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投稿
國內律師
醉駕犯罪入罪標準的理性解讀
日期：2011-06-01 作者：閔銀龍 王思維 閱讀：8,955次
一、問題的提出——醉駕行為處置的“泛刑罰化”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簡稱“修正案（八）”）正式生效，該修正案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修正案（八）的這一修改，將單純的醉酒駕駛而未造成損害后果的行為納入刑法調整范疇。修正案一經出臺，便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反響，有人將這一條文規定解讀為“醉酒駕駛行為一律入罪”。與此相應，從司法實踐的現實來看，修正案（八）正式實施后全國各地出現的大量醉酒駕駛案件，也均以刑事手段進行處置。
面對這一情況，學界和實務界都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擔憂。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表示，雖然修正案（八）規定醉駕要追究刑事責任，卻沒有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的前提條件。但根據刑法總則第１３條規定的原則，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對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要注意與行政處罰的銜接，防止本可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處罰的行為，直接訴至法院追究刑事責任。張軍院長的這番話，在社會輿論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其所表達的意思迅速被簡化為“醉駕不一定入刑”并在網絡等媒體上廣泛傳播，張院長本人也迅速被貼上“為某些個人說話”的標簽，而招致許多攻擊甚至辱罵。從這些現象看，人們不難看出，對醉酒駕駛行為處以刑罰甚至處以重刑，迎合了我國社會普通公眾的心理需求，醉駕入罪的法律規定和實踐操作都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但是，筆者認為，民意雖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會大眾的利益訴求，但卻具有非理性、盲從性等弊端。因此，專業人士對某一社會事件或社會現象的解讀，只能參考民意，而不應當依附甚至屈就于民意。如果從專業的視角，以理性的思維審視輿論及司法實踐對醉駕行為的態度，則不難看出當前在處置醉駕行為時存在著明顯的“泛刑罰化”趨勢，體現在司法實踐中，就是產生了當前盛行的“醉駕一律入罪”的實踐做法。而這種趨勢與做法與現代刑法理念顯得格格不入。
第一，醉駕一律入罪的觀點與現代刑法關于犯罪本質的認識不符。刑法理論關于犯罪本質的認識包含兩個層面：其一，形式層面，犯罪是由刑法規定為違法并應當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其二，實質層面，犯罪是最嚴重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有在這兩個層面上均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該行為才能被認定為犯罪行為。相對于醉駕行為而言，經過修正案（八）的修訂，該行為在刑事違法性特征上已經不存在障礙，判斷該行為是否應當一律入罪的關鍵問題就在于判斷是否所有醉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均足以達到刑法所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程度。很顯然，即便是最為嚴重的醉駕犯罪行為（僅指未造成實害結果的醉駕犯罪），其社會危害性相對于刑法規定的大多數犯罪而言也是較輕的。并且，刑法很少將一類行為全部規定為犯罪，而通常加以數額、結果、情節等構成要件要素的限制。例如，盜竊行為要構成犯罪，必須達到刑法規定的數額；侮辱行為要構成犯罪，也必須達到刑法規定的情節嚴重的程度等等。即便是不以數額、情節、結果等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行為犯，刑法理論也認為危害行為必須實施到一定的程度，否則也不構成犯罪。筆者認為，并非所有醉駕行為均能達到嚴重危害社會的程度，因此，關于醉駕一律入罪的觀點，不符合現代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認識。
第二，醉駕一律入罪的觀點與現代刑罰的目的性不符。刑罰作為一種古老的社會存在，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但人類對適用刑罰的目的卻經歷過一個巨大的轉折。傳統社會的刑罰被稱為“報復刑”，適用刑法的主要目的是對犯罪人施加懲戒，以實現社會對犯罪人危害社會行為的報復。對刑罰目的的這種認識，源自人類本性中的復仇觀念，是人類原始性格特征的一種體現。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對刑罰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由“報復刑”轉向“教育刑”。教育刑與報復刑的顯著區別在于，在教育刑理念下的刑法，不再是對犯罪人單純的懲戒，而是期望利用刑罰消除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使其重新回歸社會。因此，以教育為目的的刑罰的用刑標準是：刑罰足以完成對犯罪人的教育改造，足以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可。顯然，教育刑觀念對刑罰目的的認識，更符合現代社會人道主義的精神，因此更值得提倡。聯系醉駕行為，按照教育刑觀念，判斷醉駕行為是否需要啟動刑罰，最重要的標準就是判斷醉駕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是否達到了必須運用刑法才能消除的程度。通俗地說，如果對該行為人不判處刑罰，而代以行政處罰措施，該行為人也不會再次實施犯罪行為，便沒有必要啟動刑罰措施對其處罰。由此，醉駕一律入罪的觀點，是不區分行為人的具體危險性而盲目地對其施加懲罰，這顯然不符合現代刑罰的教育目的。
