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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群體事件解讀：不能認為外來人就是要惹事
來源：東方早報 日期：2011-06-20 閱讀：5,042次
廣州群體事件解讀：不能認為外來人就是要惹事
進入6月，廣東一周之內連發潮州、增城兩起打砸燒事件，雖然目前兩地治安已趨平穩，但事件暴露的一系列社會深層次問題卻引人深省。為此，早報記者分別對話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上海政治學會會長桑玉成教授，廣東省政府參事王則楚和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郭巍青教授，試圖剖析這兩起事件的原因并探討解決之道。
外來工本地人為何有矛盾？
雙方收入與公共服務
差距巨大帶來矛盾
東方早報：這兩起事件似乎是在四川務工者與當地部分居民之間長期積壓著矛盾……
王則楚：不能狹隘地將這個矛盾僅僅看成四川人與廣東人，或者外來民工和當地居民之間的矛盾。說白了，是外來工在當地沒有得到同等的公共服務。像在增城新塘，本地人要不就是老板，要不就是靠出租房子、鋪子過活，這些都是屬于本地人的財產性收入，這些人過得極好。而外來民工呢？他們僅靠勞動性收入過活。而且隨著當地經濟不景氣，勞動力大量富余，這些外來民工因為在這里待久了，不愿離開，于是想著在當地做小買賣，這樣一來，自然打破了原先由本地人壟斷的小買賣市場，雙方矛盾就開始積壓。
郭巍青：至少起因是。但其間的矛盾，又與地方政府與老百姓、社會貧富差距的矛盾交織在一起。這次兩個事發地，共同點都是經濟發達地區，新塘是珠三角經濟發展前沿的位置，傳統上也是比較復雜的地方，潮州的主導產業也十分明顯，是一個專業鎮。他們是具體的小城鎮都市化的縮影。比如潮州，起因是勞資糾紛，反映了本地老板和外地打工者之間的矛盾。在增城，在外地人看來直接導火線是亂收費的本地人，于是本地人是種與他們對抗的力量。增城是個很富有的地方，尤其新塘，本地村民靠土地出租致富，外來打工仔租鋪、租房……又在本地政府的規定下遵守哪里可以設攤，哪里不可以，以及一系列潛規則，因為長期形成了這樣一種格局，那么在外地人角度，仇富與仇本地人是交織在一起的。這些事實上擠壓了這群人的生存空間。當地的高檔別墅、商務樓是多了，也不那么亂哄哄了，地方政府靠地皮搞出錢來，卻損害了這部分人的生計，被排斥感就越發重了。
東方早報：這種矛盾這么容易就一觸即發了嗎？
王則楚：和當地執法人員的水平有關。至少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地方的一些執法同志并沒有真正認識中央關于社會管理的精神，他們的行為反而激化了雙方的矛盾，其實這些矛盾、摩擦完全可以經過民事調解、有效溝通等形式化解。
東方早報：這兩起事件似乎起因不大，為何演變得這么激烈？這次潮州通報的原因中又出現了“不明真相的民工”。
桑玉成：很多群眾卷入這個群體性事件，起哄、鬧事，和是不是明真相沒有直接關系。明或不明真相，不是決定他是否卷入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現在有些群眾覺得一有事情，就是官員欺負老百姓，于是就站到被欺負的一邊。導致一個人卷入與他利益不直接相關的群體性事件的原因或動機很復雜，譬如說他純粹是出于“路見不平”，或者他可能在其他場合其他時間也或多或少經歷過類似情況，所以心里積壓著一些怨氣，然后就找到了一個導火線。
東方早報：難道所有有外來務工人員涌入的地方，都會有類似的矛盾嗎？
王則楚：外來工和部分當地居民有矛盾，并表現出不能和諧共處，無非兩個原因：一是外來工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其中包括無相應的居民委員會等組織的選舉權等；二是勞動收入與當地居民財產性收入之間巨大的差距。這兩點解決不了，這些矛盾就不可回避。
“同鄉會”起了什么作用？
外來工建同鄉會
抗衡當地潮州幫
東方早報：這兩起事件中，特別是潮州事件明顯有“同鄉會”的影子。
