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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綿往事述點滴
日期：2014-12-26 作者：鮑培倫
2014年11月13日凌晨，著名女律師倪彬彬老師因心力衰竭于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瞑然長逝，享年83歲。數日之前，同屬倪老師學生的宋小紅、朱洪超律師和我一起去醫院看望已入重癥監護病房的倪老師，她雖身負沉疴，但在病榻上卻無呻吟之狀，猶能與我們目視示意，眼神中蘊含著對生命的信心和對人生的坦然。故而，旋即聞悉噩訊，不免黯然神傷……
一、職業啟蒙，盡責開明
32年前，我大學畢業實習被安排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法律顧問處”是律師事務所的前稱），由倪老師帶教。倪老師那時比我現在還年輕些，故自師從倪老師，就律師工作的年份而言，至今已度過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實習之初，我對自己適合做什么工作，今后入什么行業是茫然的。雖然倪老師在和我閑聊時也會談及就業的門類，但她并沒有“灌輸”我要有志于從事律師工作。后來我知道，她之所以未輕言應從事什么職業，是因為實習初始時還不了解我是不是做律師的“料”。
倪老師那時從事的全是訴訟業務，民事代理為主，也有些刑事辯護。實習期連頭帶尾才3個月，刑事辯護可以隨著倪老師歷經一個審級的訴訟程序，民事代理大多只能有始無終或無始有終，甚至無始無終。
倪老師作為我律師生涯的開門老師，給我的初步印象就是盡責而開明。凡是我中途參入的案件，她會不厭其煩地介紹案情的發展、代理思路的形成及其依據，還經常用比較法論證為何選擇此方案，直到我領會為止。接著，她就讓我撰寫代理詞。有一次，我擬寫的代理詞交倪老師定稿，她作了些修改后讓我交付打字員打印，但我盯著稿件遲遲未起身，我感覺到倪老師已在注意我，意在催我快交付打印。我鼓起勇氣走到她桌前說：“倪老師，我看這處還是不改為好”，并說明了理由，等待著發落。沒想到她很耐心地聽我說完，再提了幾個問題，等我作答后，她滿面笑容對我說：“既然你能自圓其說，就照你的意思定稿吧！”這樣，她的修改稿又回復到我的原稿。我沒想到，一位著名律師會如此“容忍”初出茅廬的我的“異議”。
二、解讀律師，引領入行
大約過了1個月，倪老師就放手讓我上庭發言了（那時的實習生可以隨律師一起上庭發言）。這是一件刑事辯護案：被告人將被害人拳打致脾臟出血，被害人數日后死亡，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是故意傷害（致死）。通過案卷反映，被害人惹事在先，且拳打致脾臟出血系時隔數日后由法醫鑒定所得出的意見。在倪老師的啟發下，我建議作無罪辯護，但倪老師認為被害人惹事在先的情況還需深入了解，就和我一起穿街走巷，找了相關證人了解被害人惹事的詳情，使這部分證據比原來的材料更為充實。此外，倪老師還提示我遇到專業問題（案件中的脾臟出血）應請教專家，又和我一起向醫學專家咨詢。不論調查還是咨詢，倪老師總是先讓我問，然后她再補充。她起先已提醒過我：“做律師的自己開口（說）、動手（寫）是基本功，不要光聽光看，如何做靠你自己悟，這沒辦法手把手教你的。”后來我明白了，老師平素說的點點滴滴的內容，就是“教”；如果我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那就是“悟”了。
案件開庭那天，盡管事先作了充分準備，但辯護意見是被告人系正當防衛應屬無罪，故控辯雙方庭上交鋒激烈，我的弦是繃緊的。法庭辯論時，我情緒處于激昂狀態，由于手勢過大，將“辯護人”的席牌掀落在地，這時的倪老師輕聲耳語道：“說得很好，別管它，說下去”，我的思路才沒被中斷。
