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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nèi)律師
坎坷之路
日期：2011-04-01 作者：勞 陽 閱讀：4,864次
編者按：穿越時空，是為了使人們了解過去，我們開設這樣一個欄目，為的是讓年輕律師知道先輩們的足跡，讓廣大讀者了解中國律師的奮斗歷程，以利傳承和弘揚中國的律師文化。歡迎大家賜稿。
一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偽法統(tǒng)的基礎上，律師制度也開始逐漸建立。
１９５０年７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的《人民法庭通則》規(guī)定，人民法庭應保障被告有辯護和請人辯護的權利。
１９５４年７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發(fā)出了《關于試驗法院組織制度中幾個問題的通知》，決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試行開展律師工作。
１９５４年９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法院組織法》亦規(guī)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可以委托律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介紹的或經(jīng)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jiān)護人為他辯護”。
１９５６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司法部《關于建立律師工作的請示報告》。
盡管在這個時期，律師的作用主要限于擔任辯護人，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但在維護法律的實施及保障權利方面，仍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１９８０年８月出版的《辭海》中，對“律師”辭條表述為“接受當事人委托或經(jīng)法院指定，依法協(xié)助當事人進行訴訟及處理有關法律事務的專業(yè)人員?！边@比較符合當時條件下人們對律師的一般認識。
二
根據(jù)中央的部署，上海積極開展律師的建設工作。
１９５６年５月，時任閘北區(qū)法院院長的王文正被調(diào)入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籌備會任副秘書長兼第一法律顧問處主任。在此期間，一批專業(yè)人員紛紛從法院、機關等部門調(diào)入律師行業(yè)，如以后名聞遐邇的李國機就是從虹口區(qū)法院法官崗位上調(diào)入上海第四法律顧問處的，同時，后來成為律協(xié)領導和著名律師的李樹堂、張中、陳瑞謨、倪彬彬、姚增榮等人也都走上了律師崗位。
至１９５７年，全國已有１９個省、市、自治區(qū)成立了律師協(xié)會，并有專業(yè)律師２５７２人，兼職律師３５０人。
然而，１９５７年反右斗爭的擴大化使第一代新中國的律師蒙受了深重的災難。大多數(shù)律師僅僅因為曾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而以“喪失階級立場”、“為壞人說話”為由而被錯劃為右派。
其中，李國機的遭遇頗具代表性。他聲名鵲起于當年轟動上海灘的“四明堂”一案，也蒙冤遭罪于“四名堂”一案。
此案說起來并不復雜。
四明堂是個藥酒店。公私合營后的公方代表蔣某是私方陳某的徒弟，因而公、私之間一直有矛盾。陳某一直想尋釁毆打公方代表。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１日上午，事發(fā)那一天，公方代表蔣某被打了一個耳光，眼鏡被打落在地，陳某仍不罷休。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蔣某把早已為防衛(wèi)準備好的水果刀拿出來警告陳，讓他不要再打。陳某不聽，仍然沖上來毆打蔣某。兩人抱在一起扭打，結果陳某的手臂被水果刀劃破表皮。后黃浦區(qū)公安分局民警將兩人交由四明堂上級區(qū)店處理了事。
此時，正值整風運動大鳴大放時期，想不到在一次召開的工商界會議上有人提出：“你們共產(chǎn)黨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們私方拿刀子刺公方代表，肯定會說是犯罪，但上海四明堂案件中公方代表拿刀子刺了私方代表，居然會沒事。這難道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與會的上海市委某負責人聽了這番話后，馬上下令嚴肅處理。于是，事隔兩個月之后，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２日，蔣某被逮捕。
聽到公方代表被抓，社會輿論嘩然，引起了國內(nèi)各階層的關注。江蘇、浙江及上海市有357個單位以及個人來信來訪，對公方的被捕表示反對。四明堂藥店的24名職工也聯(lián)名寫信給政府要求釋放公方代表。然而，當時的上海市委某負責人堅持將公方代表提起訴訟。李國機就在這種情況下接受了蔣某家屬的委托，擔任辯護律師。
李國機后經(jīng)過調(diào)查，搜集到大量的證據(jù)，再細心研究發(fā)現(xiàn)，私方的傷痕是在兩人爭執(zhí)時撞在刀口上劃的，法醫(yī)檢驗傷口認定，是從下到上，屬劃傷，不是刺傷。最后經(jīng)集體討論，認為公方代表系正當防衛(wèi)。
１９５７年６月３日，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經(jīng)過李國機的無罪辯護，黃浦法院宣告蔣某無罪，當庭釋放。這本是正常的辯護，是律師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不料，在稍后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８日，李國機被劃為律師界首位“大右派”，離開了法律界，踏上了曲折不平之路，歷盡了一段人生的坎坷生涯。
與李國機相比，擔任上?？h法律顧問處主任的姚增榮，由于他忠于法律，先后把兩個國家干部，內(nèi)中還有一位縣監(jiān)委書記送上重婚的恥辱柱，在這場政治漩渦中受到被撤銷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行政降三級，沒收住房，下放農(nóng)村勞動改造的處理。
而１９５６年審理日本戰(zhàn)犯時，曾擔任過日本戰(zhàn)犯富永順太郎和筑谷章造 辯護律師的倪彬彬則被發(fā)配到南市區(qū)清潔管理站當老師，掃馬路。
堅持原則、仗義執(zhí)言的王文正也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說他嚴重右傾，積極宣揚“無罪推定”和“有利被告”論，受到黨內(nèi)嚴重警告處分（后來改為免予處分）。１９５９年他被調(diào)出上海，碾轉在安徽、江蘇、山東煤炭系統(tǒng)工作。這一去就是２３年。
……
從此時開始，新中國的律師制度實際上已名存實亡。至文化大革命時期，公、檢、法均被徹底砸爛，律師制度更是蕩然無存。
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民主法制開始真正進入一個創(chuàng)建時期。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１９７９年《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個重要法律問世，為我國律師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法律根據(jù)。其中《刑事訴訟法》對辯護列出專章規(guī)定，肯定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基本作用，從而恢復了被告人的辯護人和律師制度。
１９７９年４月，上海市委組織部發(fā)文批復，同意恢復建立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１９８０年３月，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經(jīng)上海市委同意和司法部批準，正式恢復建立，啟用印章，對外辦公。
１９８０年，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律師暫行條例》，為規(guī)范我國律師的迅速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經(jīng)過整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前后２０多年，律師竟然消失的無影無蹤，。１９７９年恢復律師制度，當時的律師隊伍七零八落，真可稱得上慘不忍睹。盡管李國機、倪彬彬等人歸隊，鄭傳本等人也從法院調(diào)入，但人員仍嚴重不足。１９８１年初，市屬的法律顧問處只有４０多個工作人員，區(qū)縣所屬的１９個法律顧問處所有工作人員加起來也只有８０多個人。也就是說，全上海的律師加起來滿打滿算總共不過１２０人。
迅速建立一支適應形勢需要的律師隊伍就成了當務之急。
故而，此時已回到上海，并擔任律師協(xié)會秘書長的王文正第一件事就是帶領一個六人小組到各個單位尋找律師，當過律師的，學過法律的，都是尋找對象。這支“離隊”的隊伍共有６００人。
３個月跑下來，調(diào)回來當律師的只有２０個人，僅占百分之三。有的人心有余悸、有的人知識早已還給老師、有時人年過半百……盡管如此，２０個人也是成績，占當時全部律師的百分之十六了。這已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
此后，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一直把發(fā)展律師隊伍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來抓。直到法學教育恢復之后，上海律師的來源才源源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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