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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騙徒斗智：本地與環球資產凍結令
日期：2014-03-31 作者：王洛媛
前 言
典型的詐騙案中，騙徒通常會要求受害人把錢轉到其銀行戶口，以達成某買賣等交易。待錢到手后，騙徒會迅速把錢從該銀行戶口調走，甚至調到境外，以逃避追蹤。受害人發現受騙后，當然會第一時間報警，讓案件進入刑事程序。然而，從民事的角度上，究竟受害人有什么可以做，以增加討回損失的機會呢？
受害人固然可以向騙徒提出民事訴訟。問題是，即使受害人成功取得判決，也只會是一個“空判決”。因為錢已被調走，而騙徒既為騙徒，必定逃之夭夭。故判決將無從執行。
要避免此不幸的結果，受害人必須與時間競賽、與騙徒斗智，務求于騙徒把錢從銀行戶口調走前，搶先取得資產凍結令，禁止騙徒或任何人調走戶口里的資產。銀行不會如騙徒一般逃走，該會盡力依法辦事。因此，必須及時取得凍結令，交予銀行，讓銀行凍結有關資產，并披露有關資產的情況。若錢已被調走，便需盡快找出該資產于下一站的情況，以進行相應的凍結。只有如此，受害人才有機會減低損失。
但在此情況下，究竟銀行作為無辜的第三者，有什么責任呢？若錢已被轉到境外銀行，離開香港法院的管轄范圍，香港法院又有多大的權力去保存境外的資產呢？即使香港法院頒了凍結令，受害人又怎樣到境外執行該命令呢？若境外銀行違反命令，又由誰來懲處呢？
申請資產禁制令及其他關連命令
申請資產凍結令（源自Mareva Compania Naviera SA v International Bulkcarriers SA [1975] 2 Lloyd's Rep 509）一般需經過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常是以單方面提出的申請，因為情況緊急及保留機密的需要，故此受害人會在不通知任何其他人的情況下提出申請，以免騙徒因知曉受害人申請凍結令而搶先把錢調走。
在香港，法院有當值法官駐守，處理這些緊急案件。受害人不需要經過平常悠長的排期過程，而是直接把有關文件準備好后，送到法院，要求法院于當天立即聽審，并頒發有關命令。而由于涉及單方面的申請，受害人有責任向法院坦誠及全面地披露有關資料。
受害人在第一階段獲得臨時凍結令以后，必須立即把凍結令交予騙徒及有關銀行。至于如何把凍結令交予騙徒可能是一個難題。若騙徒是利用成立的公司行騙，可把凍結令交到其注冊地址。但若騙徒是以個人名義行騙，而又逃離無蹤，受害人可向法庭申請以替代送達的模式（如刊登報紙）交予。若能及時凍結資產，則受害人能避免將來只得“空判決”的可能性。
第二階段是回報日，理論上受害人及被禁制的騙徒都應出席，由受害人提出把凍結令繼續延續，而騙徒則有機會提出解除命令的理據。當然，若騙徒存心詐騙，自然會避開法庭程序，不出席回報日。受害人便只需簡單要求延續凍結令直到法庭將來再頒令。
要成功取得凍結令，受害人需要證明：1、有關案件為良好且可辯駁的案件；2、受禁制人于境內有資產；3、資產有被耗散的實在可能性；4、受害人有便利性衡量的優勢。而受害人亦要承諾，若后來發現凍結令不應頒發而使受禁制人蒙受損失，受害人要承擔該損失。
若發現錢已被調到境外，受害人便要申請環球凍結令，以凍結受集制人的境外財產。除了以上的準則之外，受害人還要證明受禁制人于境內沒有或無足夠財產滿足其申索。另外，若受禁制人不在境內，受害人還要向法庭取得送達境外申請的許可，但有關案件必須與香港有一定關系（見第4A章 《高等法院規則》第11(1)號命令），比如受害人是在香港蒙受損失的，否則法院便不會授予許可（見The Siskina [1979] AC 210; Mercedes-Benz AG v Leiduck [1996] 1 AC 284）。
為了追尋金錢的下落，受害人亦可向法院申請披露命令，要求第三者如銀行披露有關資料，以協助凍結令更有效地被執行，并同時要求第三者不能向騙徒透露該披露命令（見Norwich Pharmacal Co. v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 [1974] AC 133; Bankers Trust Co. v Shapira [1980] 3 All ER 353; A Co. v B Co. [2002] 3 HKLRD 111）。
銀行的責任
銀行作為無辜的第三者，難免處于兩難的狀況。一方面，銀行對于騙徒客戶有合約上的責任，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關系里，銀行有責任應賬戶持有人的要求交付金錢，而且銀行亦有保密責任；另一方面，面對法院頒發的凍結令，銀行又不能坐視不理，否則有藐視法庭的風險。唯一可讓銀行稍為松一口氣的，就是英國上議院推翻了上訴法院的判決，認為銀行對受害人沒有直接的侵權責任，故不會因一時大意耗散金錢而要直接賠償受害人的損失（見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and Excise v Barclays Bank Plc [2006] UKHL 28）。
