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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模擬運作范例：活雞定價
日期：2014-08-11 作者：高東利
香港《明報》今年2月20日曾報道：“本港因驗出內地活雞帶有H7禽流感病毒，停售活雞21日，昨天首日復售，約2.5萬只本地雞‘獨市’供應,本地雞農、批發商及零售商承認三方聯合定價，適齡雞每斤批發價一律賣23.5元，較上月初的15元貴逾五成，協議維持約一個月；零售價亦變相拉高至每斤逾40元，有雞檔東主稱，零售價較預期加了5元。有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均認為，業界涉‘合謀定價’，違反預料明年實施的《競爭法》……新界養雞同業會副監事長李良驥承認，前晚在該會的春茗上，曾與本地活雞批發商代表連德興，以及代表零售業的港九雞鴨行職業公會主席黃詠楠商討復售定價，三方達成共識定下‘中位數’，‘因今次無內地雞（供應），希望有個平穩價格給市民’。”
香港活雞供應來源主要分內地進口和本地活雞兩種。如內地活雞進口仍未恢復，香港活雞供應乃由本地雞農壟斷。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貨源短缺，以及缺乏內地活雞的競爭，本港活雞價格上升乃經濟學上的自然現象。
縱然本地雞農和雞販不需面對內地活雞的競爭，但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本港雞農和雞販仍需面對同業間的競爭。這種同業間的競爭理應會令消費者能以公平的市場價格購買到活雞。這就是說，若某一本地雞農或雞販過分地提高活雞價格，消費者也能夠從其他的雞農處以較低的價錢購買到活雞。
但如果本地雞農和雞販聯手就活雞價格定價，這種同業間的競爭便會消失或減弱。沒有了競爭的壓力，消費者便只能夠以雞農和雞販們所協定的價格購買活雞。在這情況下大家可以想象，在定價時，雞農和雞販們會以消費者的利益著想，還是以自己的經濟利益著想?
世界多國和地區如中國、美國、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均已就針對類似的反競爭行為立法規管。香港立法會也已于2012年6月14日通過了香港法例第619章《競爭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并預料將于2015年內生效。
《條例》規定主要禁止兩種反競爭行為：
第一，任何“業務實體”（包括任何從事經濟活動的實體，以及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然人）均不得訂立或執行任何協議、經協調的做法或決定，因為該目的或效果是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第一行為守則)。當中有4個主要針對打擊的范疇，被例為“嚴重反競爭行為”，包括合謀定價、分配市場、限制生產和串通投標。
第二，在市場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的業務實體，不得借從事目的或效果是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行為，而濫用該權勢(第二行為守則)。
在《條例》下,雞農、批發商及零售商合謀定價的行為應如何分析?這大致可分為橫向(horizontal)協議和直向(vertical)協議。從活雞供應鏈上看,雞農是最頂層的供應者，下一層是批發商，再下一層是零售商。橫向協議是指于供應鏈同一層內商戶間的協議(譬如雞農和雞農間的協議)，即競爭者之間的協議；直向協議是指于供應鏈上下層商戶間的協議(譬如雞農和批發商)的協議，這種協議一般不牽涉到競爭者間協議的問題。
由于在供應鏈同一層內的商戶為彼此的競爭者，橫向協議對傷害公平競爭環境的效果相對明顯。就直向協議而言，除非協議的上下層具有影響力的市場占有率，一般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輕微。打個比喻如批發商們合謀議定活雞批發價為４０元一只橫向，那零售商便一定要用４０元的定價購買。但如單一批發商與合作的零售商合謀決定零售價為４０元一只直向，批發商間的競爭并沒有被消除，那其他零售商還是可以從其他沒控制零售價格的批發商那里購買。當然如果批發商的市場占有率大如百分之五十，那零售商們便很可能會迫不得已要從那些要求控制零售價格的批發商處入貨。
《條例》并沒有就橫向和直向的協議作出區分，因此所有的協議均一視同仁。要留意的是《條例》的執行機構，即競爭事務委員會，其有權就某種特定類別的協議發出集體豁免命令包含在集體豁免命令內的協議均不構成違法行為。根據國外的經驗該等集體豁免命令一般都會明確豁免符合經濟效益條件的直向協議。但競爭事務委員會尚未就此發出指引或豁免命令，因此將來的發展要拭目以待。
縱然如此，因直向合謀定價一般為“ｒｅｓａｌｅｐｒｉｃ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即零售價操控為嚴重的反競爭行為，除非有重大的經濟效益的理由支持，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此等協議豁免的機會不大。
合謀定價的目的或效果很明顯是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這是有違“第一行為守則”的規定。如上所述，合謀定價是嚴重的反競爭行為。在我們的例子里，如雞農、批發商及零售商的協議、經協調的做法或決定去合謀定價，在《條例》中都屬于違法。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第一行為守則”不適用于一年營業期總計營業額不超過２億元的業務實體，但《條例》也明確規定該豁免并不適用于牽涉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協議，即包括合謀定價、分配市場、限制生產和串通投標，故雞農、批發商和零售商并不能以此作為抗辯的理由。
如身處內地的供應商就出口香港的活雞合謀定價，又是否違反《條例》﹖這個問題牽涉到《條例》對境外活動的管制。《條例》清楚地規定“第一行為守則”適用于所有目的或效果是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協議、經協調的做法或決定，即使有以下情況亦然——
一是該協議或決定是在香港境外作出或執行的；二是該經協調的做法是在香港境外從事的；三是該協議或經協調的做法的任何一方是在香港境外的；四是執行該決定的任何業務實體或業務實體組織均是在香港境外的。
因此，所有牽涉到在香港活動的經濟實體均有可能受到《條例》的約束。在我們的例子中如身處內地的供應商們就出口香港的活雞合謀定價，這明顯是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做法，在《條例》中也屬違法。
《條例》規定，觸犯“第一行為守則”的罰款可達業務實體在該項違反發生的每一年度的營業額的百分之十，或如該項違反發生的年度多于３個，那罰款總額可高達業務實體在該等年度內錄得最高、次高及第三高營業額的３個年度的營業額的百分之十。
在《條例》生效后，合謀定價者一般會確保定價協議的保密，以逃避法律責任。《條例》因此賦予競爭事務委員會廣泛的調查權力，包括：
１、要求任何人向該會交出任何攸關該調查事宜的文件或其副本；２、要求任何人在指明的時間及地點，出席該會的聆訊，就關乎該調查事宜回答問題；３、要求回答或陳述人借法定聲明核實該等解釋、詳情、回答或陳述的真實性；４、向法庭提出申請搜查令，授權該命令所指明的人，以及協助執行該命令所需的其他人，進入及搜查藏有攸關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事宜的處所。
任何人在無合理辯解下沒有配合競爭事務委員會的調查即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２０萬元及監禁一年。故意銷毀或以其他方法處置與調查有關的文件，捏改、隱藏該文件，以及安排或準許銷毀、處置、捏改、隱藏該文件也屬違法。任何人妨礙另一人行使搜查令所賦予的權力，也屬于違法。以上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１０萬元及監禁兩年。
最后，任何人于法定聲明中故意作虛假或失實陳述均為觸犯作假證的罪行，最高刑罰可處監禁７年。是故，雞農、批發商和零售商在《條例》生效后謹記三思而后行●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