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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衛民：婚姻官司很殘酷
日期：2006-03-03 作者：陸幸生 閱讀：4,667次
"我從來不勸來我這里的人打官司。"報眼廣告：很貴
王衛民很周到，在約定日子的上午，他的一個電話打到我的手機上：堵車，可能要遲一些到達事務所。那時，我也被堵著。走進上海市海燕 律師事務所所在的辦公大樓，等候電梯，只見大門口進來一位中年男士，手挽風衣，邊走邊向服務臺工作人員打招呼。進到電梯，人擠，這位男士很是客氣地要求代按一下到達樓面的摁鈕。
我在心里說：這大概就是王衛民。
我與他跨進了同一扇門。我故意放大聲音向前臺小姐說道：我找王衛民 律師。走在前邊的男士立時回過頭來：我就是。
王衛民很坦率，他端上一杯茶，說道：我先在企業里做，后來讀電大，半路出家當 律師，"我不是學院出身"，但是，"當年來到這個事務所實習的人，留下來在這個 律師事務所當 律師的，也就是我了"。王衛民在這個海燕 律師事務所，也已經有１０多年的歷史了。王衛民的話很誠摯，也顯出與這個事務所深厚的淵源。
王衛民很公開，他在上海法治報頭版的右側報眼處刊登廣告，橙底黑字：王衛民 律師，上海市海燕 律師事務所，專長：刑事、婚姻、非訟調查、經濟、房產、談判；手機和辦公地點的直線電話號碼，統統印在上面。
我用圈內人的口吻問道：這個 律師行業，在這樣一張報紙上做頭版報眼廣告，一定很貴？王衛民回答：很貴。
從不勸人家打官司
媒體報眼廣告很貴，這是支出；當然，這支出首先取決于支出者要有較高的收益，更取決于支出者要有較高的"本事"。如今的 律師事務所，都是在市場規律指導下的法律服務機構，請好 律師，付大價錢，這是與國際接軌的慣例。但是，王衛民卻對我說：我從來不勸來我這里的人打官司。
我自然要問一個為什么。王衛民的回答，卻有一種社會型工作者顯得非常資深的"淡淡哀愁"。他說：我高中畢業先是到市里印刷行業的企業里，在工會做專職調解員工作，"這一段工作經歷，是與人打交道，實在使我得益匪淺"。上個世紀的８０年代，社會動蕩已經結束，經濟改革方興未艾，眼前都是機遇，一切全在嘗試，如是新舊交替、半生不熟的情況，在當年國有企業的工會里都會得到充分的展示。連國營企業這個體制本身都要進行改革了，然而對于大多數普通的職工來說，他們的思考軌跡，依舊還是期待著自己的疑問，能夠在體制內得到妥善的解決。王衛民說道，"其實是不可能的"。他能夠做的，就是以最踏實的態度，調查那一份"疑問"的來龍去脈，弄清那一個問題的"政策阻礙"，述說一份關切，傳遞一份熱心。
王衛民很客觀地回答我的問題：許多事情不是一個基層工會調解員能夠解決的，但是我就是要"方方面面都跑到，讓對方感到我的誠意和同情"。
我說，在基層企業工會工作的人生經驗，實際上也同時培育了你以后做 律師的風格特征。王衛民說，是的，"我非常刻苦，非常踏實，我的調查是地毯式的，我要取得所有的證據；每一份訴訟的價位，是不一樣的，但不論是什么樣的訴訟，其實一個負責任 律師要做的事情，肯定是一樣的。錢多是錢多的做法，錢少是錢少的做法，這個圈子里有這樣的人，但我一定不是。"
對于每一位來到他這里咨詢的對象，王衛民不收錢，總是詳盡而且仔細地回答對方提出的疑問。王衛民式的坦率再次顯露：人家第一次來，是來咨詢的，就是來問，我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樣的一件事情啊，有沒有打官司的必要啊，你這個 律師的勝算把握是多少啊，我打這個官司要花多少錢啊"。第一次到 律師事務所來的人，一切還在模糊和猶豫的狀態，他是來摸法律的底，他是來摸眼前 律師的底，他是來摸可能性支出多少的底。摸完了底，這個人還要好好思考，他是不是還有更佳的方案、更便宜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都是人之常情，上來就馬上肯定地告訴人家一定要打官司，這樣的 律師很不明智，這已經是個心理學問題了。"
王衛民的心很定：我在法理上講得對，對方認可，就一定會來第二次的。
婚姻官司的"輸贏"
"我是從'小'做起的"，王衛民講了一個常規現象：一個１０００萬元的案子與一個１萬元的案子相比，哪個官司容易打？告訴你，一般來說，１０００萬元的官司好打，雙方都是企業家、大老板什么的，差個５萬、１０萬的距離，雙方非常可能都會要求趕快就此了結，因為他們要去做能夠賺更多錢的生意了。這樣的官司，一旦出現"曙光"，距離結局就已經很近了。然而，一個１萬元的官司，官司的雙方很可能是普通老百姓。這些是"生存型"的官司，不要講上千元，就是差個幾百元，也要弄上你幾個月不太平，天翻地覆，連地球都要不轉了。
