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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叔本 洪亮）子承父業——父子兩代律師的心歷路程
日期：2009-04-27 作者：洪叔本 洪亮
為紀念上海律師制度恢復30周年暨上海市律師協會恢復30年，作為上海父子兩代律師，我們從各自的執業道路和感悟出發，從側面反映上海律師制度恢復建立、發揚光大的歷史進程。
父親篇
我是上世紀68屆高中畢業生，史稱“老三屆”。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口號聲中，從小就想上大學的希望破滅了，我被分配到荒漠高遠的大西北插隊落戶，不久被抽調到西北重鎮蘭州工作。若干年后，我返滬進了一家全民所有制企業，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回滬那年是一九八六年一月。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驅云見日，撥亂反正起，百廢待興，各行各業人才緊缺。上海這座先進的城市，得風氣之先，掀起了一股全民學文化的高潮，各級圖書館人滿為患，門口排隊候補的長龍隨處可見，新華書店人來人往，公交車上看書、背單詞的已成一道風景線，各種各樣的培訓班、輔導班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人人都有一種緊迫感，都想把浪費的十年補回來。在這樣的環境下，我求知的欲望更加強烈。經過慎重考慮，我選擇了自學。恢復高考那幾年，我還在大西北，由于環境惡劣，錯過了機會，但我心中求知的欲望從來沒有間斷過，我看了很多書，做了很多筆記。國家成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有許多像我一樣命運的人，無論他（她）多大年齡，無論干過什么，都選擇了自學。
我選擇的是法律專業。
律師制度從一九七九年恢復重建，到我回滬也不過六、七年，法律人才相當缺乏，以至于當年的華東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大學前身）每年在頒發自學高考畢業文憑時，不少企業等在校門口，極力招攬自學高考法律專業畢業生去他們單位工作。我的本職工作單位正處在合并階段，擬成立集團公司，新領導也找我談了話，如拿到律師證，將成立法律顧問室等，這是很誘人的，我看見了地平線上的曙光，自然要花十二分的力氣來自學。雖已幾近不惑之年，但雄心仍不亞于少年郎。我一邊上班一邊自學，除了上班，我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如魯迅先生說的：我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來寫作了。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必須擠上時代的最后一班列車。
恢復建立律師制度，并不是一句空話。具體表現應當是大量法律人才的涌現，大批律師事務所的成立。上世紀八十年代，各級律師事務所雨后春筍般地涌現，然而卻缺少執業律師。成立一家律師事務所不難，各級司法局一路綠燈，只要有固定辦公地址，三位有資格執業的律師即可。但是事務所成立了，律師卻招不到，法律專業課程剛恢復，人才還在培養中。各級律師事務所為了留住潛在的律師人才，只要你自學高考有幾門合格就可到事務所“實習”，我也找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從此我一邊上班，一邊自學、辦案，終年忙得不亦樂乎。那時候，我們被稱之為法律工作者。
為了不影響自學和辦案，我本職工作很盡職，人際關系也處理得很融洽。每天除了上班，業余時間，包括休息天就跑去律師事務所，向有律師執業證的老律師學習辦案，把從書本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這樣不僅鞏固了現有的理論知識，也學到了實際操作經驗，學用結合，進步很快。自學是很艱苦的，而我用了三年時間順利完成了法律專業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所有的課程，考試合格。
