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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時評
深圳特區報：惡案改判死緩會是何種“標桿”
來源：深圳特區報 日期：2011-07-14 閱讀：2,946次
新華網記者昨天深度報道了云南省李昌奎案，接受采訪的云南高院某官員稱，李案改判死緩，“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上下文聯系起來看，此官員所指稱的“標桿”，指的是“未來法治之標桿”、“廢除死刑之標桿”、“頂住輿論壓力之標桿”。聽起來道理爆棚，實則不然矣。
從法的傳統來觀察，我國的法律本屬成文法系范疇，其精義在于“嚴格適用紙面上的法律”，嚴格遵從法律效力體系中的等級定律，而政策、指導意見等斷不可凌駕于上位法律，法官的“變法”空間幾乎為零，司法解釋只是 “輔法”而非“立法”。這種傳統，與判例法體系下“法官造法”截然不同。
在成文法傳統下，嚴格地、一體地遵從法律規定，才能樹立堅實的法律權威。作為刑事法律體系中效力最高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已經清楚規定了，云南省這一涉及兩命及殘殺無辜嬰幼兒的暴力刑事惡案，只能是死刑。沒有一條《刑法》規定，犯有故意殺人罪的，只要自首就可以不判死刑，只要構成鄰里關系就可以不適用死刑。云南高院僅以自首這一情節就直接改判，這顯然是“誤讀”中國的成文法精神，“誤讀”中國法律效力體系的不可逾越性。
李案的現實是，實體法的《刑法》中依然規定了死刑，就得“法事法辦”，不“法事法辦”，那還要法官、法律干嘛？盡管我們多數人都可能是廢除死刑的倡導者、支持者、同情者，但在立法機構沒有修法之前，司法機構決不可以不顧法律之規定，行自我設定的價值之能事，坐視法律權威受到破壞。
現行刑罰輕重連續性的缺乏，也是造成“改判”兩重天的原因所在。從法律意義上說，司法改判，理應只是向“次輕”或“次重”的下級刑罰移動。中國現行法律沒有“終身監禁刑”，或超過40年以上的“長期監禁刑”，一些“死緩”往往最后演變為坐12年牢就可能會放出來的“較短期監禁刑”。這樣的預期，造成了兩種相鄰刑罰的巨大剪刀差，這也是一部分人“被迫”支持死刑的原因所在。
除了刑法法律的實體法之外，程序法也是導致“高院目中無人”的原因之一。當前“兩審終審”制下，雖然有死刑復核這樣一個附加程序，但二審一旦改判，另一方連個上訴抗爭的機會都沒有了。即使還有“抗訴”糾正機制，但這一糾偏機制的啟動是建立在案外的新證據之上，有嚴格的限制條件。李案中云南高院沒有發回重審，而是直接改判，案件當事方想求得法律救濟的機會都被封死了。從這些意義上說，云南高院官員所稱的“標桿”真的是無從成立，即便苦等一百年，也不會成為“標桿”。 (和靜鈞)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