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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專業智慧——上海律師參加全國兩會履職實錄
日期：2023-03-14 閱讀：9,799次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3月4日至3月11日在北京舉行，來自上海的全國政協委員全情投入履職，積極參政議政。全國律師行業黨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監事長，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伙人呂紅兵律師和上海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會會長，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張毅律師兩位亦在其列。這兩位律師行業的在滬全國政協委員聚焦全國和區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重大課題，心系百姓民生福祉，圍繞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相關議題貢獻專業智慧，將深入調研和思考的成果轉化為精準建言。會期，呂紅兵律師提交8件提案 ，張毅律師提交5件提案，并通過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參加聯組和分組討論發言、接受媒體采訪等形式認真履職。
加強法律體系建設
提升公共法律服務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需要加強法治建設，特別是在人民群眾感受最直接、關聯最密切、落腳最實在的關鍵點、重要處，健全制度、完善立法，加快形成并進而完善“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法律體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實現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持續發揮法治的引領、規范、保障作用。
呂紅兵在“關于進一步加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相關法律體系建設的提案”中提出建議：通過出臺人民建議征集法律規范、制定基層立法聯系點法律規定、完善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草案公開征求意見和公眾意見采納情況反饋制度、推進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工作法治化進程等，完善“吸納民意、匯聚民智”相關法律制度；通過完善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體系、強化企業民主管理制度等，推進“積極發展基層民主”相關法律規范建設；通過立法明確民事檢察聽證制度、進一步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加快推進多元解紛和源頭治理制度完善等，健全在司法過程中踐行人民民主的法律體系；通過對普法進行專項立法，從法律層面落實普法責任制，將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深度、全民法治觀念增強的效果作為黨政機關考核的重要指標。
張毅在題為“提升公共法律服務，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服務和保障”的界別協商會主題發言中建議，促進公共法律服務多元化專業化，以高質量公共法律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具體包括：全方位多部門共同助力法治化營商環境繼續優化升級；圍繞重大國家戰略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通過統籌整合公共法律服務資源，拓展服務領域，創新服務載體，豐富服務內涵，引導相關專業服務機構，有效供給高端法律服務；維護我國政府、企業和公民海外合法權益等。張毅認為，律師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工作者，在公共法律服務中能夠起到主力軍作用，可以為優化營商環境、全方位對外開放等提供相應法律服務，做好建言獻策，可以為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做好先行研究。應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律師人才隊伍建設，加快打造涉外法律服務品牌，加大對高端專業法律服務行業的扶持力度。
無獨有偶，呂紅兵在“關于修改律師法，進一步完善律師制度的提案”中認為，我國律師法于1996年頒布實施，2007年全面修訂并于此后做個別條款修改，總體而言目前已很難適應中國律師事業發展的現狀以及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對律師隊伍提出的新要求。他建議，進一步明確律師、律所、律協的法律地位。明確律師是社會主義法治工作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法律服務隊伍的重要主體、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力量。明確律師事務所屬“現代服務業”，是“專業服務機構”，是“社會組織”。明確律師協會是“律師的自治性組織”，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律師協會章程，完善治理結構，實施自律管理。在總則中以專條明確律師依法享有的執業權利，以及律師執業中的人身權，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各司其職、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并充分發揮律師的代理及辯護作用，促進司法公正。此外，進一步明確國家應在規劃、財政、稅收、社保、就業、金融、保險以及人才培養等方面，對律師事業發展給予扶持和保障。在已規定律師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同時，進一步明確律師應當參與公益法律服務，履行社會責任，政府應對律師參與公益法律服務提供財政、稅收等方面的引導和鼓勵。
在討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呂紅兵和張毅都認為，兩高報告政治站位高、為民情懷濃，案例豐富、數據詳實，積極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注重體現司法為民，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優越性、展現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新成就、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向。同時，期待進一步堅持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統一，不斷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全面準確落實司法責任制，強化科學監督管理，嚴肅司法責任追究。
健全完善法律制度
