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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廣西鎘污染事件暴露環境法缺陷
來源：正義網 日期：2012-02-09 閱讀：4,304次
專家:廣西鎘污染事件暴露環境法缺陷
廣西鎘污染事件是1月15日發現的，至今已二十余天。這起鎘污染事件的發生，進一步暴露出我國目前已有的環境污染災害風險防范制度的空白以及缺陷，我們有必要從以下幾方面盡快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首先，完善我國相關環境保護立法。僅以我國環境保護領域最具綜合性與基本性的環境保護法為例，自1989年修訂后，環境保護法已歷經20余年未被修訂。隨著經濟發展、環境形勢的變化，這部法律的缺陷也日益突顯，立法缺乏廣度和高度，沒有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思想和與時俱進的內容，比如對于公民參與，法律只原則性規定了公眾享有檢舉權、控告權等，而環境知情權、環境請求權、公眾監督權等都沒有得到體現;缺乏對行政審批部門或監督管理人員的法律責任規定。這就縱容了一些地方政府遇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沖突時，往往采取犧牲環境換取GDP的發展。因此，修改環境保護法時，應明確將環境保護納入政府業績考評中，嚴格執行問責制。這次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相關部門監管、監測不及時、不到位造成的，水源是關乎老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大事，但我們監管部門竟然是在大批魚類死亡才發現水污染事件，而不是嚴格堅持水質實時檢測。這就充分說明相關部門的失職和不作為。
其次，加強專項環境污染與防治法律制度建設。目前中國已有50余部關于環境污染和保護的法律。近20年是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也是環境問題最多，環境形勢最為嚴峻的時期，很多新的環境污染與防治問題接踵而出，這從近年的諸如松花江的苯污染、廣東北江和湖南湘江的鎘污染、綦江的化肥污染、大連漏油、蓬萊溢油等各類污染事件不難看出。各類專項環境污染與防治立法亟待加強，比如土壤污染防治法、重金屬污染防治法等專項法律法規建設應提到日程上來。我國早在2006年就已經開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但至今依然遲遲沒有出臺，希望此次污染事件所引起的輿論關注能夠促使這部法律盡快出臺。同時，考慮到重金屬污染在不同的環境介質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建議以環境介質(即土壤、水體、大氣等)為標準，分類構建重金屬污染防治法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法律制度的缺失是污染頻發的癥結所在，我們應以此次污染事件為契機，構建并完善相應專項環境法律制度。
第三，健全我國企業環境保險制度。近年來，環境污染事件頻發，遭受環境問題損害的受害人卻往往難以及時得到應有的賠付與撫慰，問題得不到解決，矛盾逐步尖銳，這是環境責任保險立法滯后的后果。因此，當前問題是應當及時建立可行的環境責任保險法律機制，讓民眾能夠獲得有效幫助，及時解決問題。而由于各類企業從事的行業性質不同，對于環境的影響也有大有小，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建立，必須立足于企業進行的生產經營對于環境所造成的實際影響，以此為標準來劃分企業應當承擔的環境責任，區分強制性保險與任意性保險。例如對環境能夠造成巨大威脅與破壞的是廣泛分布于江河流域的從事化工業、重金屬合成業、造紙業的企業，這些企業不論規模大小都對環境極具威脅性，立法應當及時將它們列于強制性環境責任保險的名單中。而對于其他無污染或者污染較小的行業，則可歸于任意性環境責任保險之列，而本次事件中的企業無疑應當是屬于強制保險的企業之列。
第四，建立健全懲罰性賠償機制。我國的環境污染案件通常只按照傳統民法上的損失填平原則進行賠償且賠償數額比較低，然而污染的損害后果往往又具有隱蔽性和長期性的特點，導致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損失無法得到完全補償，從而出現企業違法成本較低而守法成本較高的不合理現象，不利于鼓勵企業積極采取環境保護整改措施。而類比國外的類似污染事件，對污染負有責任的企業需要承擔的賠償往往是巨大的懲罰性賠償，而非僅僅局限于對受害者的已有損失的彌補。這樣的法律制度我國可以引入借鑒，實行懲罰性賠償，除了能讓責任方對造成的損失進行彌補之外，還能夠對責任方形成更大的震懾力，達到警醒的目的。同時建議將懲罰性賠償原則貫徹到全部環境保護立法規范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賠償的實施條件、提高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加大保護公共利益、自然環境和個體利益的力度。
第五，增設環境安全至上原則。隨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不斷加劇，生態安全日益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在環境法中確立生態安全原則不僅是環境法擴展法律秩序價值的必須，也是由我國日益惡化的生態安全狀況決定的。安全是生態環境國際法保護價值體系中第一位次的價值目標和取向選擇，只有在首先保證生態環境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在根本上解決人類的生存威脅問題，法律的作用是在生態危機不斷出現的時代在法律規范上保證人類的一切行為都符合生態學中安全概念和安全意義。
第六，增設環境決策評價制度。我國已在2003年頒布實施了環境影響評價法，在2008年也頒布實施了城鄉規劃法，從這些法律的相關條款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目前對城鄉規劃、工業布局要考慮環境保護、防災減災、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等都有非常明確的要求，也就是說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對環境可能造成影響的城鄉規劃或項目立項，要進行環境影響評價、規劃草案和項目立項情況依法進行公告，并采取論證會、聽證會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專家和公眾的意見。但是，對于多年以來一直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發展理念而言，這些從源頭控制污染的法律法規在實際操作中很難說真正發揮作用。各地政府在進行涉及可能造成重大環境影響的污染源項目，在規劃布局與立項建設等重大決策時，有必要先行進行決策環境評價，避免拍腦袋工程。
第七，健全應急管理體制。重點要強化已有的應急的法律，如突發公共事故應對法等，細化應急管理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全面提升執行能力。提高各種環境污染事故，尤其是類似于此次鎘污染事件，與下游人民生命財產健康有密切關系的重大環境事件的應急管理體系管理水平，實現應急管理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有效性。增強政府各部門在事故中應急預案的主導性，細化預案，加強對預案的動態管理。
構建和完善我國環境污染災害風險防范制度僅僅是基礎，只是完成了有法可依。在現實中，司法與執法是同樣重要的考量因素，還要重視對環境污染治理執法力度和執法能力建設。重點監管與人民健康密切相關的環境污染源，加大科技研發資金投入。
這次污染事件不但暴露出法律的漏洞，也暴露出有些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上存在的問題。如果仍然只是片面追求GDP增長，以破壞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的思路不轉變，那再完善的環境立法也只是個擺設:因為，徒法不足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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