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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辯護人辯護
日期：2012-10-08 作者：易 棲
人物檔案
王文正 (1928年- ) 漢族，山東省莒縣人。1944年小學畢業后當了一年抗日小學教師。1945年至1947年在莒縣做青年工作。1948年2月至1948年8月，在華建建設大學學習。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擔任山東濟南市四區街道干部。1949年6月至1952年6月，擔任上海市榆林區接管會、區政府秘書。1952年7月至1954年5月，擔任上海市閘北區政府辦公室主任。1954年6月至1956年4月，任閘北區法院院長。1956年5月至1959年5月，任上海市律協籌備會副秘書長兼第一法律顧問處主任。1959年6月至1981年1月，在安徽、江蘇、山東煤炭系統工作。1981年2月至1983年10月，擔任上海市律師協會秘書長(1981年2月至8月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師資班學習，下半年負責上海軍轉干部培訓工作)。1983年10月至1991年10月，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長。1990年6月至1998年6月，擔任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1991年至1994年，任全國律協副會長。1984年至2003年，任上海市法學會副會長。
1995年前后,全國各地發生多起律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案件,如湖南彭杰律師被錯誤關押案、山西馬海旺律師眼睛被摳傷害案、河北任上飛律師被非法拘禁案、河南馮志德律師被誣包庇案等,曾有家全國性律師刊物載文稱，1995年是律師蒙難年。在“律師蒙難年”為律師辯護,不是一件輕松事。本文記錄的就是當年發生在上海的一起案件。
一
1995年5月10日，一個很突然的消息傳到了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王文正的耳朵里：某律師事務所的副主任律師陳某被檢察機關羈押了。5月12日，陳律師被刑事拘留，5月22日，陳律師竟然被正式逮捕了!王文正幾乎是大驚失色，為什么?怎么會?他立刻到律師事務所和區司法局詳細了解情況。
“進行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教育檢查和監督，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是律師協會的兩個重要職責，一個當會長的不能不管，并且不能不作為大事來管。
事情原來是很平常的：1994年4月，陳律師接受委托，擔任潘某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一案的辯護人。他看了卷宗，會見了被告人，對檢察院提出的指控產生了異議，于是再調查這個案子的證人，結果，證人黃某、龔某和李某所作的證言與檢察院認定的事實不一致。陳律師在開庭之前將三個證人的證言提交給法院。法院研究了證言，認為公訴的證據不足，事實不清，把案件退回給檢察院，要求補充偵查。檢察院重新找三個證人調查，沒想到有的證人改變了證言，證人黃某在陳律師面前說他曾從潘某那里拿過1.5萬元趕工費，這一回見了檢察員就說他根本沒拿過。法庭開庭，認定了檢察院提供的證人證言，給潘某定了罪。
此案判定，此事應該結束了。但沒過多久，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
二
1994年12月，某區檢察院向某區司法局發了《糾正違法通知書》(請注意，是“違法”)。通知書中說：本院在審查潘某案件中，發現被告家屬委托的律師在履行律師職責期間，向證人收集證據時違反法律規定，致使證人做虛假的證言，使本案未能即時審判，干擾了正常的司法活動，特通知貴局，請予以糾正。
司法局很認真，派人調查詢問這件事，但并未發現陳律師有出格行為，所以不存在什么糾正不糾正的問題，因此未予復函。
1995年5月，檢察院突然對陳律師采取行動，羈押，拘留，逮捕，搜查了他的家和辦公室。
經過數月的審訊，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內容和《糾正違法通知書》大同小異，但有一點卻是大大改變了：“本院確認陳的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構成偽證罪。”
王文正覺得非常奇怪，違法和犯罪是有區別的，前一個通知書中很明確地說陳是“違法”，就算是“違法”，糾正就是了。前一個文件還未撤銷，僅僅過了五個多月，后一個文件就突然認定陳犯罪了。內中難道不蹊蹺嗎?古人云：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并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難道律師介入某個案件使案件的審理有了反復，就可以定律師有罪了嗎?
王文正認為：如果把陳定罪判刑，今后律師誰還敢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呢?沒有律師為被告人辯護，那冤假錯案不是又要多起來了嗎?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人的辯護權不是落空了嗎?
