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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律師
對醉駕入罪、入刑的思考
日期：2011-06-01 閱讀：5,793次
潘書鴻：第九屆上海市律協刑事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自5月1日起,備受公眾關注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隨著近期全國各地醉駕入罪處刑案件的不斷宣判,作為一名律師，在參與案件辦理和司法實踐過程中對一個案件的評判應當比常人理性，處理醉駕案件時更應該注意刑事政策與法律問題。
一、醉駕不應一概而論統統入罪處刑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表示,雖然刑法修正案(八)規定,醉駕要追究刑事責任,卻沒有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的前提條件，而根據刑法總則第13條規定的原則,危害社會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對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要注意與行政處罰的銜接,防止本可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處罰的行為,直接訴至法院追究刑事責任。
張軍副院長的這番講話本無可指責,但被媒體簡化為“醉駕不一定入刑”之后,卻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招致了鋪天蓋地的批評。
在這里筆者不想對社會輿論的是非作任何評論,而值得思考的是，社會輿論在評判醉駕統統入罪處刑的問題上是否理性？是否專業？考慮問題是否有簡單化導致失真？作為一名執業律師,我們的責任是應當理性地告訴社會，告訴媒體，還事物以本來面目。在評判醉駕統統入罪處刑的熱點時期,應該理性地考慮到立法有一個基本的邏輯思考。
司法的邏輯是將抽象的法律條文適用于一個個活生生的千差萬別的案件。由此,立法的抽象與司法的具體、差異性之間,立即就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這種反差對于期待立法的覆蓋性、精準化和體現人人平等理想的人而言,無疑是一桶涼水!因為醉駕入罪表達的是一種立法理念,或者說是一種理想,一種對于醉駕行為的價值否定。
醉駕不一定入刑,表明司法在具體運用過程中的實然狀態,也恰恰體現了司法與立法之間存在的差別。專業地說,是說明了罪與刑之間的不對稱。立法將醉駕行為納入犯罪,但司法上不是所有的醉駕行為都一概而論的機械地被認為是犯罪而處刑；即便醉駕是罪,也不一定都入刑評價；即便入刑評價,刑罰也有情節輕重等綜合因素的考量。可以說,醉駕入罪是立法理想,而醉駕不一定入刑則是司法常態。法律的修改需要考慮民眾的“呼聲”，但更需要理性、科學的論證和與時俱進，需要認真對待行政處罰與司法定罪的關系，需要考慮刑法介入之后的司法成本與遏制效果，同樣也需要對各類“醉酒駕駛”的情節與惡性進行區分，更有針對性地進行分類處置，以實現罰當其責、罪刑相當。
二、醉駕入罪處刑應當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貫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罰執行的全過程。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按照公安部的指示精神,醉駕案件各地公安機關要一律立案,立案僅僅表明刑事辦案流程地開始,而絕非終結。理論上說,公安機關完全可以按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在自己的法定權限范圍內對部分案件作從寬處理,或者按照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規則予以撤案。即便所有案件都偵查終結而且要移送起訴的,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的過程中,如果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時,可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從而終結刑事程序。法律的根本作用不在于懲罰，而在于懲戒。酒駕入罪，最終目的不純粹是為了對酒駕者的制裁、入罪處刑，而是在于對駕車者能夠起到懲戒作用，使之不敢酒駕，減少酒駕，把酒駕及其社會危害減到最低。酒駕入罪，保護的不僅僅是受害者，從根本上看，對肇事者也是一種保護。
三、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應當相得益彰的銜接，降低司法成本
針對飲酒駕車或醉駕,我國修訂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了暫扣機動車駕駛證并處罰款、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等行政強制和處罰措施；對于飲酒后或者醉酒駕駛營運機動車的,行政處罰措施也更為嚴厲；特別是對于飲酒后或者醉酒駕駛機動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將終身禁駕。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民事制裁等相結合是我國應對違法犯罪現象,綜合治理的一大特色。刑罰作為整個法律框架的最后一道“屏障”,理當讓非刑事處罰方法先行發揮作用；只有在非刑罰方法達不到遏制的情況下,刑法才可作為最后保障的手段而依法實施,這是刑法的本質所決定的。
目前，酒駕、醉駕的行為在我國數量很大，依照法律的一般程序，交警查獲醉駕后，要交給刑警立案偵查，正式進入司法程序，偵查終結以后要交給檢察院，檢察院要提起公訴，法院要一審，部分案件可能還會產生二審，醉駕入刑6個月拘役刑的設置，將導致國家投入了大量的司法成本。而另一方面，醉駕者大多有正當的職業，如果因醉駕入罪并處刑后，一般對醉駕處刑者來說工作也就沒了，變成無業人員，這樣對其家庭、生活、情緒等各個方面帶來影響，增加社會成本。因此，在運用法律評價上，刑法的制定和修改應遵循“謙抑原則”以及“最后處理手段原則”，也就是當運用行政法、民法可以解決問題的前提下不一定采用一刀切的方法直接啟動刑罰的手段。因此,在醉駕入罪的刑法規定與嚴懲醉駕的行政法同時出臺的情況下,仍然要秉持刑法最后法的原則,妥善處理好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銜接,防止刑法的過度干預和刑罰的濫用。
四、對醉駕入罪、處刑應當建立統一標準從而達到科學化、精細化
判定醉駕的標準,對于醉駕案件的認定和處理是至關重要的。目前認定醉駕犯罪的標準沿用以往的行政標準,這是值得商榷的。認定危險駕駛罪中的醉駕標準應該更加科學、細致,判定醉駕的標準應堅持以血液中酒精含量為主,輔以體現個體差異的“人體平衡試驗”。這樣既體現了統一性,又照顧到差異性。
司法精細化自然排斥司法的絕對化、簡單化。在辦理醉駕案件的司法過程中,醉駕一律入罪、處刑的觀念是不可取的。如果對某些醉駕者運用行政處罰就足以達到使其悔過自新的目的,那就沒有必要對酒駕、醉駕一刀切的給予刑罰處罰。
我們已經從無法可依走到了有法可依,正逐步向良法善治邁進。所謂善治,我的理解包括兩點:一則追求的目的是善,二則追求善的手段也應該盡可能良善。善治對于我們的法治建設意義重大,其要求就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就是要追求司法的精細化。司法意在懲惡,但終極目的在揚善。司法機關在案件的辦理過程中,要防止一窩蜂的運動式執法。如果符合法定條件,綜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同樣可以對醉駕者變更強制措施、實行取保候審、判處緩刑。對于醉駕案件,人民法院同樣應該在積累案例的基礎上,推行量刑規范化改革和案例指導制度，要盡可能地體現人道、文明、進步,使罪刑相當,處罰與犯罪人的個人情況相適應,體現主客觀的統一,實現懲罰、教育、挽救和預防的統一,更好地體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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