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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法與律師法規定銜接或可解決律師執業“三難”
來源：法制網 日期：2011-08-16 閱讀：4,087次
刑訴法與律師法規定銜接或可解決律師執業“三難”
辯護權是指導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被控告、被追究的犯罪行為，從事實、證據、法律、量刑等諸方面進行申辯、反駁，以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使案件得到公正合法的處理的權利。辯護權是刑事訴訟法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針對控訴進行申辯活動的權利。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這種辯護權的設立和行使，其任務和目的是為了反駁控訴，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見，論證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或者應當從輕、減輕、免除處罰。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律師在執業中面臨的“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問題突出，為此，專家就此次刑訴法修改應如何完善辯護制度接受了《法制日報》記者的采訪。
辯護未與刑事訴訟程序同步
“理論上講，國家有責任保障每一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平等享有辯護權。辯護權的落實，重點在于他人辯護，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辯護。”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洪道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洪道德分析，我國辯護制度目前有兩大不足：一是他人辯護沒有與刑事訴訟程序同步，沒有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過程，公訴案件要等到進入審查起訴環節才能委托辯護人；二是只在審判階段確保一小部分被告人有辯護人辯護。
“因此，首先應當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的任何階段隨時有權委托辯護人；其次，應當擴大指定辯護的范圍，一方面在審判階段，把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被告人都納入應當指定辯護人的范圍（現行法律規定的其他應當指定辯護的范圍不變）；另一方面，從偵查階段開始，就要確保未成年人、盲、聾、啞人，可能判處死刑的以及限制行為能力人有辯護人。”洪道德建議。
律師執業“三難”問題仍突出
“現實中，刑事辯護突出的問題之一是辯護律師在履行辯護職責時面臨諸多困難：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的俗稱‘三難’，執業安全難以保障，辯護意見難以被采納，這些難題有些是法律規定有缺陷、不嚴謹造成的。”洪道德對記者說。
“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是我國1996年刑訴法修改實施后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永生說。
陳永生分析，2007年修改的律師法，有一些條款針對“三難”問題進行了規定，比如律師只要拿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能會見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偵查機關批準，而現實往往是公安機關以刑訴法的規定為理由，認為律師需經過偵查機關“安排”，實質上是批準才能會見當事人，而往往偵查機關至少是在獲得嫌疑人口供之后才批準律師與其當事人見面。
“律師法的規定之所以沒有得到落實，主要是我國法律之間存在不協調問題，公安機關認為刑訴法是基本法，律師法非基本法，兩者沖突時，應當以刑訴法為準。”陳永生說。
律師法有關條款納入刑訴法
“針對律師執業中的‘三難’問題，律師法已經修改為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無需經過偵查機關批準、會見不被監聽、調查取證只需憑三證即可進行、閱卷內容也比現行刑事訴訟法有所擴大。”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研究所所長、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玫說。
劉玫建議，此次刑訴法修改，首先需要與律師法協調一致，將律師法的相關內容納入刑訴法，切實解決兩法的不協調問題；其次，可以考慮在律師法的基礎上再向前邁進一些，例如增加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的律師在場權；完善刑事代理的相關規定，在法典中增加規定申訴代理以及刑事代理人的訴訟權利和義務等等，以發展律師制度，使得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真正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如果律師法能夠得到落實的話，‘三難’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緩解。”陳永生也建議，在這次刑訴法修改時，應當把律師法中合理的條款吸納到刑訴法中，使兩部法律協調起來，在實踐當中再切實地加以落實，這樣才能有效地保護律師的辯護權。
“ 關于‘會見難’的解決，除了把新律師法的規定吸收到刑訴法中外，還應當允許對看守機關不合法律（僅指刑訴法與律師法，不含所謂的內部規定）的拒絕律師會見的行為提起行政訴訟；還要明確規定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的閱卷地點和起始時間。”洪道德建議。
關于“取證難”的解決，洪道德說，首先應當取消向被害人及其證人了解案情須經檢察機關或人民法院許可的規定；其次，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含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有義務接受辯護律師調查了解案件情況，有義務提供不屬于保密法確定秘密范圍的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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