一九八九年我獲得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專業自學考試畢業文憑。學以致用，為了成為一名律師，必須再接再厲，參加全國律師資格統一考試，取得律師資格，方可向律師的門檻跨進一大步。人們把律師資格全國統考比喻成“中國第一考”，可見難度之高，難于上蜀道。我的腦海里只有一句話：“人生能有幾回搏？現在是搏的時候了。”為了成功，我不得不請了幾個月的事假，我沒有了收入，不得不省吃儉用，我的妻子、兒子也不得不跟著我省吃儉用。每天風里來雨里去，聽輔班，做功課，背要點，析案例??????我和幾個同命運、共患難的未來律師，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奮斗，終于通過了全國律師資格統一考試，不但總分合格，而且每門功課也合格。一九九0年我終于拿到了律師資格證書（被司法局保管了好幾年未發），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為我申請了執業證，墨綠色的兼職律師證。
當年律師事務所還占國家事業單位編制，而編制名額有限，無法人人申報專職律師。但是民主與法制建設決定了律師事業要發展，律師隊伍要壯大，不得已在特定社會情況下出現了兼職律師和特邀律師并存，這兩只隊伍人數不亞于專職律師，在特定的民主與法制建設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功績。而我作為兼職律師的一員，感到無上光榮，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里程中的一個特色。
在取得兼職律師執業證的當年，我參加了上海市第三期律師執業培訓班，這是僅有的三期培訓班，兩年一次。1991年以后將律師資格統考每年舉行一次。兼職律師，顧名思義，除了本職工作外，可以去律師事務所以律師名義對外辦案。首先，我本職工作單位同意我擔任兼職律師，其次律師事務所為我申請執業證，第三，我每年必須完成一定數量的辦案記錄，并準時參加培訓。我的個人興趣與國家需要完美結合起來。當年辦案收費很低，但不無小補。我很高興，為社會做一點兒有益的事，同時也使我從這一行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愉快。尤其辦好一個案件，當事人很滿意，千恩萬謝，這時候心里特別高興，特別舒服。我本職工作單位領導要我找幾個科員，成立企業法律顧問室，大家分工負責為企業提供債權債務、商標專利、聯營談判等法律服務，搞得有聲有色。我的兼職律師生涯持續到一九九七年底，上海律師制度進入最后改革階段，所有國辦律師事務所轉制為合伙或合作所，所有兼職律師要不轉為專職律師，要不取消兼職律師（高校兼職律師除外），特邀律師也得全部取消。
我在十字路口徘徊。社會上盛傳律師如何如何大把賺錢，講得神乎其神。這叫外行看熱鬧。大把大把賺錢的律師有嗎？有，就那么幾個尖子，可他們要付出何等艱苦的腦力勞動？他們將承擔多少風險？外行人是不知道的。大部分律師由于環境、層次等客觀原因，只能達到“溫飽”階段。甚而至于，沒有案源，吃西北風。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將來老年的保障也須依靠自己努力賺取。所以從兼職律師轉為專職律師，我足足考慮了兩個月。最后，我還是選擇從事了專職律師的工作，因為我愛上了律師職業，我已經離不開她了。
律師職業，令人羨慕。是自由職業里面比較有地位的職業。當你兢兢業業為當事人排憂解難，獲得成功的時候，你會受到老百姓的尊重，同時你也能獲得比較豐厚的收入，可謂名利雙收。如果為人正直，品德高尚，承辦的案件獲得成功，你會覺得心情舒暢，凜然正氣由此而生，律師職業可以體現你的人生價值，雖然你很平凡，辦的案件也很平凡。十年兼職律師的執業生涯使我與她無法分手，我決定轉制成為專職律師。
