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投稿
媒體報道
律師與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情緣
來源：法制日報 日期：2012-08-08 作者：趙霄洛 閱讀：6,444次
100年前,我國出現了律師。90年前,中國共產黨誕生。從此,在反封建、反侵略、反專制等重大事件中,律師與共產黨之間形成了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情誼,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歷史亮點。在我國出現律師制度100周年之前,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召開之時,重新回顧那些傳奇歷史,對于我國法治和政治制度建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辛亥革命之后,一批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學子,成為了中國最早的職業律師。他們在操持業務的同時,追尋政治理想,大力傳播海外的先進思想,并積極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歷史銘刻著董必武、劉伯垂、張國恩這三位律師的名字,他們是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1914年1月,董必武與張國恩入東京日本大學法律系學習,后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回國,兩人遂在武漢合辦律師事務所,并分別贏得“硬筆頭”和“靈舌頭”的美稱。劉伯垂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孫中山后,加入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劉伯垂回國也在武漢當律師。
1920年夏,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之一的李漢俊寫信給董必武、張國恩,約他們在武漢成立共產主義組織。8月,劉伯垂在上海受陳獨秀委托,到武漢籌建共產主義小組。動身前,陳獨秀交給了劉伯垂三樣東西——他寫給包惠僧的信、建黨經費以及進步書籍。回到武漢,劉伯垂分別與包惠僧、董必武、陳潭秋、張國恩、鄭凱卿秘密聯絡,商討建黨。
1920年9月中旬,劉伯垂、董必武、張國恩、包惠僧等7人,共聚武昌撫院街2號董必武的寓所即與張國恩合辦的律師事務所內,劉伯垂主持召開了會議,大家認真研討了劉伯垂從上海帶來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及有關文件,一致贊同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這是繼上海之后,全國出現的第二個共產主義小組。會議推選了陳潭秋負責組織,張國恩負責財務,由劉伯垂提議,推選包惠僧任書記。隨后,劉伯垂用陳獨秀交付的經費租下武昌多公祠5號為機關部,門口掛著“劉芬律師事務所”的招牌,并以張國恩的別名“梅軒”暗稱該組織,以便進行聯絡和交流。他們每星期開會一次,有時在董必武、張國恩律師事務所,有時在劉伯垂律師事務所。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之后,他們發起成立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積極開展學生運動；逐步與人力車、搬運、紡織、輪駁、兵工、鐵路、香煙等行業的工人建立聯系,促使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公開成立“馬克思學術研究會”,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董必武后來回憶說:“武漢成為一個共產黨的重要基地”。
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返回武漢后,在律師事務所的樓上,向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全體成員介紹了“一大”召開的情況。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稱,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為:劉伯垂、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鄭凱卿、包惠僧、趙子健；在黨“一大”召開前還發展了黃負生、劉子通、趙子俊。從這個排名就可以看出這三位律師在建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時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在這三位律師的積極參與下,并利用律師事務所做掩護,順利建立了早期的武漢共產黨組織,對創建共產黨作出了重要貢獻。
律師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職業。在從事法律工作時,許多律師利用法律知識,頂著民國政府施加的壓力,參與營救過許多進步學生、愛國人士和共產黨員。章士釗律師曾經為陳獨秀辯護,吳凱生律師曾經為陳賡、廖承志出庭,何雋律師在任法官時解救了蘇聯駐中國的特使鮑羅廷的夫人及3位交通員；查人偉律師曾以律師名義保共產黨員陳馥出獄,并掩護其住在他的家中……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曾經兩次被捕,均由江蘇胡顯伯律師營救出獄。2009年9月,江澤慧撰文《紀念江上青烈士犧牲七十周年》中專門提到,其父江上青曾經被捕“經祖父百般努力,聘請胡顯伯大律師為其辯護,經多方營救,終以年幼無知為名,判刑半年。”
律師公會是律師的自治組織。1912年的《律師暫行條例》規定,律師公會不得在與司法無關的議題上采取行動。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律師認為,律師公會應當就政治議題發揮作用,而后來律師公會的某些重大政治選擇也恰恰順應了歷史潮流以及共產黨的政治主張。
“九一八”事變之后,9月20日、22日,中共中央兩度表明立場,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圖謀,嚴厲譴責了賣國辱權的不抵抗政策,號召全體中國人民“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在這場全國的救亡運動中,上海律師公會成為最積極的參與者之一。9月30日,在律師公會召開的緊急全體大會上,決定公會應在四個方面采取行動,一是研究對日政策以供政府參考,二是開展抵制日貨運動,三是進行對日軍事抵抗的準備,收集并揭露日軍暴行。上海律師公會還致電民國政府和外交部,主張在國際聯盟采取強硬立場；發表了一篇關于國家形勢的宣言；致電黑龍江省政府主席,敦促他對日作戰；要求外交部公布所有關于東三省的國家協議和條約以供律師研究；準備和發表了關于日軍侵占中國領土的中英文資料；向上海抗擊日本侵略的十九路軍捐款3000元,并號召律師個人捐款；抗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起訴執行抵制日貨的中國人；抗議工部局允許日本人利益租界開展軍事行動。上海律師公會成為代表公眾向政府施壓的角色,促使南京政府對日采取抵抗政策。
有學者認為,20世紀初,為中國尋找一個合適的政治制度的理想推動了律師們投身政治運動。正是基于此,很多律師與共產黨人走到了一起。在當時人數并不多的律師群體中,有的成為了共產黨的堅強支持者,有的則轉而從事政治活動,成為了杰出的共產黨人。正是因為如此,剛剛成立的共產黨堅定地把律師作為自己的同路人。1922年7月16日,在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代會上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就提出在全國各城市集合工會、農民團體、商人團體、職教員聯合會、學生會、婦女參政同盟團體、律師公會、新聞記者團體等,組織‘民主主義大同盟’”。可以說,這份90年前的文件,是共產黨涉及律師的最早的一份文獻。1936年4月,共產黨中央發出《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其中也把律師公會列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陣線。這清楚地說明,共產黨對于律師群體的尊重、信任和重視。
我們究竟應當如何正確看待律師?100年前,我國出現了律師制度之后,曹汝霖“業律師領第一號證書”。在《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記錄了這么一件事。1913年10月,袁世凱見到曹汝霖,“袁說何必做律師,律師不是等于以前的訟師嗎?”曹汝霖當時就辯駁說,“律師根據法律,保障人權,訟師則歪曲事實”。有意思的是,100年之后,袁與曹關于律師的爭論,依舊成為當今社會頻頻出現的話題,尤其是在每一場引起社會關注的刑事訴訟時,這一爭議又會夾雜著新的內容不斷升溫。對于律師的偏見,并沒有隨著百年歲月而漸漸冰釋。
美國法學家泰格認為,“比律師更為矛盾的人物,幾乎是找不到的”。律師可以說是保皇派,他們從事法律工作,依靠對現行法律和制度的熟知,維持生計和尋求發展,其所作所為,自然堅守和維護著現行的法律和制度；同時,律師又可以稱為改革派,如若現行的法律和制度中,存在不公平、不正義,他們又會挺身而出,推動法律和制度的改變。這種雙重性是律師的職業屬性使然,反映出他們天然的具有追求正義的價值取向。回顧律師前輩們與早期共產黨人之間的動人情緣,我們這個社會,應當對律師在法治和政治文明進程中的先進性給予充分肯定。
業內熱點
法治熱點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