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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紹剛）我為市長當參謀
日期：2009-05-11 作者：楊紹剛
律師作為法律工作者，不僅應以其法律知識為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而且應該廣泛地接觸社會，接觸群眾，參與社會的公益活動。律師應該為力爭成為社會活動家而努力。更應發揮律師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特長，積極地參政議政，這是時代賦予律師的社會責任。
我作為律師又是民主黨派的成員，我不僅擔任了九三學社徐匯區主委、九三學社市委常委、政法委員會副主任、九三學社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第十一屆人大代表。改革開放以來，我作為參政黨的成員，在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舞臺上，以執政黨的諍友、盟友，在人代會以及政協和區委書記和民主黨派領導的“雙月座談會”上，積極地帶領社員建言獻策。既有建議，又有批評，為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和我國的法治建設不遺余力。
1991年9月17日，我被徐匯區人民政府任命為徐匯區司法局副局長，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市民主黨派成員中，律師擔任司法行政領導職位的第一人。從律師到副局長，我直接參與了政府工作，這是我參政議政的一個轉折，是民主政治建設和黨的統一戰線的結晶。特別使我終身難忘的是2000年，我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任為市人民政府參事。這是我作為律師以來，參政議政經歷中新的實踐。
解放前夕，毛澤東主席電示華東局領導鄧小平、陳毅等，在上海解放之后，應“設立某種咨詢機關，例如參議室”，以吸收更多的上層民主人士，共同建設新中國。1951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設立了參事室。歷任的上海市長共任命和聘任參事163位，參事的職責是：“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咨詢國是、統戰聯誼”。參事們的所思、所想、所言暢通無阻地直抵市長案頭，故人們戲稱參事是“直通車”。1960年始，上海第一任律師協會會長韓學章律師被聘任為參事；三十年來，有時任上海市律師協會副會長的李樹棠以及張志律師相繼被聘任為市政府參事，這是市政府對律師的高度信任和期望。我有幸步這些老前輩的后塵，榮幸地加入了政府參事的行列。在政府部門設立參事，這是中國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重要形式之一，作為政府部門的統一戰線組織，是政府部門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推動民主政治建設，廣開言路，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和載體，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實際舉措，參事室是政府中具有“統戰性、咨詢性”的部門。參事的參政咨詢是高層次的咨詢，對政府某些工作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和建議，密切和社會各界的聯系，及時反映各方面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要求?！皡⑹隆眱勺址g到國外是“市長的顧問”，不僅要發現政府工作中的問題和弊端，而且要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和答案，可見參事任務之艱巨。
當我于2000年1月4日從上海市市長徐匡迪手中接過聘書時，當我看到聘書上“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紅色大印和市長的簽名時，我感到聘書的千鈞重量。當我從媒體中聽到和看到我的名字已刻在參事榜上時，淚花已濕潤了我的眼眶。這是社會價值對我的認可，這是上海人民賦予律師的重托。我深感要當好市長的參謀肩負的責任重大，既要想市長之所想，急市長之所急;又要想市長所未想，急市長所未急。為市長出謀劃策，也就是為上海人民幸福的生活添上濃重的一筆彩色。既要為市長作好法律咨詢，又要高瞻遠矚主動為市長運籌帷幄當好參謀，為市長心中建設美好的上海藍圖畫筆增彩。而我的知識遠遠難以適應時代飛躍發展的需要，因此，參事工作鞭策著我虛懷若谷地去學習前輩律師做好參事工作的智慧，驅使我渴求學好法律和電腦等業務知識，促使我沉浸在書的海洋中去游弋博覽群書，亦步亦趨地以求和政府參事之職相稱而邁步。
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現有三十名參事，既有有一些名門之后，例如楊杏佛、郭沫若、傅作儀、趙祖康等人的后裔。有在各個科學領域內具有一定專業造詣的院士和出類拔萃的社會知名人士。其中有金融、房地產、衛生、教育、貿易、建筑、水利、交通、法律等專家、教授和研究員等。政法組前后有李樹棠，張志律師，市高院副院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李昌道教授，華東政法學院民法專家彭萬林教授，上海社科院郭思永研究員等六位參事。由于我最年輕，因此推薦我為政法組組長，使我能更好地為政法老參事作好服務工作。政法組的參事主要為市長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詢和參謀。參事，顧名思義乃謀士、智囊、高參之稱，我國自古有之。要求參事具有對事物的敏感性和前瞻性，這樣才能成為稱職的參事。
