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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斌案的普法意義
日期：2014-09-28 作者：王思維
每位法官的共同義務在于：對簡單案件的存疑，對普遍公理的質疑，對既往先例的謙抑，以及不受現實環境約束，勇敢挑戰權威的勇氣。
———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戴維·蘇特
近日，隨著歷時八年的念斌案塵埃落定，公眾再次將目光投向這位本來平凡無奇的年輕人。筆者想象，福建省高院的無罪宣告對念斌而言，一定是個哭笑不得的結果。因為，這份判決，意味著一個無罪之人，失去了人生中最寶貴的八年。
隨之而來的熱烈討論則完全可以預料。人們對此各抒己見，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念斌案將成為疑罪從無的標本，也有人認為本案是將假案包裝成疑案，為誣告陷害者遮羞；有人認為應當為堅守底線的“體制內健康力量”叫好，也有人認為四上四下、四生四死的曲折訴訟過程足以抹煞一份無罪判決所帶來的榮耀。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一位來自案發地司法機關———平潭法院的法官的觀點，其認為“疑罪從無并不等于冤案”，疑罪從無僅僅是法律上的無罪、證據上的無罪，真相如何不得而知。換句話說，不排除念斌就是真兇的可能。該文同時稱：“在國外，明知他犯了罪，但卻又找不到證據證明而當庭釋放的案件很多，律政劇中也很多，大家習以為常；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這樣的情形我們還是難以接受的。”在筆者看來，這位法官朋友的觀點頗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念斌案之所以歷盡曲折，最終才換來今天的結果，其根源皆在于此。我國的法律文化是否養成了“疑罪從無”生根發芽的法治土壤，決定疑罪從無原則的司法適用是否順暢，進而決定著千千萬萬個如念斌案一樣的個案的走向。
由此觀之，筆者認為念斌案的標本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本案的偵查活動確有造假情形的前提下，筆者姑且認為本案就是地地道道的疑案（請允許筆者對此也堅持“疑罪從無”），那么，本案無疑將再次向世人宣告：疑罪即無罪，疑罪不從無，就是制造冤案！誠如平潭法院的法官朋友所言，我國的法治氛圍依然十分薄弱，傳統文化中“有惡必報”的善惡因果觀依然根深蒂固。在這種現實土壤中，“疑罪從無”原則必然水土不服。同時，即便在相對專業的司法領域，我國長期以來堅持的以打擊犯罪、社會控制為導向的單一刑事訴訟價值觀，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疑罪從無”原則的生存。從這個角度看，念斌案及此前已爆出的許多類似案件的發生亦有其必然性。在“疑罪從無”無法生根發芽的司法環境中，司法者將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放在天平的兩端左右衡量，并且選擇其中較重的一個作為判決結果，將成為刑事司法的當然邏輯。并且，這種在法律人看來十分荒謬的邏輯甚至還具有較高的公眾接受度。因此，審視念斌案，大可不必升華得太過高大上，此案的意義，恰恰在于其常識性內容與普法價值。
一、法律追求真相嗎？
對于念斌案，公眾的疑慮之一是：如果念斌沒有殺人，那么殺人者是誰？難道真兇就這樣逍遙法外了嗎？解答這個疑慮還需從法律的價值追求說起。
有一句話十分恰當地描述了司法過程：“心中充滿正義，目光往返于規范與事實之間。”這句話的精妙之處在于其將司法所追求的目標與手段的關系勾勒得繪聲繪色。“心中充滿正義”說的是司法的價值追求，而“規范”與“事實”，則是實現價值的手段。司法的內在邏輯在于，以良法為前提，將事實與規范對照，所得出的結論即是正義。因此，法律所追求的并非真相，而是正義。
問題在于，如果法律不追求真相，那么拿什么與規范對照？若援引的事實是虛假的，結論依然是正義嗎？對此問題，法律也有自己的道理。往事如煙，事實一經發生，客觀上即無法還原。因此，一味追求客觀真相顯然屬于強人所難。在法律領域，有著“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區分，客觀事實即所謂的“真相”，而法律事實，即“被證據所證明的事實”，真相無法還原，但通過證據的證明，可以無限地接近。同時，通過為不同類型案件設置不同的證據規則，法律為“法律事實”的認定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從而保證了“法律事實”的證明過程是向接近真相的方向發展，而非與真相背道而馳。例如，在刑事司法領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可以防止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影響法律事實的認定。
因此，通過念斌案，筆者希望闡釋的第一個常識是：法律并不追求真相，其所追求的是“法律事實”，法律事實是證據證明的事實，它不是真相，但接近真相。
二、正義是相對的
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如果沒有真相，正義如何得以實現？真兇都查不到，難道這就是法律所追求的正義？
沒錯，樸素的善惡觀告訴我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報應是最基本的正義。當真相都無從知曉，善惡又從何判斷，正義又怎能實現？
