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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會責任看得很重、很重
日期：2007-08-28 作者：趙薇 法治報記者葛子長 閱讀：3,929次
近年來，黃浦區司法局在律師中強化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機結合，以提升社會公信度為目的，堅持開展各種形式的執業紀律、職業道德教育活動，組織律師積極參與公益法律服務。
康昕律師事務所是黃浦區一家擅長醫療糾紛代理的律師事務所，該所積極響應市律師協會和區司法局“為弱勢群體提供優質、高效、誠摯的公益法律服務”的號召，積極為百姓維護權益。今天讓我們走近這個群體，感受一下他們為民服務的風采。
薛安軍：坐堂電臺《東方大律師》節目
“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責任，多一份付出”是薛安軍一貫的執業宗旨，無論是當大夫還是做律師，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不斷豐富著這句話的內涵。
醫學碩士、曾任第二軍醫大學講師、北京軍區某醫院醫生的薛安軍1999年獲得律師執業資格后，步入了律師界。一年來，這位既懂法又懂醫的律師5次被東方廣播電臺請進《東方大律師》欄目，現場解答聽眾的法律咨詢；為配合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交通信息臺》舉辦的涉及交通事故、醫療事故等法規條例的宣講，他4次作為特邀嘉賓走進直播室，現場接聽來電。
節目播出后，大量的來信轉到了薛律師手里，半年就收到50余封。答復這些涉及醫療糾紛的法律咨詢，須對醫患雙方負責，有時來信只是寥寥數語，薄薄一紙，薛律師便根據信中的電話，主動去電詢問詳情；有時寄來的是數百頁紙張的一大摞復印件，包括歷時十幾年的病史紀錄、五花八門的化驗報告、幾經輾轉的上訪信件，光是看材料就得花費不少時間，更何況還要查閱相關的醫學文獻、司法解釋，還得斟酌一番回信的措詞用語。
為了給聽眾更直接的法律幫助，直播時電臺公開了薛律師的手機號碼。便捷的聯系方式，方便了群眾，“苦惱”了自己，自從薛律師公布了電話號碼以后，來電之多尚且不說，有時通話時間之長，令人咤舌。一次，薛律師剛做完直播，還未走出廣播大樓，就接了三個電話。第三個來電者是位想為自己立遺囑的七旬老太，也許老太年事已高一時半會弄不明白，拿著話筒不肯放。薛律師耐心回答、反復解釋，從廣電大廈門口的虹橋路一直接聽到中山公園地鐵出口。
“答疑解惑，確保一方平安。”薛律師對自己開展公益服務是這樣理解的。家住楊浦區的一位老伯，60年代曾進行膽囊手術，后又患上了消化不良癥，老伯認定是醫療事故，開始了曠日持久的上訪。東方廣播電臺轉來了上訪材料，薛律師從法律、醫學兩個角度向家屬做了詳盡的說明，告知無論從訴訟時效、舉證責任、醫療行為、病因、鑒定等方面都證明老伯要狀告醫院是不會勝訴的，無休止的上訪是毫無意義的。家屬認為律師的闡述客觀公正、合法入理。遂采納了他的觀點，從此不再上訪。
平息了一場歷時十余年無謂的上訪，是律師的“份內”還是“份外”？薛律師的回答是：維護穩定，是律師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東方大律師》欄目在電臺工作人員和律師的共同努力下贏得了大批忠實聽眾。一位在湖北省服役的軍人，親屬因故成了植物人，聽了節目后，欣喜地告訴家屬，快去信東方臺。于是又一件頗具難度的醫療糾紛擺在了薛律師的面前……
黃惠民、張濱：他們接受艾滋病患者的委托
申某偕妻陳某從湖北農村來蘇州開了一家發廊，小日子剛有起色，不料禍從天降：陳因妊娠貧血曾5次輸血和注射人血白蛋白，兩年后被“艾滋病檢測確認中心”確認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個月后，丈夫及兩歲的女兒也被確認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絕望中，申某以曾就醫的兩家醫院為被告，以輸血和注射感染艾滋病為由向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