香港標準格式的資產凍結令包含管束第三者的條文，指出“任何人士如明知有本命令而協助或容許他人違反本命令，即屬犯了藐視法庭罪，法庭可處他監禁、罰款、或扣押他的資產。”（見《實務指示》11.2）。因此，銀行面對法院的凍結令，必須謹慎執行。
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Lord Denning）指出：銀行不會因為根據凍結令凍結資產而對客戶負上違約責任，這是因為凍結令使耗散資產變得不合法，而合約不能執行不合法的責任（見Z Ltd v A-Z [1982] Q.B. 558）。而香港法院也指出：若相應的披露命令讓凍結令更有效地被執行，銀行的保密責任可被覆蓋（BHP Billiton Marketing AG v Transfield Shipping Inc, Panama, HCA 2124/2011,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至于銀行該采取什么行動才會被認為足夠地履行責任，香港至今似乎沒有案例直接評論過，而根據英國案例，如果銀行明知道資產被凍結卻允許有關資產被調走，會被視為藐視法庭。但法院同時指出，銀行作為第三者，應該在最清晰的案件中才被冠以藐視法庭之名，而除非銀行是明顯地抗拒命令，否則普通的疏忽難以將銀行入罪（見Barclays Bank (同上)；Z Ltd (同上)）。顯然，法院不希望對無辜的第三者銀行委以過重的責任。
無論如何，銀行一般會盡力避免其負上任何法律責任，所以不論銀行法律責任的輕重，受害人還是要第一時間取得凍結令，交予銀行，以增加討回被騙金錢的機會。
涉及境外資產的情況
若發現金錢已被轉到境外銀行，情況會更為復雜。
由于涉及境外資產，受害人必須取得環球凍結令，禁止任何人士處置在世界各地的資產。惟香港法院的管轄權只限于香港，故凍結令對境外人士不會有直接效力。
在香港標準格式的環球資產凍結令，包含關于命令在香港境外的效力（見《實務指示》11.2）：“本命令在香港境外的效力。本命令的條文并不影響在香港境外的人士，亦與香港境外的人士無關，但如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庭宣布本命令可以執行或實時執行，則本命令的條文對該人士便構成影響，惟影響的范圍只限于已宣布可以執行的部分或已經執行的部分，除非該人士是：(a)本命令的受文人或其以授權書委派的高級人員或代理人；或(b)受制于法院司法管轄權的人士，并且(1)他在本法院司法管轄區內的住所或業務地址接獲書面通知得知有此命令，以及(2)可以阻止一些在本法院司法管轄區外所做的行為或沒有做的的行為，而這些所做的或沒有做的行為是違反本命令，或有助于違反本命令。”
根據該條文，凍結令必須有“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庭宣布本命令可以執行或實時執行”，才會對境外人士有效。因此，比如有關資產被轉到大陸銀行，受害人取得香港法院的環球資產凍結令后，必須再獲得大陸法院承認該凍結令，才能向大陸銀行執行有關命令。但由于香港法院對大陸銀行沒有司法管轄權，因此若大陸銀行違反凍結令，香港法院也不能審判大陸銀行藐視法庭，否則便有僭越司法管轄權之嫌。故受害人只能通過大陸法庭執行凍結令。
不過，若大陸銀行在香港有分行，香港法庭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通過大陸銀行的香港分行執行凍結令。理由在于上述引文中，授權法院管轄“本法院司法管轄權”內而“可以阻止一些在本法院司法管轄區外所做的行為或沒有做的行為”的人士。
換言之，若大陸銀行及其香港分行同屬一法人架構，而香港分行有能力阻止其大陸分行耗散資產，則香港法院可以通過大陸銀行在香港的分行執行命令，如香港分行未能履行責任阻止大陸分行耗散資產，則香港法院可因香港分行在其管轄范圍內而判之藐視法庭。
有關的法律原則在英國早年的案例中已有論述（見Babanaft International Co SA v Bassatne [1990] 1 Ch 13; Republic of Haiti v Duvalier [1989] WLR 261; Ashtiani v Kashi [1987] QB 888; Derby && Co. Ltd. v Weldon [1990] 1 Ch 48）。因此，在香港標準格式的環球資產凍結令中，便加入了有關的引文。
但我認為，純粹因為香港分行的存在是不足以令香港分行負上藐視法庭的責任的。香港分行必須有能力“可以阻止”內地分行違反凍結令，所以如果銀行的總部在香港，也許香港法院會比較容易認為該行“可以阻止”大陸分行的行為。但如果銀行的香港分行只是大陸總部銀行的小分支，需要聽命于大陸總部的話，那便難以指責香港小分行“可以阻止”大陸總行的行為了。
結 語
總結而言，若被騙，受害人必須盡快行動，取得資產凍結令及披露命令，與騙徒斗快、斗智，追蹤被騙資產的下落，才能避免到頭來只換得一個“空判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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