一審判決下達了，結論是被告人構成故意傷害罪，被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執行。按一審判決，被告人雖可以獲釋，且當事人和家屬對結果均感到滿意，但我總覺得功虧一簣，主張勸說被告人提起上訴。倪老師不贊同我的意見，她就案論案說道：我們依法辯護提出的意見是恰當的，不等于法院沒全盤采納就是錯誤的，從判決結果看，不能認為法院沒重視我們的辯護意見。倪老師見我尚存疑惑，最后以平和的口氣對我說：“是不是你認為定性和量刑是兩回事？你應該考慮一下不同角色的不同視角，想想吧！”我掂量著這話，沒接口，也沒再堅持上訴的主張。
多年后，我對倪老師最后一番話的感受更加深刻了。
我實習即將結束，倪老師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我看你很適合做律師”，并對我問的諸多“為什么”逐一談了自己的看法，其內容所涉有我行事風格的、個性特征的，以及志趣傾向的等等。我感受到倪老師不僅帶教我辦案，還發現并挖掘了我的“潛能”，她是我選擇律師行業名副其實的引路人。
三、律師之德，為人之道
為師者，只“教書”不育人，不可稱其為良師。倪老師不經意間將她的價值觀和為人處事之道呈現在我面前。
八十年代初，大量的遺產糾紛案隨著“文革”結束后對民族資本家的落實政策而產生。有件我中途參與的遺產繼承案：被繼承人為落實政策對象，有一子一女，亡故后留有大筆遺產，落入其子（被告）手中，其女為原告，要求分割遺產。倪老師是被告代理人，從厚厚的案卷看出，倪老師接受此案后，向大量的知情人調查取證，證明被繼承人生前向諸多親友和鄰里口頭表述過自己的財產今后全部給兒子，倪老師認為這種真實意思表示即是法律上的“口頭遺囑”，當然，取證的具體情況比較復雜。我感覺倪老師對這案件“煞費苦心”。法院有次調解，我參加了，從中得知被告是個閑散人員，無業，憑借長輩留下的巨額財產，裝束奢華，作派帶有幾分“紈绔”。從審判人員主持調解的基調，不難判斷倪老師提出的“口頭遺囑”的觀點已被初步采信，但倪老師很執著地勸說被告讓出一部分遺產給原告，從而達成調解協議。
在離開法院的路上，倪老師在和我交談中流露出對委托人略有微詞的評價。我很不解，既然對委托人頗有微詞，為何不遺余力地將被繼承人隨口說說的內容上升到“口頭遺囑”？既然“口頭遺囑”之說已基本確立，為何又努力勸說委托人放棄一部分？事后，我與倪老師聊起這些問題，她的想法是，不要因對當事人為人風格的好惡，影響律師盡心盡責的程度；在調解氛圍下，不要忽視社會倫理、親屬親情。
四、漫漫人生，“處世”之師
又一次，我和倪老師一起去南匯辦案，我得知這里是倪老師的出生地。她出身于當地的“大戶人家”，早年丁艱，靠家族長輩撫養直至大學畢業。特殊身世造就她獨立、善良、謹慎、坦然的人格特質。“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和其丈夫的“右派”身份，整個家庭備受沖擊，她被下放到環衛系統任教，學生都是成年的清潔工，有帶孩子進課堂的，有在課堂上打瞌睡的，更有隨意遲到早退的。為了盡己職責，倪老師還是從感情上接近他們，理解他們，盡力做好本職工作。
按師從倪老師的時間先后，宋小紅是我師姐，朱洪超是我師弟。每逢春節，我們總相伴一起看望倪老師。倪老師退休后，潛心于作畫、書法、讀書。她身心清靜，神情超然，雖然年事已高，但仍如當初雍容優雅。她將自己的書畫作品讓我們分享，從中散發著恬靜、獨立和超逸。
倪老師淡泊于名利，恪守于德操。當我們學生輩或有獲取榮譽之時，她鮮有稱贊；而當我們漫談人生，感到我們朝真諦接進一步，便面帶微笑連連稱道。晚近幾年，倪老師每每與我談論玄學，我們幾乎不談本行之事，因為隨著我們這代年齡的增長，倪老師已漸漸從“處事”之師轉型為“處世”之師。
倪老師已駕返瑤池，從此天人永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親之道，倡導晚輩“善述其事，善繼其志”，我也將其視作尊師之道。今雖片紙只字、掛一漏萬，但已隨之沉浸于不盡的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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