郭巍青：如果同鄉會在上述事件中成為與管理部門對抗的力量，肯定要從當地具體的情況來分析。在新塘，牛仔褲制衣行業占半壁江山，但自從金融危機后，新塘的制衣行業訂單一直不穩定，來個訂單，要求在十天半個月出活，之后可能很長時間沒活干。于是發展出一套靈活的用工制度，中小企業與工人之間的關系是松散的。工人是自然流動的，工資日結，工人也樂意，這樣一可以談高薪，二不容易欠薪。因為都是忙季招人，工人在工資談判中也有利。在此格局下，自然會有類似于工頭的人幫助一些制衣企業召集工人，那農民工憑什么認同這個工頭？老鄉情。所以我們應在這個格局下來考慮為什么會有同鄉會――無論這個同鄉會是得到認可的還是沒有得到認可的，同時來理解為什么一起簡單的糾紛會突然冒出那么多人出來行動。
王則楚：潮州事件中有同鄉會的影子，這點我不驚訝。本身“潮州幫”就是在全國聞名的，在國外也是。潮州人口非常密集，人均耕地非常少，這讓他們喜歡抱團，所以外來工要在當地扎根，也必須發展出自己的同鄉會與當地潮州幫抗衡。但新塘事件中同鄉會的影子不突出，也很好理解，新塘處于廣州、增城、東莞的一個三不管地區，當地歷來各自為陣，不容易抱團，但容易出現以村為單位搞治保隊。
東方早報：有人認為無論同鄉會還是村的治保隊，都有點特殊群體“割據式”自我管理的意思，這就給政府的管理增加了難度……
王則楚：是，其實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不注重社會管理，甚至很多時候在強化地域管理，事實上可能會加深一些群體間的隔閡，其實更應該強調大家都是中國公民和作為公民的權利。
為什么發生在廣東？
經濟越發達
利益分化就越明顯
東方早報：按我們的一種說法，發展中的問題還是需要用發展來解決，廣東經濟總量連續24年全國第一，為什么還會發生如此激烈的摩擦？
桑玉成：我還是需要說明，這兩起事件應該是偶然的。不過我認為，盡管發展中的問題確實需要用發展來解決，但在我們這樣一個“利益分化的時代”，你越是發展，你所面臨的矛盾和困境也就越多。因為越是發達，利益分化就越明顯。廣東發展吸引了很多外來工，那是非常低價的勞動力。如果說開始的時候，很多民工從貧困農村出來一下子能賺幾百塊錢應該算是滿意了，但逐步地，他們就會在這個環境中體驗到社會的差距和不公平，心里積壓的不滿情緒，甚至某種對抗的情緒就會逐步爆發。
東方早報：如何讓外來工在本地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空間？
桑玉成：應該是說要讓所有的人，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都有其各得其所的生存空間。一個地方的發展，既離不開本地人，也離不開外地人。因此，有必要給所有人一視同仁的身份認可和權利保障。唯其如此，也才能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形成良好的共識。譬如說和諧穩定，無論政府還是民眾，無論本地人還是外來人，絕大多數人都希望生活在和諧穩定的環境中，在這點上具有共識的基礎。所以我們必須把外來人口看作是一個平等的主體，不能認為這些人就是要惹事的，一定要管控的。在形成這樣的共識基礎上，給予所有的人同等的權利，有了權利才能負起責任。
東方早報：那怎樣才算真正把他們視為社會主體呢？
桑玉成：主要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過上良好的政治生活。我前幾天在《人民政協報》發表有一篇文章，“有一種生活叫政治生活”。人民群眾固然有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但也有日益增長的政治生活的需求。我國不少民眾缺乏政治生活、公共生活、社會生活的實踐，他們不知道怎么通過規范的、有序的渠道來反映他們的訴求，往往采取較激烈的方式。實際上這些問題不完全是民生問題、利益得不到滿足的問題，它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了，而政治問題的解決，要用政治發展的實際進程來解決。
維穩難的原因在哪？
