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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律師能有公訴人那樣的權利
來源：東方早報 日期：2011-08-29 閱讀：2,960次
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自1980年起施行，16年后進行第一次大修。
資深刑事辯護律師
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自1980年起施行，16年后進行第一次大修。又過了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真正啟動第二次修改。此次“大修”的“亮點”之一，據說是要賦予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權”，將律師的角色由“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改為真正意義上的“辯護人”。
我們知道，自1980年起開始施行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雖然恢復了辯護制度，但對于辯護的介入節點，事實上是規定在審判階段。因為只有到正式開庭前，法律顧問處的律師才能接觸到案件材料，展開有效辯護。所以那個時代的律師，一年辦理數百件刑事案子，是完全可能的。
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對刑事訴訟法進行第一次修訂，這次修訂讓律師作為辯護人的介入節點提前至審查起訴階段。標志就是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調查取證，并能相對自由地會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2008年6月1日起，新律師法開始實施，又進一步規定律師可在負責審查起訴的檢察機關查閱、摘抄或復制案件材料。從而在理論上，使得有效的辯護又進了一步。
此次“大修”，其實是十余年來千呼萬喚的結果，甚至可以說是新律師法倒逼出來的。律師法規定了律師憑“三證”（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自由會見偵查階段的犯罪嫌疑人，然而有關部門憑借刑訴法的規定予以拒絕，于是，要么否定剛剛實施的律師法，要么修改刑訴法，再無回旋余地。有傳言說，草案中明確規定了律師自偵查階段起就可以有效行使辯護權，包括在一般案件中的自由會見，以及會見時不被監聽等，從而做到與已施行的律師法相統一。
倘若我們將眼光放到不長的刑事訴訟實踐中觀察，不難發現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
第一部刑訴法對律師權利的規定雖然是最為粗疏的，然而正是在那個時代，律師的辯護意見最容易得到采納，律師拿到案子后雖只有幾天甚至幾小時時間就得上法庭，但是辯護的成功率卻不低。盡管那個時代的案件沒有現在這么多，但是無罪判決的數量卻遠遠超過現在。原因無他，不過是由于案外因素的干擾還很少，同時檢察機關也較容易承認錯誤和接受失敗。顯然，如果僅將這個現象歸結為控方素質的提高，那就貽笑大方了。
到了第一次大修后，律師的辯護權提前到檢察院階段。無論在概念、理論還是條文上都有了極大的進步，遺憾的是在實踐中卻落得非常壞的名聲，被形象地形容為“理論前進了一步，實踐倒退了三步”。律師法修訂前，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根本看不到卷宗，有針對性的取證陷阱重重，提前介入形同虛設。然而，同期修訂頒行的刑法卻增設了“辯護人偽證罪”這一控方的殺手锏，使得律師非但不能享受到實際的權利，贏不了官司還隨時可能把自己搭進去，無端地增加了風險。這些難堪的現狀，事實上與修不修法沒有關系，而是司法權旁落和行政權膨脹的必然結果。
此番“第二次大修”，媒體分別有“五大亮點”或“七大亮點”等不同解讀。然而，根據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郎勝的說法，“辯護權提前至偵查階段”這一結論恐怕很難成立。我們知道，刑事訴訟無控不辯，辯護權提前至偵查階段，意味著不但律師會見是自由的，更意味著律師在偵查之初即可以進行針鋒相對的調查取證。鑒于草案全文沒有公布，筆者從郎勝先生的發言中并未讀出這一意思，估計是專家起哄的結果。
至于會見不受審批且可涉及案情的問題，即使在1996年修訂的版本中，也沒有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不得涉及案情的限制。所謂自由會見，也已經在2008年的律師法中有過明確規定，就條文談條文，并沒有多少新東西。相反，我們倒是看見負責人的表態，就某些類型犯罪來說，律師會見依然必須經過批準并陪同。
刑事司法的文明和進步，簡單說就是要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得到基本的保障，如何落實這些保障，其實就是要讓辯護人實際享有的權利接近公訴人已經擁有的權力。換言之，當律師可以像公訴人指控犯罪那樣去為自己的當事人徹底辯護的時候，就是真正踐行法治的時候。
抽象的進步始終是無力的，具體的倒退卻時時刻刻地體現出來，對于那些渴望公正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他們才不要動聽的詞匯、法條和概念呢！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公正。公正其實就是要講道理，拒絕潛規則；道理從不在華麗的詞藻中，而在活生生的現實里。在這個意義上，修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行法。讓司法的歸司法，行政的歸行政，才是踐行法治社會理念、保障公民權益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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