訴訟前，申某走訪了蘇、滬近十家律師事務所要求律師代為訴訟，出于各種原因沒有一家律師事務所愿意接受委托。無助的他慕名來到了上海康昕律師事務所，黃惠民、張濱兩位兼職律師接待后深表同情，主任黃宜辰當即向黃浦區司法局請示，區司法局立即作了特批，并指示：為弱勢群體提供無償法律援助義不容辭。
這起歷時一年的醫療糾紛訴訟案，經歷了無數風險。一次，律師在當事人住處調查取證時，被蚊子叮咬了幾口。一位是醫學博士，一位是醫科大學副教授，兩律師比他人更清楚這非同小可的“幾口”：一次叮咬，就意味一次“血液傳播”，怎不令人談“艾”色變。事后，面對記者的采訪，兩位律師袒言：那時曾擔驚受怕了整整半年，反復查閱醫學資料，多次去艾滋病檢測確認中心化驗，直至半年后未出現可疑癥狀，方稍稍松了一口氣。“當時隨便找個借口，我們就可以終止代理，但是既然接受了委托，就要對當事人負責到底，這是律師的職業道德”。
在兩位律師的努力下，此案采用的“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醫療事故賠償案件過錯推定”原則在當時尚無法律規定，蘇州基層法院經審委會討論、請示后才艱難地斷下了“第一例”，除判令被告一次性賠償50萬元外，每年支付醫療費、生活費18萬元直至原告痊愈。此案開創了國內此類賠償案件的先河，使被害人在生命延續之年有了相對穩定的醫療和生活保障，重新點燃了生活的勇氣。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將此案列為審判實踐中的經典判例。
兩律師的敬業，換來的不僅是原告的勝訴，律師提出的“控制艾滋病的血液傳播，保證采供血的安全”、“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醫療事故賠償案件過錯推定”的建議，為我國法律制度的完善及法規的修改作出了積極貢獻。此后，“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作為一項重大的法律制度的突破，被修訂列入法律條文。
黃宜辰：身先士卒的領頭羊
步入康昕律師事務所，環顧四周，除了看到一則《事務所簡介》外，沒懸掛一面錦旗，沒張貼一條“豪言壯語”——如同主任黃宜辰律師不事張揚的性格，一切是如此的樸實無華。建所六年，“高效、優質、誠信”的服務理念已凸顯在每位律師及行政人員的工作中，由此贏得的委托人的贊譽。
上海電視臺《庭審記實》欄目曾報道了黃主任代理的一件勞動爭議案。原告劉某患有精神分裂癥，要求單位與其恢復勞動關系，黃律師為原告訴訟代理人。案件本身并不復雜，難的是，當事人是位精神病患者，其兄作為法定代理人（委托人）是位中風十年的病人，社交障礙、信息閉塞、思維遲鈍——導致了律師與委托人之間溝通的困難。
和別人用一句話能道明的事，起碼得用十句才能解釋清楚；一小時就來了三次相同內容的電話，只因擱下電話就忘了剛才的通話內容；請委托人提供相關證據，送來的是“搭界的”和“勿搭界的”混雜的一大堆材料。
本案的關鍵是原告的申請行為是否有效。爭議的焦點是，被告是否在明知原告無行為能力的前提下，批準了原告的辭職申請。需要證明的是，當時的原告是否能認知自己行為的后果。庭審中被告辯稱并舉證了原告進廠十幾年，結婚、生子，工作表現良好且立過功，未顯示任何精神病癥狀，兩年前是原告自己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申請后，被告方予準許。而原告一方，因當事人和委托人均存在思維障礙，本應該保存的證據卻大部分丟失，使原本有理的訴請，因舉證困難，變得有理無據，難以令法院采信。黃律師并不氣餒，從蛛絲馬跡中尋找證據來源，終于在一大堆“雜物”中翻出了一張32年前某精神病防治站的醫療費收據，黃律師隨即趕往醫院取證。并同時將從委托人居住地、單位等處收集到的當事人行為異常的各種細小表現，用醫學專業術語提煉成病情的描述紀錄。律師的積極取證，終于使司法鑒定中心根據律師提供的翔實書證，結合原告的檢查情況，出具了“被鑒定人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癥的鑒定結論。
案件勝訴了，黃律師卻不愿多談。他說：應為而為，律師的職責；應為而不為，律師的失職。一件普通小案，不足掛齒。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