接。比如：草案規定“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在偵查階段，律師的地位原來一直不明確，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將偵查階段的律師明確為“辯護人”，新增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可以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
在肯定了草案呈現出的積極意義之后，與會專家們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和不足。
“這次在律師閱卷問題上，明顯有一個重大的進步，就是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閱卷，在法院開庭前可以閱卷。但是，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要求要跟犯罪事實有關的資料。與司法機關的偵查、扣押等權力相比，律師的介入往往是滯后的，取證調查能力遠遠趕不上偵查機關，90%的證據都被偵查機關搜集一空，特別是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此次草案要求律師只能查閱與指控的犯罪事實有關的證據，這是一個倒退?！?
承辦過上海社保基金案的許蘭亭律師認為，應當把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吸收進來，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許律師認為，對于會見、閱卷等等基礎性的手段還有必要進行一定的設置。同時，對于辦案單位限制、剝奪律師職業權利和犯罪嫌疑人、辯護人訴訟權的，草案沒有規定如何制裁，這方面還應當進行加強。
談到律師辯護“三難”現象，廣東律師林昌熾指出，與律師法相比較，在“三難”問題的解決上，草案在某些方面出現退步。律師法第33條規定，律師憑三證（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并了解調查情況。在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草案里面，草案中安排會見是48小時之內，而律師法的時間界定是24小時，這就可能給看守所或者偵查機關設置障礙找到了一個理由，也是律師權利沒有保障的一個體現。另外，草案還規定了幾類特定的案件：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類案件在律師法中是沒有這些限制性規定的。
張青松律師表示：“我想給草案提的建議，就是在辯護律師所辦理的案件未審結前，不得對辯護律師進行刑事立案偵查。人民法院認為辯護律師存在違法行為的，可以建議該律師所在地的律師協會對律師的職業行為進行審查；律師協會發現律師有違反職業道德和職業紀律的，應當依法予以懲戒，涉嫌犯罪的，由律師協會移交司法機關進行審查。”他同時表示，廢除306條為時尚早，還沒有提上日程。草案如果把此類案件的程序設計吸收進去，將盡可能地讓律師免除惡意追訴的情況。
另外，對草案的實際操作問題，有律師表示質疑。例如，草案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但有律師指出，到目前為止，在看守所的會見依然還是在監聽。雖然律師法里面已經明確不再允許監聽，但是實
踐操作中既有音頻也有視頻監聽律師和當事人的談話，這實際上成了一種偵查手段，律師想為當事人保守秘密是做不到的。
與會專家一致表示，《律師法》實施以后，全國很多地方并沒有完全按照《律師法》的規定來操作，有些偵查機關常用的借口就是《刑訴法》的規定和《律師法》的規定不一致。這次《刑訴法》的修改要把這個問題加以解決，因為這個問題反映出來的是《律師法》和《刑訴法》的不統一。在修改《刑訴法》的時候，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學者律師，都強烈呼吁不要出現兩個法律之間的差異，真正解決律師辯護的“三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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