他趕緊把律師協會的幾位負責人找來開會，決定指派兩位刑事理論頗有造詣的律師為陳辯護，他們是華東政法學院教授葉松亭和王俊民，同時還請來蘇惠漁等多位著名的刑法專家共同研究辯護思路和基本論點。
三
11月20日，法院開庭審理陳律師偽證案，王文正緊閉著嘴唇坐在第三排，而本案的重要證人龔某和黃某卻沒有到場。
檢察機關指控：陳律師在1994年4、5月受委托擔任潘某某貪污、挪用公款、受賄一案辯護律師期間,違反法律規定和律師職責,唆使案件主要證人龔某、黃某、李某(均另行處理)等人故意作虛假證言,并將所制作的虛假證明材料提供給審判庭,致使公訴機關將該案提起公訴后無法正常審理,并導致該案審判機關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公訴機關補充偵查而未能使被告人潘某及時受到法律制裁的結果。
當庭審調查一開始，便出現控辯雙方觀點不一激烈交鋒場面。
公訴人將指控舉證的起點定位在證明陳律師“明知被告人向司法機關陳述的事實,仍然收集與此陳述不一致的事實,構成偽證”。
而辯護人提出辯護證明起點是:控方不能證明陳律師明知事實真相在前,何謂有在后的唆使他人偽證；明知當事人在此前的陳述,不能證明當事人的陳述便是事實真相。辯護人提出:陳律師沒有唆使他人作偽證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證人即使偽證,并非因陳律師故意唆使引起;陳律師向法庭提供辯護證據是履行法定職責等,請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立即變更強制措施,釋放陳律師。
法院采納了辯護人的大部分意見,據說一審法院準備對陳律師作“定罪免刑”的判決。但該案有一定的敏感性，只好向二審法院請示。庭審后第10天,陳律師離開拘留所,結束6個月28天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羈押生活。
一審法院于庭審后將近8個月作出判決:檢察機關指控陳律師唆使證人龔某某、李某作偽證的證據不足,本院不予確認。又認為,黃與其妻的證言及陳律師向法院提交的虛假證明筆錄和由潘之兄簽名的“保證書”直接、詳細、具體地證實了陳律師教唆黃作偽證的全過程和偽證內容。盡管陳律師否認在為黃作筆錄時,黃的妻子在場,并稱對保證書之事一無所知,但黃與其妻均陳述同在現場,且雙方對當時辦公室內的房間結構、辦公用具的陳設及在場人的坐姿、方位等細節陳述一致。據此,法院認為,黃與其妻的證言真實可信,當予采納。一審判決:“被告人陳某犯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
掐指一算,起訴指控陳律師有三起偽證行為,判決否定兩起,認定一起,判處陳律師的服刑日期,比陳律師已被羈押日期多兩天,是巧合還是人意?
陳律師接到一審判決,失望至極。
四
上海律師界聽到這個判決如晴天霹靂!王文正雖然很安靜地坐在會長辦公室，但這個霹靂炸到了他的心底，形勢已經變得相當復雜并且對律師們不利!這是錯判啊，怎么能夠對一個為維護法律的尊嚴而辛勤工作的律師定罪呢?正直是一個人的起碼價值，正直也是一個律師的起碼素質，但是，真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看來是很不容易的。它考驗著王文正，也考驗著所有還在為他人辯護的律師。
夜已經很深了，王文正坐在燈下，他用手指梳理著他的白發，也梳理著他的思路。突然間，40年前的一幕幕赫然展現在他的面前——
1956年，王文正調到上海市律師協會籌備會擔任副秘書長和第一法律顧問處主任，他堅持原則，仗義執言，可是到了整風反右運動，他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說他嚴重右傾，積極宣傳“無罪推定”和“有利被告”論，并受黨內警告處分(后來改為免予處分)。1959年，他被調出上海，到江蘇、安徽、山東煤炭系統工作。
這一去不是2年，不是12年，而是整整22年。人的一生總共也就三四個22年啊!一直到1981年春，他才回到上海。
也許，越復雜惡劣的環境造就越堅定越有個性的人，而越堅定越有個性的人，往往越容易遭受環境的各種打擊——這就是人類的命運了。
五