每年上海召開人大會議之前，市長都要召開參事座談會，虛心聽取參事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對未來的展望。這是對參事參政水平的驗證，要使市長的《政府工作報告》被上海市民的認可，被上海市人大代表通過，這就要求參事對《報告》提出具有高水平的真知灼見。因此，作為參事，我們義不容辭、一絲不茍、精心推敲、字斟句酌，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認真地提出修改意見。特別是有關法律方面的問題，政法參事負有無可推卸的重任。例如有一次，我們16為參事對市長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290條修改意見，不少意見被市長采納。自改革開放以來，市政府的有關國計民生、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都凝聚了不少參事的謀略。從上海的土地批租到住房抵押貸款，從擴大股市規模到境外發行股票，從浦東發展銀行到設立外高橋保稅區，從城市交通建設到環境綜合治理，從修訂有關法律法規的建議到解決老齡化問題和外來人口的管理，股票上市、“申”字高架道路、黃金交易、集裝箱深水港建設等等，都凝聚著參事們的心血和智慧，都是參事們建言獻策的精品。每星期參事們聚集在參事室苦心孤詣地為市長思考著上海的經濟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以及法治建設的方案。為市長的建設藍圖提出的論證意見，參事們都毫無保留地暢所欲言。在斗室里，有激烈的爭辯——面紅耳赤，有直言的建議——眾口鑠金，有逆耳的相諫——赤子之心，有尖銳的批評——切中時弊。為了上海的藍圖更加璀璨輝煌，耄耋之年的參事冒著嚴寒酷暑實地勘察。
政法組的參事除了對其他參事們的建議、方案在法律上加以求證外，為市政府頒布的法規、規章和紅頭文件也提出了不少可操作性的意見，有的已融入在一些法律法規之中。市政府在送交市人大建議的重要立法時，一般事先都能聽取參事的論證，在出臺一項法規或規章之前都會拿到參事室聽取參事的修改意見。例如《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草案）》出臺前征求參事的意見。由于我經常辦理一些勞動爭議的案件，結合案例和實際，對該法規我曾提出過12條修改意見，頗受有關部門的重視。由于參事來自于民間，扎根于民間，能聽到百姓情真意切的呼聲，所以參事是市長的耳朵和眼睛，是市長通向百姓的橋梁。人們常說“律師事務所”是社會的窗口，它能及時反映社會的動態，聽到社會底層跳動的脈搏。作為律師，最為了解民間的疾苦，最能聽到百姓的呼聲，最為重視百姓的吶喊。所以說，我能為市長架起一座溝通民間的七彩橋梁不亦悅乎。雖然參事是這座橋梁的建設者，但作為律師的參事卻有其獨特的優勢，起到了其他參事無可替代的構通的作用。因為律師是直接接觸群眾，能知群眾的冷暖憂愁。我作為參事，在辦案過程以及接到群眾來信反映的問題都是直接的、真實的、典型的，為市長了解社情民意打開了渠道。通過調查了解，幾年來，我曾就勞動爭議的調解機制問題，企業拖欠外來民工工資問題，律師收費問題，信訪問題，醫療糾紛問題，對艾滋病感染者歧視問題，“居改非”問題等等，都是有關于老百姓的民生大事，都是老百姓急求助于市長解決的民生問題，有些問題律師是無能為力的。但作為參事，卻有著得天獨厚之便，我的建議和設想可以直通市長的案頭，社情民意可以及時向市長反饋。有不少的建議和反映得到市長的重視和批示。特別在我擔任參事期間，使我記憶猶新的是：當時全球艾滋病蔓延趨勢嚴重，中國的發展形勢嚴峻，上海的發展趨勢也不例外，主要是通過性關系和吸毒共用注射器而傳播艾滋病。怎樣遏制其蔓延趨勢已成為當務之急，采用國際上通用的推廣安全套和美沙酮代替療法以及民間組織的行為干預不失為防治艾滋病的有效途徑，這是國外防治艾滋病的有力措施。但要使某些執法部門對此措施有所認識和采納并非易事。從我辦案中了解到，當時的公安人員在查處暗娼時還以安全套作為賣淫的證據，工商部門不準發布安全套的廣告，在宣傳安全套還有些羞羞答答，在禁毒領域對美沙酮代替療法更是某些執法部門難以接受。要突破這些難關，在“兩難之中取其強”，需要苦口婆心地游說。我當時在北京會議期間，約見了衛生部領導和分管上海衛生工作的副市長，懇切地闡述國際上遏制艾滋病的經驗，得到了中央領導和副市長的首肯，從而解決了推廣安全套的宣傳和美沙酮代替療法的試點。上海是國際大都市，外來人口流動性大，因此加強外來人口的管理以及迅即為防治艾滋病立法已迫不及待。原來上海市頒布的法規已遠遠不適應艾滋病發展的形勢。這個任務自然地落到了政法參事的肩上。當時我正在受理有關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的案件。上海以及全國的血友病人因在上海注射“八因子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不僅已進入訴訟程序，而且已采取游行請愿等過激行動，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并已引起市長的高度重視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關注。市長之所急也就是參事之所急。