首先要維護
人民群眾的安全感
東方早報：外地務工者如果感覺路越走越窄，對未來越來越悲觀，政府的維穩難度豈不更大？
郭巍青：確實挺難的。事實上也沒有一個組織跟他們溝通，現在是政府定規則，底下收錢。當地發展需要這些外來工，他們和本地人理應成為命運共同體，可現在是天天看得見的貧富差距。但站在本地人角度，有所管理就得收費。這是個兩難。但有條原則，就是讓外地人參與管理，分享發展成果，調動外地人積極性。
東方早報：有人說有些地方政府目前的維穩思想注重短期穩定，從而導致政府很忙……
郭巍青：現在的維穩仍依賴于一個從上而下的，依靠政法、公安的模式，這種手段無法解決具體矛盾，所以只能不斷當救火隊，而且目前看來，一旦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手段也非常有限。比如增城，上萬警察、武警、部隊等到了當地把路封住，在街上防備，僅起到威懾力量。為什么不動？怕動手了有傷亡局面更不好控制。所以要解決這些社會深層次的矛盾，要政府出臺更多服務性措施，一個個家庭扶持。比如，增城孕婦擺地攤這個事，要放在城里，媳婦兒懷孕，可是當寶貝的。那么新塘那么富，政府能否定個規定、標準，給這些外來人加薪，讓他們租得起房，過上像樣的生活，如溫總理說的那樣，過上體面的、尊嚴的生活，總之不能出現孕婦擺地攤這樣的情景。
王則楚：有些地方的維穩觀就出了問題：一味強調維持當地的秩序穩定，這是不妥的。維穩，首先要維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沒有人民的穩定生活，國家怎么穩定？所以概念要改過來。中央一再強調維穩是維護人民的穩定，但到下面就做得走樣了。
東方早報：前陣子深圳清理出8萬“潛在高危人員”，引發很大爭議。
郭巍青：按這個思路，除了清理還是清理，花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財力，為什么不能改變思路？從社會保障、社會服務方面改善，讓窮二代過上像樣的生活，讓窮三代不受歧視，逐步改變他們那種總感到寄人籬下、低人一等的心理狀態。唯GDP、土地財政不是在創造一個容納的空間，反而把矛盾一再激化，所以維穩思路一定得改。
如何提高社會管理能力？
以“共識、共治”
來達成“共贏”
東方早報：農民工完全可以找有關部門或工會維權，但最后卻是同鄉會出頭……
桑玉成：其實我認為這不是規范意義上的“同鄉會”或什么社會組織。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事件之所以發生以及鬧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因為缺乏規范意義上的社會組織。良好的組織和制度是維系社會之秩序、和諧和穩定的必要條件。
東方早報：那么組織和制度設計的難度在哪兒？
桑玉成：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首先我認為是一個價值取向問題。盡管政府和過去相比，政府的強度、廣度、規模幾乎都是空前的，但由于社會是復雜的，再強大的政府也解決不了所有問題，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說你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問題，不僅如此，如果政府管了所有問題，政府也必然成了社會所有矛盾的焦點。我覺得，在這樣的問題上，一定要有種通過“共識、共治”來達成“共贏”的指導思想。
社會管理最重要的思路，恰恰不是需要政府把社會管全，而是需要政府扶持社會自組織的發育和成長，以不斷提高社會的自治能力，使國民共同承擔維系良好社會秩序和穩定的責任。如果外來工沒有一個規范的組織和制度體系，那么面臨的就是一個個的個體。如果他們有規范的組織，政府也認可，有什么問題就可以通過組織途徑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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