6月21日，王文正在華東政法學院主持召開了一個舉足輕重的會議——陳律師案專題研討會，專題、專門、專一地關起門來研究陳到底有沒有罪。出席研討會的有律師協會的正、副會長，秘書長，幾名著名的刑法學教授，一審辯護人，還有有名望的大律師像鄭傳本、李國機等等。會上，18位與會者一致認為一審判決有失公正，判決認定的事實經不起推敲，要求二審一定要開庭審理。律師協會指派鄭傳本和薛進展兩位著名律師擔任陳案二審的辯護人。
會開完了，王文正心潮難平，連夜他又以律師協會的名義寫報告。在報告中他表明兩個看法：第一，檢察院先發《糾正違法通知書》，幾個月之后就將陳律師逮捕，這是不正常的。檢察院的解釋是情況有了新的發展，可他們提供的主要材料都是把陳逮捕后收集到的；第二，律師要認真為被告人辯護，免不了與公訴人唱對臺戲，如果落幕后就可以把律師抓起來，誰還敢真刀真槍地辯論呢?如果律師確實有犯罪嫌疑，也應當由上級或兄弟檢察院來偵查，以防止先入為主和意氣用事。
1996年11月25日，陳律師偽證案二審終于開庭，應律師協會的要求，法庭同意給100個席位讓100名律師旁聽。律師們魚貫而人，但是悄無聲息，個個神情嚴肅，心事重重。
庭審開始了，焦點是陳律師是否教唆黃某為潘某作偽證。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爭論異常激烈。控方仍然堅持原來的觀點。鄭傳本律師從檢察院提供的全部材料中發現，黃某作偽證的全過程和陳律師無關，一審法院判決書認定的陳律師唆使黃某作偽證的事實完全是編造的。
鄭傳本律師筆挺地站在法庭上，聲音洪亮：審判長、審判員：從本案的全部卷宗，特別是今天庭審質證查明的事實，可以清晰地看出有兩條明顯的證據鎖鏈：一條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證據，證明陳與偽證無關；一條是指控與認定的“鎖鏈”，這是一條虛構編造、支離破碎、不堪一擊的虛假鎖鏈，其虛構編造的突出點在于：日期和地點上的虛構編造，集中反映在潘某之兄給黃某寫《保證書》的問題上。黃某及其妻說是1994年5月14日上午在陳律師臨時借用的律師辦公室內作偽證筆錄的當天寫的，而陳說根本沒有這回事；潘某之兄說是第二天5月15日黃某專門將潘約出，在外面寫的。對此三人說法不一的材料，法院可以不對任何一種采取輕信的態度，但在潘某親筆書寫的原始憑證《保證書》上落款日期寫明是“1994年5月15日”則是不容忽視的。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5月15日”的日期是潘某故意虛構或者過失筆誤的情況下，是絕對不允許采信“14日”而否定"15日”的……
鄭傳本律師一環扣一環，一鏈接一鏈，把事實講得非常清晰。
律師應該是法律最理想、最無可指責的解釋者。沈鈞儒老先生說過：“為律師者，必須崇尚德義，砥礪廉隅，精研法理，精練實務，而后可以勝任愉快，克盡厥職。”
王文正緊閉的嘴唇有了一絲別人很難察覺到的松弛。
六
二審庭審結束，過了兩天中級法院的一位副院長約見王文正會長，仔細聽取了他關于陳律師無罪的理由。副院長說，請你放心，審判委員會一定會認真考慮他的意見。
誰能料到，審判委員會開會時又出現了嚴重分岐。有主持無罪的、也有人仍然認為可對陳判刑。結果，只好請示市高院。
經過庭審調查，事實已經弄清。陳律師提交的證人證言確有暇疵。所謂1.5萬元的趕工費根本不存在。而黃某所以心甘情愿的為潘某分擔罪責，原因有二：他是包工頭，從潘某那里拿到加工任務，賺了許多錢，有報恩思想；其次是潘某三兄串通的結果。陳律師則毫不知情。據此情況就要給律師定罪，請問，如果公訴人向法院提供的證據被法院否定，是否要給公訴人定罪？
高級法院經過反復訴論，認為給陳律師定罪毫無依據。
1998年初，檢察院再次對這起案件進行了復核，認為證據不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決定將此案撤銷。
絕大多數讀者看了都感到高興。撤銷就意味著罪名不成立。陳律師的眼角滾出了熱淚，他緊緊握住王文正的手，能言善辯的他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三年了，王文正會長為此事整整奔波呼吁了三年!千辛萬苦啊，一波三折啊，唇焦舌燥啊!
談起此案的最后結果您是否滿意的問題，王文正說：基本滿意吧。有錯必糾是黨和國家一貫的政策嘛!陳的案子，給社會方方面面上了生動的一課，它在我國律師史上會留下令人深省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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