早年，筆者去某監獄參觀，見到獄墻上赫然寫著兩行大字：“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多年以后的今天，筆者再回想起這兩句話，心中早已沒有當年的大義凜然之感，卻聯想到理想之虛幻與現實之冷酷。法律中有“應然”與“實然”之別。簡單地說，所謂應然，就是“應該是這樣”，而實然，即“實際是這樣”（請原諒筆者粗陋的法哲學素養）。應然是理想狀態，實然是現實狀態；應然是最優追求，實然是次優追求。聯系前文，“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顯然是應然。那么，實然呢？仔細分析，對上述應然狀態的追求，其實有其內在的邏輯矛盾。就如上文所說，我們必須承認真相無法完全還原這一客觀實際，在真相缺失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堅持追求“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就極有可能導致急功近利者炮制假象以代替真相，捏造出一個不冤枉好人、不放過壞人的“理想國”。毫無疑問，“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是理想的，是最優的，而當最優無法實現時，任何一個理性人的選擇都是追求次優。
因此，如果說絕對正義就是應然狀態下的“不冤枉一個好人，絕不放過一個壞人”，則法律只能追求相對正義。至此，新的問題便出現了：在冤枉好人和放過壞人之間（注：以好人和壞人來指代無罪者和有罪人確有不當，但姑且言之），法律該如何抉擇？或者說，冤枉一個好人和放過一個壞人，哪一個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惡果？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判決，其惡果相當于十次犯罪”，此言不虛！放過一個壞人，其惡果可能僅及于被害人，況且在制度優良的社會中，即便某一犯罪人被放縱，其再犯的可能性也不應過分被夸大。而冤枉一個好人，則會導致公眾安全感喪志，司法公信力無存，法律預測與指引作用無從發揮及社會法治信仰的淪喪。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一次錯判尚不為過，眾惡相疊，則可能導致法統的制度性崩塌。因此，在此二者的選擇面前，法律的立場是堅定地。刑事司法領域早已確立“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有罪證明標準。也就是說，要證明一個人有罪，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任何證明其有一絲一毫無罪可能的證據，都將導致其最終被判決無罪的結果。顯然，二者之間，法律選擇了絕不冤枉一個好人！
至此，筆者闡述的第二個常識是：正義是相對的。有時，放縱一個壞人，恰恰是我們為了追求正義所不得不付出的小小代價。
三、刑罰之惡
從念斌案的判決書及其他已經披露的相關信息看，念斌案確實無需經歷漫長的八年才可得以宣告無罪。而究其原因，我想人們對刑罰的依賴和報復的追求，是不可回避的原因之一。
犯罪的后果是刑罰。刑罰之源頭是人類原始的報復觀念。在漫長的人類史中，“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觀長期占據著刑罰觀的主流。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刑罰本身亦是一種惡。因為，我們運用刑罰，剝奪他人的財產、自由甚至生命，而這些權利，恰恰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二百年前，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即闡述到：“濫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個組織優良的社會里，死刑是否真的有意和公正。人們可以憑借怎樣的權利來殺死自己的同類呢？”如果將貝卡利亞的論述推演開來，對于任何一種刑罰，其威懾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對任何一種犯罪的打擊，也從來不會使這類犯罪消滅。難道，人們適用刑罰的意義，僅僅是為了打擊甚至摧殘犯罪者嗎？
刑罰的魅力在于：正義的人總是試圖借此弘揚正義，而邪惡之徒也同樣希望用其顯示邪惡，并且為其披上正義的外衣。必須正視，刑罰天生具有惡的一面，同時，亦有被濫用而使這種惡更加放大的可能。因此，報復刑罰觀必須摒棄。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刑罰的適用，究竟是為了什么？
至此，筆者希望闡述的第三個常識是：刑罰不是為了摧殘犯罪者，也不可能消除犯罪本身。刑罰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教化，其程度只要足以防止犯罪者再犯即可。因此，刑罰應該盡量輕緩，盡量寬和！
四、疑罪不從無就是冤案
說了這么多，法律為何選擇疑罪從無已經毋需贅言。筆者終于可以回應平潭法院這位法官朋友的觀點了：疑罪從無不等于冤案嗎？
首先，念斌案并非疑罪從無的典型，而是疑罪不從無的典型。在漫長的訴訟中，該案的基本證據沒有變化，辯護人的辯護觀點也從本案第一次開庭審理時即已明確。在此情形下，如果在四次死刑宣告、四次不核準死刑后的無罪宣告被視為疑罪從無，則此前的每一次判決或裁定，均是疑罪不從無的典型。
其次，疑罪與無罪具有同樣的法律意義。所謂“疑罪”，就是證據不充分之“罪”（此時不應稱為“罪”，因此，筆者一直認為該項原則稱為“罪疑從無”更為妥當），或者說是既無充分證據證明有罪，也無充分證據證明無罪。前文已述，法律判斷依據的是法律事實，而法律事實需要證據予以證明。刑事司法的證明標準是“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即只要有一絲一毫無罪的可能，在法律判斷中即是百分之百的無罪。因此，無證據證明有罪的“疑罪”，按照刑事司法的證明標準，與“無罪”沒有任何不同。那么，若將明知是無罪的人判決為有罪屬典型的冤案，將明知是疑罪的人判決成有罪又何嘗不冤？
至此，筆者希望闡述的最后一個常識是：疑罪不從無就是冤案！
結 語
培根說：“對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他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筆者希望，念斌案，就是這過程中的一抔黑土，一汪清水，一縷陽光。●
（作者單位：上海博和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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