怎樣依法遏制艾滋病的蔓延，是公共衛生領域立法的大事。我們政法組的三位參事義不容辭，急于尋求以法律來規劃和遏制艾滋病蔓延的方案而苦思冥想。我們當時提出有關于遏制艾滋病的建議直送北京，引起了國務院參事室領導的高度重視，急召李樹棠、彭萬林和我三位參事赴京共商有關艾滋病立法的構想。國務院參事室領導邀請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局、公安部、衛生部、司法部、教委、婦聯等十多個部委負責人以及不少媒體的記者參加會議，聽取我們對防治艾滋病立法的建議。全國各大媒體的報道，使我們的工作增添了無限的信心。會后，接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派，我和李樹棠、彭萬林三位參事赴泰國、馬來西亞等國考察上述兩個國家預防艾滋病的經驗。我們三位參事考察后寫出了考察報告再次提供給國務院參事室。國務院參事室為此再次專門邀請了有關方面的專家對我們的考察報告進行評議。我還專門寫了有關預防艾滋病立法的有關具體建議，國務院參事室直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的案頭，引起了吳儀副總理的重視。并邀請我參加了全國艾滋病預防的高層工作會議，前后三次，我們赴北京暢敘我們對艾滋病立法的建議。2004年7月11日我被邀請參加由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在泰國曼谷召開的世界第十五屆艾滋病大會，來自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1700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有聯合國的官員、南非總統曼德勒、各國政府決策層的官員、科學家、醫護人員、法律專家、社區工作者以及僧侶、修女、神甫等宗教界人士、民間組織和艾滋病感染者的代表濟濟一堂，共同商討全球戰勝二十世紀人類瘟疫的大計。在中國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主持的中國代表會議上我作了發言。由于艾滋病發展形勢的嚴峻。上海市政府再次派遣我和李昌道和公共衛生專家胡錦華三位參事共赴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考察這兩個國家艾滋病立法的領先狀況?？疾旌笪覀冞f交給國務院的考察報告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2005年國務院正式頒布《艾滋病預防條例》，該法規凝聚著我們參事的點滴心血。接著，我會同上海社科院、華政、清華大學專家根據上海市的情況共同制訂了《上海市預防艾滋病條例》專家建議稿，送交上海市立法部門參考。2005年5月7日我接受美國紐約市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國際咨詢中心的邀請，在法拉盛作了有關《中國艾滋病立法狀況》的演講。2008年11月，上海紹剛律師事務所作為三個主辦單位之一，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舉辦了有中、日、美三國法律專家參加的“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的法律研討會”，我和我所周丹律師撰寫的有關論文已被早稻田大學翻譯和收集。由于我投入到艾滋病法律領域，因此全國各地有關艾滋病法律問題相繼地都來找我，幾年來我為“中國防艾民間第一人”高耀潔教授的案件出庭代理，為艾滋孤兒小莉訴《華夏時報》名譽侵權案出庭代理，為上海艾滋病感染者妨害公務的刑事案件出庭辯護，為血友病感染艾滋病者訴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人身傷害民事案件代理，上述案件我全部作為法律援助，免收律師費。同時我的社會工作也相應地增多，我被上海社會科學院聘為人類健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被上海市預防醫學會聘請為艾滋病、性病防治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政法學院艾滋病法律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4月28日，經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駐華辦事處推薦，我被聘為中國全球基金國家協調委員會（CCM）獨立選舉委員會顧問。全球基金國家協調委員會總部設立在日內瓦，系由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我國政府共同組成，選舉委員會由我和香港浸會大學選舉專家趙心樹教授兩人組成，獨立負責非政府組織和艾滋病、肺結核、瘧疾工作委員會代表的選舉工作。將在北京工作至六月底。
我作為上海市政府參事，既為市長當了參謀，也提高了自己的業務水平，擴展了我的法律服務領域和社會活動的視野，雖然由于我的年齡關系參事已離任，但參事室仍一如既往地和我保持聯系，仍邀請我參加一定的會議，聽取一定的報告，并允許我的“直通車”繼續通向市長的案頭。只要我的精力所許，我將繼續履行參事之職責，隨時為市長當好參謀，隨時向市長反映社情民意。我將繼續為描繪上海的璀璨藍圖而竭盡全力。但我更期望有更多的律師加入市政府參事的行列，為市長當好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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