由此，筆者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當前社會對醉駕行為的處置存在著泛刑罰化的現象，體現在司法實踐中就是對醉駕行為一律定罪處刑。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并不可取，作為法律人應當在社會輿論面前保持必要的冷靜，應當對醉駕行為的入罪標準進行理性的詮釋，從而區分醉酒駕駛違法行為和醉酒駕駛犯罪行為，從而實現修正案（八）設立危險駕駛罪的本意。
二、醉酒駕駛的法定標準及評析
１．我國醉駕的標準
構成醉駕犯罪的前提，是行為人處于醉酒狀態。根據２００４年國家質檢總局發布的《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的規定，我國認定醉駕的標準是，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小于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屬于飲酒后駕車；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屬于醉酒駕駛。同時，該規定還明確了呼氣酒精含量和血液酒精含量的換算標準，即呼氣酒精濃度大于或等于０．０９０９ｍｇ／Ｌ時為飲酒駕駛，大于或等于０．３６３６ｍｇ／Ｌ時為醉酒駕駛。由于立法的明確規定，對于醉酒狀態的判斷在實踐中并不存在障礙。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國對駕駛員喝酒駕車分為酒后駕車和醉酒駕車兩類，對其的處罰形式也不同，那么對于酒后與醉酒狀態的評判標準又是如何得出的，將在下文進行論述。
２．其他地區的醉駕標準
從世界范圍看，對醉酒的判斷存在著不同的標準。日本和我國香港地區對酒后的評判標準是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對醉酒的評判標準分別是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３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和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美國、英國和德國對醉駕的評判標準是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其他如法國的標準是５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在瑞典，對醉駕的標準分為兩種，對一般普通車輛駕駛人員醉駕的標準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對年輕實習駕駛員醉駕的標準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２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３．法醫學對乙醇中毒的評價標準
乙醇（即酒精Ｃ２Ｈ５ＯＨ）遍布我國每一角落。各種酒均含有不同濃度的酒精。各種大曲、燒酒類烈酒，含酒精約５０％～６０％，黃酒類含１５％～２０％，葡萄酒、果酒１０％～４０％，啤酒３％～５％。酒精廣泛用于醫藥衛生、科研、試劑、化學工業。酒后開車肇事、醉酒后違法犯罪情況亦很嚴重，在有的國家已成為社會問題。血中酒精濃度達０．４５％～０．５％可死亡。各人對乙醇的耐受性差異很大。耐受性差的人喝幾口酒就醉，甚至呈中度中毒，有的人喝上一斤烈性酒也無明顯醉態。耐受性與酒精進入肌體的速度也有很大關系，慢慢喝酒或胃充盈時喝酒，吸收較慢，空腹喝酒吸收快，６０％的酒精在一小時內吸收入血。酒后１小時血中酒精濃度達到高峰。２小時內基本全吸收。其后以一定的速度下降，血中酒精經氧化分解，濃度下降速度ｐ值平均為０．１５ｍｇ／ｍｌ／ｈ。
其癥狀一般可分三期：第一期，興奮期。大腦處興奮狀態，輕度中毒。一般服乙醇２０～４０ｍｌ即可產生此期中毒。主要表現為神志清，情緒高，精神足，欣快感，心直口快，傾吐真言，高談闊論，滔滔不絕，好爭論，好勝心強，好說大話、粗話，動作增加，手舞足蹈。周身發熱（皮膚血管擴張，散熱增加），心跳加快。肌力倍增，暴發力強，膽大，肯冒險，平時搬不動的重物這時可搬動，平時不敢跳的深溝此時敢跳。上述行動，在中毒消除后難以復述。此期中后時段大腦高級活動中樞已受抑制，低級功能中樞高度興奮。也有的中毒者情緒反常，喜怒無常，或情緒低落，沉默不語，或大哭大鬧，或放聲大笑。判斷的敏感性下降，反應較遲鈍，四肢動作不靈活，如果是司機，駕駛機動工具易出事故。
第二期，共濟失調期。出現運動障礙，中度中毒。一般服乙醇５０～１００ｍｌ即可發生。這是生理性酒精中毒的特點，即運動系統的障礙先于意識障礙。因大腦低級功能中樞及小腦亦受抑制。主要表現為動作遲緩不協調，腳步不穩，搖搖晃晃，目光呆滯，舌硬口吃，頭痛頭暈，脈塊。有的劇烈嘔吐（反酒），隨后昏昏入睡。
第三期，昏睡期。前期中毒的進一步發展即為重度中毒。大腦深度抑制，知覺喪失，臉色蒼白，皮膚濕冷，口唇、指甲青紫，脈塊，呼吸慢，有鼾聲，體溫比正常低。詳見下表：
４．我國醉駕標準確定為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依據
進一步論述，我國法律確立８０ｍｇ／１００ｍｌ的酒精含量標準，也并非憑空想象，而是在經過大量的調查和科學實驗之后得出的這一數據。在法醫學上，醉酒是乙醇中毒的一種表現，而根據醫學實驗，人類血液酒精濃度達到０．１％時，便可能出現中毒（醉態），酒精濃度達到０．４５％—０．５％時，便可能出現死亡。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曾經組織科研課題，在全國東北、華北、華東、西北、西南五個大區進行抽樣調查，經過縝密的科學分析，得出我國國民對酒精的耐受度大體是：０．２１％達到酒后狀態，０．８５％達到醉酒狀態。這一科學數據與我國法律所規定的０．２％為酒后，０．８％為醉酒的規定基本吻合，因此，我國法律對醉酒的判斷標準具有科學依據。
不僅如此，０．８％的醉酒標準，也是世界各國的法醫學研究所認可，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采用這一標準。
三、醉駕入罪的刑法標準