不斷優化營商環境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以法治手段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對恢復經濟、提振市場信心有很大幫助。應重點做好破除有悖于市場化邏輯的、不利于要素流通、不利于形成統一市場的各種準入壁壘，盡快糾正違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行政管理方式，進一步清理責權不明的文件或規章，建立更加清晰、透明、精準、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3月2日“2023·委員對政府工作留言”小程序開通的當天，張毅提交的建議成為了小程序開通后的第一份提交建議，并被新華社報道。他認為，2023年經濟工作重點是疫情后的經濟恢復和提振信心。保持投資穩定增長，需要提振企業和投資者的信心；擴大居民消費，需要提振消費者信心；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需要激發企業創新活力。他建議，加強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充分發揮宏觀政策對穩定資產價格的重要作用，尤其關注就業創造主力的中小微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修復進度；強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措施，加大對企業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支持；通過政府加杠桿支持居民消費；加大力度保障就業崗位，提升居民對未來收入的穩定預期；合理增加消費信貸，合理減輕信貸壓力；合理放寬或取消一些對居民消費的行政性限制等。
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呂紅兵在“關于切實推進‘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的提案”中認為，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為“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提供了最權威法律依據；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為“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提供了最高級政治保障；我國民法典明確“國家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為“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提供了最基本法律遵循。目前，在行政執法方面，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還應提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亦需完善，行政執法程序、行政裁量基準也須健全；在司法環節，最高人民法院、檢察院先后出臺的關于充分發揮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等文件，系統性強并具有針對性，關鍵在于應得到全面、精準的貫徹落實。呂紅兵建議，把保障民營企業家人身權益落在實處，把責任追究機制落在實處，把推進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企業法》落在實處。
公司法是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律，特別是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及的“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第二次審議稿）》（以下簡稱“審議稿”）已發布公開征求意見。呂紅兵在“關于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推進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優化的提案”中認為，總體而言，該審議稿增添了許多新內容，但在不少方面還需進一步完善。應更加注重協調性、更加關注操作性、更加強調邏輯性、更加強化全面性。特別是在強化公司作為企業法人應有的效率原則的同時，更應兼顧企業作為基層組織注重民主原則的重要性。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呂紅兵在“關于制定《對外投資法》，完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法律體系的提案”中認為，目前，我國尚未就對外直接投資制定單獨的法律，主要通過相關部委制定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形式，規范和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位階低，權威性不夠；內容少，針對性不強；較零散，系統性不足；不配套，協調性欠缺；重管制，服務性較弱”等問題，總體而言滯后于形勢發展，與時俱進適應性有待提高，中國企業面臨的法律風險日漸突出。呂紅兵建議，總結、梳理、整合我國已經出臺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法律規范，去粗存精、去偽存真，提煉普遍性、規律性認識，統一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投資法》。通過此法律，確立鼓勵、引導、規范、保護的基本原則，強化服務性與保障性，明確主管機構及其職責、相關權限劃分，規定監管原則、基本程序，定性投資主體、投資形式，作出產業規范與引領，提出企業合規要求，強化海外國有資產監管，健全金融、外匯、保險、稅收、基金以及人才保障支持措施，完善信息、評級、智庫、法律服務、行業協會等服務舉措，界定爭議解決方式及司法保障，明確域外適用與管轄。并以此部法律作為我國對外投資法律體系的基本法，總攬全局形成并進一步完善符合我國改革開放實際、體例科學、內容完整、協調一致的對外投資法律體系，發揮法治在推進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高質量發展中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功能。
截至2022年底，全國登記在冊的市場主體共計1.69億戶，其中個體工商戶高達1.14億戶，占市場主體總量的三分之二，帶動就業近3億人，在推動經濟發展、帶動就業增收、服務群眾生活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呂紅兵注意到，我國對公司等企業法人、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均有相關破產制度規定，但在法律法規層面缺乏針對個體工商戶的債務清理、有效退出、破產保護的制度安排。在“關于加快制定個體工商戶破產保護制度的提案”中，他建議，充分考慮個體工商戶的特殊性，設置有別于企業破產、個人破產的特殊規則，以法規形式建立全國統一的個體工商戶破產保護制度。基于個體工商戶作為市場主體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或缺作用，有必要盡快改變個體工商戶破產制度缺位局面。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在此背景下，應加快為個體工商戶構建一個統一的、全國普遍適用的破產保護制度。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二十條”）發布，明確了堅持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這一主線。張毅認為，“數據二十條”雖然規定了數據確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關鍵環節的基礎制度保障，但“從制度出臺到實際落地仍需要解決基于數據特性的法律合規及產業問題”。例如數據復制性強，導致數據產權難以界定；數據具有來源多樣和結構多變等特征，數據價值評估存在“雙向不確定性”特點，較難定價；任何單一數據技術無法同時解決“安全與隱私”“質量與易用性”“流通性”問題等。同時，數據要素流動頻繁，原有的邊界逐漸泛化，數據泄露事件時有發生。“企業只重視業務、對法律法規和監管政策的執行不到位、合規體系建設存在短板，直接導致數據要素生態市場（包括市場建設主體、數據服務商以及使用數據的企業）相關案件不斷增多。”他在“關于加快布局數據合規產業，推動數字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建議”提案中分析了數據要素流通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建議，認為應確立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協同的治理模式，構建和集成完善“數據要素生態圈”，加快布局數據合規產業，并盡快形成產業高地，保障數據要素合規高效流通，更好地為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在與此相關的“關于加快推動我國數字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提案”中，針對加快推動數字企業“出海”，張毅認為，應給予數字化范圍之下的核心數據保護和利用、數據出境監管等問題足夠的關注力度，通過法律或政策工具應對境外數據主權競爭格局下的長臂管轄。“前提是將數據安全、信息安全與政治安全、國土安全、經濟安全等并列交錯，共同組成綜合安全體系。”他建議，建設數字自貿區（國際數據中心），加大算力國際競爭市場投入，以區域性的跨境數據流動規則及白名單機制，構建“數字經濟朋友圈”。
