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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鴻）技術引向正義——紀念上海律師制度恢復30年
日期：2009-05-19 作者：張培鴻
死刑犯分布在城鄉社會的各個角落。
在過去，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只能獲得一次審判的機會。盡管《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死刑案件的特殊訴訟程序，除一般的兩審終審外，還有專門的復核程序。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在這個廣袤國家的大部分地區，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事實上只有一次出席法庭審理的機會，那就是一審。
有經驗的辯護律師都知道，一審辯護主要是一個“筑壩”的工程，側重定性和事實問題而不是作量刑辯護，因為只有當事實問題搞清楚了，乃至無罪以及改性辯護的策略都失敗了，才會在二審中轉變策略進行量刑辯護。這樣，一旦二審不開庭或者開庭只是流于形式，對上訴人而言將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于那些死刑案件的上訴人來說，則是致命的失敗。
以前二審不開庭的原因，律師們知道一些：比如距離遙遠而偏僻，導致提押困難和成本過高；又比如案件太多，上訴審法官應接不暇，身心疲憊。顯然，這些原因沒有一個可以歸結給被告人。因此，這些變通得過分的制度安排，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死刑案件，如果對上訴人的上訴只是進行書面審理，而作出裁定的終審法院本身又享有對暴力及毒品案件的死刑復核權。這樣一來，三個遞進式設計來保障人權的訴訟程序，人為地被縮減為兩個，最后濃縮為一個半（姑且將書面審理算作半次庭審，因為法官作出裁定前要提審上訴人）。
這樣一條下坡的道路，伴隨著律師群體的呼吁和社會泛泛的指責，持續了將近20年。然而，法院畢竟是由法官組成的，而法官是活生生的人。只要法官人數的增長趕不上案件增長的速度，就勢必會出現犧牲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局面。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強令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審必須開庭。2007年，正式收回了本來就屬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權。
這些政策的實施和相應制度的完善，有辯護律師的努力，有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壓力，還有一項默默無聞的技術支持：視頻開庭制度。
關于視頻開庭，上海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
作為直轄市，上海的面積和交通狀況決定了從郊區（縣）提押被告人的成本遠小于其他省和自治區。因此，上海在死刑二審案件中實現全部開庭，也是全國走得比較早和做得比較好的。根據筆者作為辯護人的經驗，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全國性的要求前三年，就已經做到了?？峙逻@也是上海判決和執行死刑的數量及比例，均小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原因之一。
比下雖有余，比上還是不足。解決了死刑案件開庭的問題，接下來就是非死刑案件的上訴能不能做到基本開庭，依然存有疑問。隨著司法權威的下降，上訴案件逐年增多，書面審理決非個別，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為被告人關押在郊區（縣），提押不便的原因。
推動法院系統繼續進步，是律師在常規工作之中的一個意外收獲。身為辯護人，即使光考慮律師費，也很難接受二審只提交一份辯護詞的做法。由于律師越來越多，介入辯護的比例不斷增加，迫使法院思考并改進二審開庭問題。但是顯而易見，作為主要的上訴審法院的兩中一高（兩個中院和一個高院），離各個方向的郊區（縣）均有大約100公里的距離。視頻開庭技術的出現和成熟，解決了這個難題。隨著視頻開庭的廣泛運用，稍有爭議的上訴案均可公開開庭，不再需要法警天不亮就閃著警燈奔馳在高架道路上，為的僅僅是趕上上午九點開始的庭審。
當然，正如直接開庭并不意味著實體判決就是公正的一樣，視頻開庭與審判結果之間同樣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至少，司法活動所要求的裁判者與被裁判者當面溝通的親歷性原則是做到了。同時，訴訟體制本身還具有“程序吸收不滿”的功能。意思是，你只要開庭了，讓被告人有當面陳述并辯解的機會，即使最后的判決仍然有錯，被告人也較容易接受這個錯誤的判決。相反，如果司法程序不給當事人申辯的機會，不滿足當事人預先已經知道的權利，即使判決在實體上是正確的，依然心存不快。
過往的30年，作為律師，我們沒有看到訴訟體制的明顯進步。
但是在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司法有了一些外圍的較為細碎卻是有目共睹的變化。比如一些司法機構的硬件設施，以及律師作為一個群體參與糾紛解決的范圍及方式。
兩個中院正在實踐的視頻開庭制度，一中院進行的證人異地出庭作證的試驗，二中院推出的網上立案措施等等，都算是一些可喜的細微的嘗試。既然我們不能左右大勢，不妨開口贊美細節。因為細節也是正義的一部分。
讓我們一起想象未來十年的細節。
被告人在看守所，律師在辦公室出庭，包括會見以及大部分的取證、閱卷，都通過互聯網以視頻的方式完成。再進一步，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在出差途中參加開庭。當然，那樣的話，我們還需要出差嗎？
一切皆有可能，問題在于我們的決心有多大。
30年太久，只爭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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