認定某一特定性為是否構成犯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判斷該行為是否具備了刑法規定的某一罪名的所有構成要件。厘清修正案（八）所規定的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是判斷某一醉駕行為是否能夠入罪的最有效路徑。
根據修正案（八）對醉酒駕駛行為的罪狀表述，醉酒駕駛犯罪是指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從該規定的文意分析，該罪名的犯罪主體要件為一般主體，主觀方面為故意，這些問題當無疑問。需要討論的是該罪名客觀方面構成要件的認定。
１． 情節要素
從修正案（八）對醉駕犯罪的罪狀描述來看，醉駕犯罪系典型的行為犯，即只要行為達到了刑法規定的程度，便構成犯罪。也就是說，“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等因素并不是醉酒駕駛犯罪的構成要件要素。因此，有人認為本罪的認定無需考慮犯罪情節，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醉酒狀態下在道路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便一律入罪。筆者對這一觀點并不贊同。
誠然，本罪與侮辱罪、誣告陷害罪等罪名不同，確實未將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等因素作為構成要件要素。這是行為犯與情節犯、結果犯的根本不同。然而，行為犯對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的無要求，并不意味著行為犯構成不需要考察犯罪情節。任何行為都有情節的輕重，情節的輕重則反映了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聯系醉駕行為，即便同是醉酒后駕駛機動車輛的行為，也可以區分出明顯的情節輕重。例如，有的人飲酒后導致神情恍惚，有的人雖然達到了醉駕的標準但辨認和控制能力毫無障礙；有的人醉酒后駕駛機動車輛行駛于鬧市，有的人則自知醉酒而有意避開繁忙道路行駛；有的人在醉駕被查獲后抗拒執法，有的人在醉駕被發現后積極悔改。因此，同是醉駕行為，依然可以區分出情節的輕重。
而正如上文所說，情節的輕重反映出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所謂犯罪，是最嚴重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其與一般違法行為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行為社會危害性。我國《刑法》第１３條也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任何行為，都不可能一律構成犯罪，都應當區分其情節是否達到了刑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否則就會將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混為一談，也與我國刑法的規定不符。
２． 場所要素
修正案（八）規定的醉駕犯罪發生的場所是“道路”。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該立法采用了概括并列舉的模式對道路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從這一立法規定可以看出，我國法律對道路的界定是從公共性和目的性兩個角度進行的。所謂公共性，就是指該場所向社會上不特定多數的車輛開放，而非僅對限定范圍的車輛開放。所謂目的性，只是該場所系供車輛進行通行之用。應當說，在判斷某一場所是否符合構成醉酒駕駛犯罪所要求的道路，其認定依據就是以上兩個標準。如果行為發生的場所不符合上述公共性和目的性兩個標準，即便駕駛人員確系酒后駕駛，也不構成危險駕駛罪。例如，機場內的引導車駕駛人員醉酒駕駛，雖然其行為符合日常生活中所說的醉酒駕駛的概念，但由于該行為發生的場所——機場道路，并非向公眾車輛開放，也并非為公眾車輛通行之用，不符合刑法上的道路概念的要求，因此不能構成醉酒駕駛犯罪。
３． 工具要素
機動車是醉駕犯罪的犯罪工具。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機動車，是指以動力裝置驅動或者牽引，上道路行駛的供人員乘用或者用于運送物品以及進行工程專項作業的輪式車輛。”從這一立法看，我國法律對機動車的界定主要注重其功能性和目的性。所謂功能性，是指機動車必須以動力裝置驅動或牽引；所謂目的性，是指其必須用于人員乘用、運送物品以及工程專項作業。符合以上條件，才能認定為法律意義上的機動車。因此，較為常見的電動自行車，并不能認定為機動車。若電動自行車駕駛人員醉酒駕駛，并不構成刑法上的危險駕駛罪。
四、結語：司法公正排斥司法絕對化
司法公正的基本目標要求司法人員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避免絕對化，賦予司法人員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并不會破壞司法標準的統一，反而有助于在安檢處置中貫徹“輕者當輕、重者當重、罪刑相當、罰當其罪”的刑罰適用原則。類似“醉駕一律入刑”的論斷，其實是司法絕對化的典型體現。正如上文論述，司法人員在處理醉駕案件時，應當充分考量刑法規定的該罪的構成要件，尤其是要準確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達到了《刑法》第十三條要求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程度，對于構成要件不齊備，或者雖然醉酒駕駛但情節顯著輕微的行為人，應當敢于不予入罪。這符合我國刑法設立危險駕駛罪的本意，符合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也符合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
閔銀龍：教授、主任法醫師。現任華東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主任、上海市犯罪學會副會長。
王思維：上海博合律師事務所律師，華東政法大學刑法學碩士。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