關注改善民生福祉
呼吁強化法治供給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聚力民生領域的重點問題，反映人民群眾最關心最迫切的需求，并提出精準建言，是政協委員履職的應有之義。而強化有力度、韌度和溫度的法治供給，也有助于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證。
相關數據顯示：2035年左右，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到2050年前后，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老年撫養比和社會撫養比將相繼達到峰值。老年人口持續增加、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給公共服務供給、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應對任務很重。在“關于建立老年人權益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切實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提案”中，呂紅兵認為，我國歷來重視對老年人權益的法律保障，憲法、民法典，特別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均對老年人權益保護作出明確規定。在現實生活中，對部分老年人而言，不僅一般的贍養得不到保障，而且遭遇詐騙的情形時常發生，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由于身體機能衰退、教育程度不同、傳統思想影響、法律意識不高等原因，老年人受到侵犯時往往處于不愿、不敢、不能“訴”的境地。一方面，從范圍上言。我國民事訴訟法和2021年6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等法律及政策中，從技術上而言，在立法上給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新領域如老年人權益保障案件預留了空間。另一方面，從主體上說。對于諸如老年人權益保障案件缺乏明確的對接機構，目前在法律規制及政策解釋上，僅對檢察機關代表老年人提起公益訴訟留有空間。而且，涉及老年人權益保障案件基本上屬于私領域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檢察機關介入的角度與邊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一定的容易引發爭議之處。呂紅兵為此建議，在民事訴訟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以明確的法律條文確立老年人權益保護的公益訴訟制度。其中，擴大提起公益訴訟主體的范圍是重要方面。除檢察機關外，以法律規定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方式，賦權于其他相關主體，提起老年人權益保護公益訴訟。在這方面，各省市的老年基金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就指出，“鼓勵各類公益性社會組織或慈善組織加大對老齡事業投入。”依民法典規定，老年基金會為公益目的成立，為非營利法人，而且其宗旨是為老年人提供服務，比其他社會組織更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另一類組織可以考慮律師事務所，依律師法規定其具有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責，為老年人權益提供公益法律服務乃其題中應有之意。
在當前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與社會財富積累日趨龐大的雙重背景下，作為慈善捐贈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遺產捐贈日益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如何引導“善資金”助推公益慈善繁榮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呂紅兵在“關于完善遺產捐贈制度，引導‘善資金’助力共同富裕的提案”中指出了目前遺產捐贈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慈善法未明確對遺產捐贈作出規定；遺產管理人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尤其是遺產管理人權利不夠明確；遺產捐贈流程相對復雜，多主體協作機制尚缺；我國非貨幣類捐贈稅收優惠制度尚未健全，社會組織接收捐贈風險較大等。他提出了針對性的建議：慈善法修訂過程中將遺產捐贈寫入法條；出臺遺產管理人制度配套機制，明確遺產捐贈中遺產管理人權利；國家民政部門牽頭制定遺產捐贈工作規范；健全遺產捐贈稅收減免制度等。
據國家統計局今年1月發布的最新數據，2022年末我國人口較同期減少8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這是我國人口60多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從中長期來看，受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影響，我國人口已進入負增長通道。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人口問題，陸續出臺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黨的二十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針對各部門各地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實，但力度有所不同，政策的整體銜接性還有待提升，全國性一體化的政策體系尚待細化的現狀，張毅在“關于從戰略高度統籌規劃，緩解人口負增長態勢的提案”中認為，解決人口問題是長期性、系統性重大工程，需要黨和國家從戰略高度統籌協調，組織推進。從頂層設計角度，應成立專門領導小組專項推進，從系統和全局的角度做好戰略規劃，統籌各部門各地方，做好各項政策的銜接，形成政策的“組合拳”，營造積極正向的婚戀生育友好氛圍。他建議，完善貫穿生育周期和生命歷程的支持政策體系。具體而言，通過調動企業支持生育的積極性、持續加大財政支出和稅收優惠力度、加快完善住房保障體系以降低居住成本、提高普惠教育水平、完善養老保障體系以分擔家庭養老重擔等入手，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責任共同體。在優化普惠性家庭生育服務體系，降低家庭經濟和時間成本方面，要從三方面著力：加強生育關懷，改善優生優育服務；重視多元化生育需求，擴大醫保覆蓋范圍；拓展社區功能，增加普惠性服務供給。
呂紅兵和張毅表示，將不忘為國履職、為民盡責的初心使命，堅定政治站位，提升履職能力，在本職崗位和政協履職上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凝聚共識，聚焦黨和國家發展重點，做到“參政參到點子上，議政議到關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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