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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亟待立法擺脫“應急”狀態
來源：法制網 日期：2011-08-05 閱讀：3,237次
刑事被害人救助亟待立法擺脫“應急”狀態
●大多數被告人都沒有經濟賠償能力,有些即使能夠賠償,但實際賠償的數額很小,無法彌補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失 ●苦于沒有法律作為支撐,當前的救助工作大多只是應急、暫時和特殊的個案救助,無法做到規范、全面、長期實施
近年來,隨著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化,建立健全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
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8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見》。
《法制日報》記者從山西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了解到,“意見”實施后,太原市先后對14起案件中的17名被害人或其近親屬實施了救助,共計發放救助款120萬元,其中單案救助最高達25萬元,最低3萬元,不同程度地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
然而,記者在采訪時也發現,在整個刑事被害人范圍內,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依舊不容樂觀。
刑事被害人賠償不容樂觀
2004年,身懷六甲的劉某在街頭遭遇搶劫,死于非命。后經公安機關調查,犯罪嫌疑人蔡某被抓獲。法院判決蔡某死刑,并對劉某家屬附帶民事賠償共計29.2萬元。但由于蔡某家庭困難,無法支付,7年來,劉某的父母一直無法得到賠償款。
劉某父母的床邊,一直擺放著女兒結婚時拍的婚紗照。照片上那張年輕美麗的笑臉永遠定格在了家人的心中。劉某去世后3年,她的丈夫也重新組建了家庭。“如果女兒沒遇害,現在早已是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了,孩子今年也該上小學了。可現在,什么都沒了……”說起7年前的這一變故,劉某母親的眼睛又濕潤了。
劉某去世后,她的父親三度患重病,現在已經臥床不起；劉母也因常年哭泣而落下眼疾,幾近失明。家中的積蓄全用在了老兩口的醫藥費上。
雖然遇害已有7年,但劉某的骨灰至今仍未下葬。現在,年過花甲的老兩口的最大心愿就是能讓女兒入土為安。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劉某父母遭遇到的情況并不是個例。根據各地公布的數據來看,被害人或其家屬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卻得不到應有賠償的情況,在各地都有存在。大多數被告人都沒有經濟賠償能力,有些即使能夠賠償,但財產有限,實際能夠履行的賠償數額很小,根本無法彌補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失。
根據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的《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調研報告》顯示,相對于龐大的刑事案件受害人群,當前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仍是杯水車薪。
據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統計,在該院自2009年以來審結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被害人能夠通過調解獲得賠償的僅占全部案件的20%左右。
規定不明確制約賠償工作
2009年12月,任某與同為環衛工人的田某發生爭執,進而相互廝打。在打斗過程中,任某被田某用水果刀捅傷多處,后經鑒定,任某損傷嚴重,系三級傷殘。田某因此被公安機關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由于雙方家庭經濟都很困難,田某無力賠償任某的損失,任某于2010年1月向檢察機關提出刑事被害人救助申請。由于審批需要時間,當案件進入法院審理階段后,任某不知道是繼續向檢察院提出申請還是向法院提出申請,救助資金申請工作一下子陷入困局。
“法律在這方面沒有規定,現在我都不知道該去找誰辦理了。”任某對記者說。
任某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缺陷。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楊力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被害人或其家屬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公訴機關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法院刑事審判階段都可以提起申請救助。
那么,像任某這種情況,如果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提出申請,由于短時間內審批不下來,到法院審理時,實施救助的具體工作該由誰來繼續?
“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救助工作主體不明確,造成司法機關案件訴訟流轉過程中申請救助的程序銜接不統一,影響了救助工作的流暢運行,部分單位也極易出現相互推諉的情況。”楊力說。
據業內人士介紹,八部委下發的“意見”對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重要意義、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基本原則與相關制度的銜接都做了較為科學的規定。但這份文件是高度概括性的、原則性的意見,對于具體的辦理流程和案例的解決等規定還不夠深入和細致。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由于救助機構組織設置不統一,救助申報程序、審批條件、審批時間沒有統一的標準,同時也造成了救助金額、救助對象的差異。各地司法機關在開展救助工作時,只能根據當地司法實踐和經濟發展狀況,進一步細化文件,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
“我們在開展工作時,只能是以下發的文件作為指導,還必須考慮到當地的工作實際、司法實際,制定適合本院的實施細則。目前太原市范圍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實施標準,救助款的申報也還只是個案上報、個案審批。”楊力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據太原市中院的法官介紹,苦于缺少法律作為支撐,很多工作只能依靠案件承辦人員和法院工作人員的調解、說服來進行。因此,當前的救助工作大多只是應急、暫時和特殊的個案救助,救助活動無法做到規范、全面、長期的實施。
推進救助立法勢在必行
“被害人救助工作最難的還是救助資金問題。”楊力對記者說,八部委下發的“意見”中指出,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在當前相關法律制度尚未建立的特殊時期采取的一種過渡性安排,既不同于國家賠償,也有別于現行其他社會救助。
楊力說,目前,很多試點地區的救助金都是由司法機關向上級財政部門申請或自己籌措的,救助工作捉襟見肘。同時,救助對象和救助范圍也沒有統一的標準,申請條件還有待細化；救助金額也存在隨意性,從幾千元到幾十萬元的都有；財政救助款缺口也比較大,經費來源沒有穩定保障。這些都嚴重制約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順利展開。
記者了解到,在太原市開展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中,賠償金額一般是3萬元,救助金來自于財政撥款。
這樣一來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救助金數額有限,二是審批程序繁瑣。
楊力說,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一種“救急”制度,就是要在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對被害人進行及時、有效的經濟救濟,在第一時間內幫助被害人擺脫因犯罪行為帶來的困境。
“按太原市中院現在的審批程序少則兩個月,多則半年左右。”楊力說,在部分地區,甚至一些在2008年上報的救助申請到現在仍然沒有得到審批。
“目前救助資金主要來源是行政渠道,靠國家財政來撥付。而今后應盡可能把社會慈善力量吸收進來,無論是個人、企業、團體,都可以以捐款作為補充的形式,加入到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行列中來,擴充社會資源。各地民政部門也應當將所接收的非特定用途社會捐助資金、福利彩票收入或募集的善款安排一定比例專項用于刑事被害人救助。提倡、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為有特殊生活困難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捐助。隨著國家的發展,社會文明的進步,我相信有一天社會救助的力量會成為主力軍。”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董映霞說。
“在我國,刑事被害人獲得賠償的唯一途徑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獨立的民事訴訟。但是,由于被告人缺乏賠償能力,附帶民事訴訟大多得不到實際執行,導致審判結果和被害人的訴求雙雙落空。刑事被害人作為犯罪行為侵害的弱勢群體,理應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盡快將被害人救助制度納入國家法制軌道,為增進法制建設、維護社會穩定發揮重要作用。”楊力說。
董映霞也認為,應該設立一部專門關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律,對救助的對象、額度、程序和范圍等內容有一個系統的規定,保證救助工作的落實。并且,在立法過程中,首先要明確的是統一救助與負責部門,專門協調各司法機關和救助的實施,具體開展被害人救助工作。并且,用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資金應全部劃入設在同級財政部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資金專戶,專款專用。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