從一個法律門外漢到一個法律工作者，進而成為兼職律師，又在律師制度改革中轉制成為專職律師。我是一個平凡的律師，辦理了無數個平凡的案件，為無數個平凡的企業和個人擔任法律顧問，我為別人服務的時候，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崇尚“認真”兩個字，無論什么樣的案件，只要認真辦理，就能獲得意外的收獲。由于主客觀原因，我什么案件都辦。經濟案件，我能從一審敗訴中找出一個毫不起眼的細節：“8”系“3”篡改而來，從而認定一審系錯案，在二審中要求筆跡鑒定，從而勝訴。刑事案件，我能幾下現場仔細勘驗環境，抓住一個細節，舉一反三，為盜竊犯罪嫌疑人作無罪辯護，最后檢察機關撤回了控訴。我堅信我的一生沒有虛度。現在我已經退休了，但還在發揮余熱。欣慰的是我兒子接了我的班，他將在我原有基礎上把律師事業向深度和廣度推進。而立之年的律師制度，明天將更美好，更完善。
子承父業篇
九四年的夏天結束的很晚，直到九月，人們依然穿著短袖短褲。白天由于天熱，路上行人很少，而我卻頂著烈日。“同學，歡迎報到，這里是菁菁華政園。” “華政”，一所既古老又年輕的法學院，在接下來的四年里我將與她相伴，并且相伴終身。
平安夜是我的生日，高三那年的生日，父親送給我一個禮物，用紙包著，當我拆開包裝紙，我看到的是一張簡樸而質感的名片，我父親的名片，上面印著“上海工貿經濟律師事務所（上海功茂律師事務所前身）洪叔本律師”，名片的背面寫著字“刻苦努力，兒自勉。1993年12月父字”。
四年的大學生活很快就過去了，抱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愿，我進入了政府部門。然而，單調的生活和不安分使我思考今后的人生。終于，鼓足勇氣，在“衙門”度過一年之后，我將工作證交還了組織，那一霎那間，我有種解脫感，但似乎還帶著一絲惆悵和迷茫。
一九九九年十月，在一舉拿下律考后，我走進了一家陌生的律師事務所，沒有讓父親介紹，因為，我已經長大了。直到現在，我并不認為我適合做律師，只是在眾多行業里，我已經習慣了。
像大多數剛畢業的年輕律師一樣，剛進所的我意氣奮發，非常渴望能夠得到前輩的認可，迅速學到做律師的技能和經驗。然而，嚴酷的現實告訴我：不管你在學校是怎樣的風云，你現在什么都不是！從頭開始，慢慢來。
由于事務所的老律師們都非常忙，很少能在所里碰到他們，偶爾他們會讓我參與一個案件的部分工作，那也是極其難得的機會，因此，我倍加珍惜，力爭做到盡善盡美。至今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件是我們主任代理一家企業起訴媒體失實報道，造成侵害其商譽的案件。由于資料繁多、證據復雜，在起草起訴狀的過程中要將有關事實和理由，結合提交的證據表述清楚，在聽完主任對案情的簡單介紹后，我便埋頭開始起草訴狀。當我經過一整天的努力，在傍晚時分將訴狀交給他修改時，我從主任緊皺的眉頭中讀出了些許信息，果然，我的心血被無情的扔了出來，只留下一句話：“重新理一下邏輯，抓緊改，晚上我要看！”顧不上吃飯，在奮斗數小時后，一份重新打印的訴狀放到了主任面前。“內容還不夠充實，分量不夠，再改。”主任淡淡的一句話，使我原本由于饑餓而感到微微有些疼痛的胃收得更緊。當我再次把修改好的十八頁訴狀放在他面前時，聽著慢慢翻閱文件的聲音，坐在主任辦公室外面的我心里很是緊張。“還湊活，明早八點打印好給當事人一份，聽聽他們的意見。”走在無人的街上，十二月的寒風灌進我的外套，我抬頭看了看天空，深吸了一口氣。低下頭，手表顯示：凌晨一點。
二00五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又回到了華政。“關于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的地位是被告還是第三人，我個人認為……”在第四屆亞洲企業論壇上我作著關于股東代表訴訟的主題發言，與會有來自日本、韓國、臺灣、大陸的公司法學者近百位，大家濟濟一堂。此時的我，已經執業五年，專攻公司法，擔任著華東政法大學公司法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員、亞太法律協會終身會員、上海市律師協會公司法研究會委員。
二00八年的最后一天，浦東國際機場，在美國取得法學碩士學位的我，回到了熟悉的上海，生我、哺育我、給我快樂、給我悲哀、更是給我希望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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