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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破解代孕倫理困境
來源：法制日報 日期：2011-08-03 閱讀：3,743次
以法律破解代孕倫理困境
有多少代孕母的合法權益因法律盲區而無法得以維護,有多少代孕產兒的法律地位無法得以承認,這已經成為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法律問題。因此,制定專門規制代孕行為的法律已成客觀需要,在兩難的倫理困境面前,我們須義無反顧地選擇法律進行破解。
代孕,俗稱借腹生子。早在2001年,衛生部就頒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2003年又修訂頒布了《人類輔助生育技術規范》。這一法規已明確規定了禁止“借腹生子”的行為。但是,一些或明或暗的代孕生意并不罕見。前兩天,在武漢當“代孕媽媽”的一名女子,因為沒有拿到胎兒流產后的補償費,憤然向武漢市工商部門投訴,并由此揭開“地下代孕”的黑幕一角。
2001年2月20日,國家衛生部頒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并于當年8月1日正式實施,該規章第三條明令禁止代孕,迄今該規章頒布實施已經整整十年。然而,關于代孕所引發的糾紛卻不斷見諸報端,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甚至成為名副其實的地下“黑色產業”。事實上,代孕問題作為言人人殊的倫理難題,我們很難簡單地用是非加以判斷,因此,代孕是否應當合法一直是生命法學、法理學熱議的話題。但是,只有對代孕進行合乎實際的法律規制,才能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矛盾和糾紛,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為人類服務的功效。
代孕問題隱含了一些倫理困境而遭到很多人的反對。首先,代孕行為使人體器官商品化、工具化,這會有損女性尊嚴,貶低醫學尊嚴和生殖尊嚴。其次,代孕行為會使傳統的家庭模式瓦解,并打破傳統的生育模式,出現婚外第三者,這對傳統的婚姻倫理形成了挑戰。最后,代孕行為不符合代孕產兒的利益。一方面,通過代孕出生的孩子從出生起就會陷入不可破解的情感糾葛之中；另一方面,代孕的商業化運作容易使代孕產兒被作為商品販賣。基于這些倫理道德上的原因,代孕成為很多國家法律上的禁區。
事實上,代孕問題體現了生物科技所面臨的法律危機。毋庸置疑,科學技術是人類理性發展的產物,并且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福音。但是,科技理性作為手段理性或工具理性,本身無法回答價值問題,因為,工具理性需要價值理性的引導,所以,作為理性產物的科技同樣需要法律理性的規制。也就是說,雖然利用人工生殖技術進行代孕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但是,人工生殖技術作為一種工具理性本身并無對錯,它是否能夠成為人類的福祉,關鍵在于人類如何利用,法律如何規制和疏導。在這個意義上,一味禁止代孕意味著我們對不代表任何價值取向的科學技術說不。
按照自由主義的法理,國家權力違反個人意志干預個人行為的唯一目的,在于防止個人行為對他人的危害。然而,僅僅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不論是物質的還是道德上的私利,都不構成采取干涉措施的充足理由,這就是著名的無傷害不禁止的“密爾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任何出于個人利益對他人不造成任何傷害的行為,都屬于不受國家和他人干涉的個人自由范疇。對于代孕行為而言,代孕以雙方簽訂代孕契約為合作基礎,通過代孕,不孕方可以獲得自己的子女,代孕方也可因自己的服務獲得一定補償。這種雙方行為不會造成對他人權益和公共利益直接或者間接的損害,因此,代孕行為屬于不折不扣的消極自由,在這個意義上,代孕行為應是值得法律保護而非禁止的。另外,追求幸福的權利和家庭權利是任何健康人基于個人人格而享有的基本人權,我們在因代孕行為所產生的一些社會后果而禁止代孕時,無形之中也剝奪了部分不能生育人士追求幸福的權利和家庭權利。基于這些原因,一次在我國的生命法學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專家達成了這樣的共識:“禁止代孕商業化無可厚非,但是,在我國嚴禁代孕未免有些武斷,這不符合我國的生育觀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并且剝奪了無妊娠生育能力婦女的生育權和建立家庭權,間接剝奪了健康男士的生育權,無形中導致了社會對這些婦女的歧視性待遇,更何況我國允許的代孕是一種利他主義的代孕行為,體現了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這與變相出租器官有著本質區別。”法學界對代孕行為的有限寬容,無疑對于破解代孕倫理困境和促進代孕的合法化,具有一定積極作用。
目前,由于代孕為我國法律所簡單禁止,代孕市場在中國仍屬黑市。但是,代孕行為在中國絕非鳳毛麟角。據衛生部科教司的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已開展輔助生殖技術的各類機構有400家到500家左右,而未經合法注冊的代孕機構和代孕網站也異常火爆,呈鋪天蓋地之勢。由此可見,我國的代孕市場呈現供需兩旺的狀態,每年有多少宗代孕行為在悄無聲息地進行,有多少代孕母的合法權益因法律盲區而無法得以維護,有多少代孕產兒的法律地位無法得以承認,這已經成為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法律問題。因此,制定專門規制代孕行為的法律已成客觀需要,在兩難的倫理困境面前,我們須義無反顧地選擇法律進行破解。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