"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國的婚姻訴訟開始多了起來，因為社會狀態開始發生變化了，本來就有的內部矛盾開始公開化了，人們思想也比以往解放了，但是，那時候的婚姻訴訟，家庭財產分割的數字還都是很小的。也可以這樣講，很多人不太愿意接受這樣的訴訟，又煩又小，我這個剛剛走進 律師行業圈子的人，就接上了手。而且，我打出'名堂'，得到了認可。"
婚姻從來說不清，或性或情或屋或金，占全了方才結的婚，只占幾分之幾和幾分之一的，都是有的。作為記者，我要求舉例，作為 律師，為當事人保密是職責
，所以在舉例說明的時候，男當事人被譽為老板，女當事人被稱作被告。男女兩人曾為再婚夫婦。
風聞男老板在外頭"有事了"，女的很是"辣手"，拿出精心保存的一摞發票，提供給相關機構，證明男老板受賄。那些發票，本是男老板在裝修"公家硬件"時候，連帶裝修了自家后來結婚的私人愛巢。愛巢本屬兩人使用，普通人的常規想法，這本來就是你們夫婦兩人愛深情密時刻的共同謀劃。然而，一旦愛變成了恨，那些原本可以撕掉，卻被保存下來的發票，卻作為了呈堂證供。
男老板請王衛民 律師做代理人。初看起來，這是一場男老板必輸的官司。有發票作證，男老板在"自家裝修公家掏錢"這個事實面前，無話可說。只是，對于 律師而言，常人所謂的官司輸贏，其實是包含著太多的"層面"，而 律師的職責是，保護自己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王衛民自問自答：男老板犯法了，而同時這個男老板又能有什么樣的合法權益？
王衛民撒開自己兩腿，跑證據。在一份檔案上，王衛民發現四個大字：此人"以工代干"。一般人完全可能忽略的這幾個字，被王衛民牢牢地握在了手心里。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國家公務員和一般職工，因為"拿了不該拿的錢"而受到法律懲處的尺度，是不一樣的，"工人要輕"。也就是說，這個男老板應當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不應該受到超出現行法律規定尺度的懲罰。
王衛民說：男老板被判刑，這是他官司輸了；然而，他又沒有受到超出法律規定的刑期判決，他又是贏了。法庭判決的日子，也就是這位男老板被判的刑滿之時。"女的目的是要把這個男的關進去，結果是關進去了，但是法律只能把這個男的關到規定的辰光，關不長，他又出來了。"
男老板"出獄"，向女被告提起訴訟：她隱匿家庭財產。通過充分調查，王衛民弄清這位女被告隱匿的財產有百萬余元。女被告輸了。問起男老板后來的去向，王衛民說，他有一份圈內的管理經驗，到外地去"發展"了。
王衛民說：男的坐牢，女的輸錢；這個男的離開家鄉，這個女的人見人怕。王衛民又說：這個世界上，有離不掉的婚姻，也沒有離不掉的婚姻。離不掉的婚姻，關鍵是居住地無法分割。法律規定，證實夫婦兩人感情破裂，允許離婚，但是居住地無法分割，而其中一人又別無他處生活的情況下，暫緩判決。"因為即使判決了他們還是生活在一個房檐下面。"我說，這個解說，可以被理解成為在家境比較困難，生活層面比較低下的人群，婚姻"低質量高穩定"的一個經濟解說，這也是最無奈和最客觀的解說。
沒有離不掉的婚姻，就比較好解釋了，王衛民說，男女雙方，其中一方出錢買斷另一方的房產物權，使另一方能夠"移民"。
王衛民嘆息道：法律從來不是萬能的，婚姻官司很殘酷，扯皮拉勁，雙方遍體傷痕，幾無輸贏，"是口伐"？
對于 律師的一些社會看法，王衛民有自己的判斷。
他說，有的人來找 律師，劈頭就問，儂"搞得定口伐"﹖什么叫搞得定？就是儂法院里有朋友嗎，關系很鐵嗎？儂能夠辦到，我想讓法院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嗎？你想想看，哪個 律師能開這個口說這個話？當 律師年頭多了，法院里的人總也認識幾個，但是違法判案，本身就是違法的，"儂是要法官跟儂一道吃官司？"要么我就跟他講，"儂自家開法院"。
但是，王衛民也說到，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里，行為總是先行的，規則條文永遠滯后；那么，在法律這個范疇內，就有暫時沒有或者缺乏詳盡規定的"灰色地帶"。遇到灰色地帶，將可能是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和道義感，具有學科研究精神的 律師，大有作為的時刻。
"灰色地帶的縫隙，有大有小，你想用哪種方法穿過去，一切就看你原有的心態水準和積累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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