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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稱刑訴法設沉默權有難度 刑訊逼供恐難遏制
來源：法制日報 日期：2011-10-19 閱讀：2,152次
對話人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
田文昌
對話背景
律師隊伍是我國司法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國家民主與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為了讓公眾走近中國律師、了解中國律師,全國律師協會與法制網聯合推出了“影響力?中國律師系列訪談”節目,選取法治熱點話題,與知名律師面對面。
8月30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是參與刑訴法修正案草案起草前期討論的3名律師代表之一。全國律協刑事業務委員會是如何看待此次刑訴法修改的?對草案提出了哪些建議?圍繞這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與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展開對話。
□對話
草案內容喜憂參半
記者:您認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主要有哪些突破?不足在哪些方面?
田文昌:應該說草案有不少突破,主要突破和其中的不足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和排除的義務并規定得比較明確,但對排除的具體措施規定不夠。二是明確了證人出庭的范圍,但缺乏不出庭的法律后果。三是規定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這是非常大的突破；但還保留了如實供述的要求,這又形成沖突。四是明確逮捕拘留嫌疑人必須立即移交看守所,不得超過24小時；但沒規定所外提審的法律后果。五是增加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但沒規定不錄音、不錄像怎么辦?六是會見權,一部分和律師法銜接了,律師憑“三證”可以會見,但還有一些保留。七是明確了閱卷的范圍,但沒規定救濟方法。八是完善了鑒定人出庭制度,但是缺乏辯方鑒定啟動權的規定。九是量刑納入了法庭審理程序,但是操作起來還是有些困難,比如當庭宣判的問題不能解決,量刑的辯護還有一定的難度。
記者:有人認為,這次刑訴法修改太超前了,對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過多,對懲罰犯罪不利。
田文昌:我更擔憂的不是保護得過多,而是保護得太少了。我們仔細分析后發現,其實保護只是提出了些規定,而落實的措施不夠。
記者:全國律協刑委會代表全國律協向人大法工委提交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意見稿共多少條?主要涉及哪些問題?
田文昌:意見稿共45條,每條都附上了修改的目的和詳盡的理由?？傮w來說,意見稿針對現有草案,從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和律師辯護權這兩方面提出意見；同時還提到了刑訴法修正案草案沒涉及但我們認為應當改進的問題,比如無罪推定沒有開宗明義地明確肯定、辯護人一至兩人的數量限制應取消、代為聘請律師不應限于被告人的近親屬、律師調查取證權沒規定、刑訴法第三十八條問題沒解決、應增加與律師協商開庭時間的規定、死刑復核程序中的漏洞沒解決,這些都是遺憾。
設“沉默權”尚有難度
記者:草案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備受關注,這在實踐中能否得到有效貫徹?
田文昌:草案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嫌疑人應如實供述自己罪行,沒有拒絕的權利,更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這種規定本身就反映出它的不徹底性,在實踐中很難得到貫徹。要想真正貫徹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就不能要求嫌疑人如實供述。
記者:在討論草案時,曾提出要規定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但草案最后并未涉及,這是為什么?
田文昌:是否在草案里設“沉默權”,在討論時各方爭議比較大。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證據體系還是以口供為中心。如果設立沉默權,將從根本上改變偵查機關的偵查方向,就要從以突破口供為主,轉向搜集實物證據為主。經過反復討論,各方相對比較接受的結果是先規定不得自證其罪,不規定“沉默權”。
記者:有些人認為,西方米蘭達規則中的“沉默權”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在中國實現。
田文昌:沉默權在中國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存在不能實現的問題,不存在絕對的障礙,關鍵還是在于我們理念的突破。
長期以來,口供被奉為證據之王,以口供為中心是刑訊逼供最主要的原動力；如果有了沉默權就根本消除了刑訊逼供的原動力。消除原動力不是做不到,但是有難度,需要一個過程,我們應該往這個方向努力。
刑訊逼供恐難遏制
記者:社會普遍認為,草案還有一大亮點在于規定了嚴禁刑訊逼供的很多相關措施。
田文昌:草案確實規定了一些嚴禁刑訊逼供的措施,但還是缺乏明確的操作性,難以有效遏制現實中的刑訊逼供。特別是草案中刪除了以“威脅、利誘、欺騙”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
記者:您指的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中“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被修改為“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有人說,這只是用“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涵蓋了“威脅、利誘、欺騙”,并沒什么實質變化。
田文昌:明確列舉嚴禁威脅、引誘、欺騙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法律的引導有暗示性和明確性。盡管不能羅列所有的非法方法,但還是要詳細、明確為好。
排除非法證據需設救濟條款
記者:去年出臺了兩個證據規則,這次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又對排除非法證據進行了規定。有這么多規定,非法證據排除是否能夠真正實現?
田文昌:原來開庭時不能提非法證據問題,現在可以提,由法庭進行調查,這可以說是證據規則的一個進步。但怎么調查?怎么證明?出一張蓋了公章的書面說明就行嗎?當事人在看守所里怎么提供證據?誰會主動承認證據是非法得來的?即使要求辦案人員出庭作證,也不一定能解決這個問題。只要對方不承認非法取證,被告人還是無可奈何。
一些規定都必須加以明確,否則非法證據在實踐中還是不能有效排除。
記者:草案中規定了訊問過程必須全程錄音錄像,這一規定如何落實?
田文昌:非常遺憾地講,包括去年兩個證據規則出臺以后,我代理過的案件多次申請當庭播放錄音、錄像,至今沒有實現過一次。個別情況下,也只是斷章取義地播放。全程錄音、錄像對排除非法證據意義重大。
要排除非法證據,錄音、錄像就必須全程同步,而且要不間斷錄制并播放,因為只要間斷就不排除其間施加逼供,這樣的錄像不能證明任何問題。還有,必須規定若無錄音錄像就是控方不能充分證明沒有逼供取證,就推定為非法取證,這樣非法證據排除才能落到實處。
記者:您認為還應該從哪些方面來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
田文昌:最重要的是必須明確規定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手段,比如非法證據排除不了的要中止庭審,訊問過程全程錄音錄像必須有效落實。
全國律協的意見稿對排除非法證據的意見很具體、很詳細,比如建議增加規定“在辯護律師依法申請會見未被允許期間,偵查機關取得的被告人的口供是違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設立救濟條款、規定違法結果,方能保證立法得以正確實施。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