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投稿
文娛動態
我們該把律師 全都殺死嗎？
日期：2013-04-25 作者：艾米?布萊克 斯坦利?羅斯曼著（美） 譯/周卓華
一、 引 言
本文的題目來于自莎士比亞名劇《亨利六世》第二場中的一個平民革命者———屠夫狄克的一段臺詞。起義領袖杰克·凱迪對此表示贊同。
狄克：我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師殺光。
凱迪：不僅如此，我還要……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莎士比亞本人仇恨律師。事實上，律師在英國廣受尊敬，而自美國建國以來，英國法律文化的這一特色隨著其普通法體系一起被美國所繼承。托克維爾在其美國之旅中發現律師受到更高的崇敬，故稱他們是美國的貴族。托克維爾的解釋是，律師所固有的保守主義確保其對簡單多數主義原則的警惕，從而保護了民主體制架構下一個自由國家最基本的要素。
然而，自托克維爾生活的那個時代以來發生的許多變革改變了美國社會和法律職業。種種跡象表明法律職業看待自身和周圍世界的角度都不同了，外界對法律職業的看法也變了。法律執業者人口統計數據和他們心態的不斷變化為這些社會變遷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明。
本文將從內外兩個角度揭示人們對法律職業態度的一些變化。第二章介紹了分析問題所使用的主要數據材料，然后就是本文的第一段分析，即“美國的律師和法官都是什么人？”（第三章），該章對比歷年來律師精英和聯邦法官的人口統計資料。第四章提出問題：“政治立場如何？”并考察律師和法官們的政治行為和他們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態度。第五章中，我們通過分析對全美成年人的抽樣調查來判斷“美國人是如何看待律師和法官的？”第六章“他們如何看自己？”考察了我們最近的法律精英調查中律師和法官對一些問題的回答。第七章總結上文的分析論證，得出一些簡短的結論。
二、 數據資料
在分析美國人對于律師和法律職業的看法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美國法律精英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及其政治傾向。所有數據來自于對律師和聯邦法官的調查樣本，它們提供了法律執業者態度和信仰等大量信息。
?。ㄒ唬︻I導層特征的考察
1995年，我們設計并發起了一項覆蓋全國的由電腦輔助的電話調查，名為“領導層特征的考察”。我們調查了將近2000名社會精英，代表七個不同的領域，諸如商界巨子、媒體精英以及高級官員。針對本文的寫作主旨，我們將焦點集中于七個領導者階層中的兩個：美國主要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和聯邦法官。此外，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將就律師和法官們以及其他領域精英的看法作一比較。
被調查的法律精英包括隨機抽取的234位律所合伙人，他（她）們來自于美國律師雜志評選出的最具聲望的100個律師事務所。聯邦法官構成了本文所要討論的另一主要調查對象。法官的抽樣調查包括了對210位法官的訪談，他們是于1995年3月間從聯邦地方法院、聯邦上訴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中隨機抽取的。
除了傳統的人口調查問題外，我們25分鐘的調查還問了一系列的問題，涉及到他們對重大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意見，他們對政治活動的參與程度，他們對種族和性別問題的態度。調查者對所有被訪者都問了這些一般的問題，而法律精英還被特別問到關于法律職業的三個附加問題。
（二）全國性的民意調查
作為對我們這次美國精英調查的補充，本文還參考了其他幾個全國民意調查的數據，它們關注的是公眾對律師、法官和其他職業成員的看法。這些調查是由Louis Harris and Associates、the Gallup Poll以及其他知名調查機構所主持的，它們提供了來自于全美成年人中隨機調查獲得的數據。
三、美國的律師和法官都是什么人？
在這一部分，我們通過分析“領導層特征調察”所獲數據以建立律師精英和聯邦法官的人口調查檔案。該調查提供了這一最具聲望法律職業群體的深度信息資料，包括這個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宗教信仰、種族以及性別組成等。
比較一些基本人口數據可以發現被調查的法官和律師之間的差別很有意思。首先，數據表明美國的公司法律師通常比較富有。1995年調查顯示超過85%的律師家庭年收入在20萬美元以上。在七個領導階層的調查中，只有商界領導者收入較之稍高，達到88%的比例。盡管聯邦法官的平均收入頗低于這個水平，但他們依然富有。只有3%的被訪法官家庭年收入少于12.5萬美元，而有27%的法官家庭年收入高于20萬美元。
律師精英們也表現出受過相當良好的教育。如以父輩文化程度作為衡量其家庭社會地位的標準（必須承認這是不完整的），則大多數被調查律師有著相對優越的家庭背景。大部分公司法律師（56%）的父親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略高于30%的律師父親僅有高中以下文化。律師精英與媒體精英二者父輩們的教育背景極為相似：他們父輩的文化程度明顯高于其他被訪精英的父輩。相比之下，只有35%的商人父親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29%的宗教領導人的父親受過大學教育。
大量法官來自于社會底層。只有近41%的被訪法官父親受過大學教育———比律師低了近15個百分點。更驚人的是，較之律師父輩，法官父輩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數是前者的三倍以上。類似地，與法官相比，有更多律師受過精英教育。約33%的頂尖律師畢業于常青藤聯盟法學院，而只有18%的法官是常青藤聯盟畢業生。
律師和法官也表現出成長于不同的地區。近40%律師的童年在大城市郊區度過，而法官的比率只有12%。相反的，32%的法官在大城市長大，而律師是24%。此外，在鄉下長大的律師人數是法官的三倍。
在1995年，律師精英中男性（88%）和白人（97%）占絕對多數（見表一）。然而，這與我們1980年所作的類似研究相比，婦女和少數族裔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趨勢。律師樣本中亞裔和非洲裔美國人所占比例從1980年的空白上升到1995年的略高于1%。在此15年間，女律師的比例增加了6倍，從1980年的2%到現在的12%。我們預計這種勢頭將繼續下去，因為年輕律師們（其中包括更多的婦女和少數族裔）將陸續達到合伙人年齡。
表一：被調查律師和法官的人口特征
在1995年，法官中也是男性（89%）和白人（92%）占據壓倒性多數，但是少數族裔在法官中所占比例顯然要比在頂尖律所合伙人中所占比例高。因為我們抽樣調查中的法官要比公司法律師老一些，前者的平均年齡是64歲，而后者是47歲，所以相較于律師合伙人，高級法官職位的婦女和少數族裔候選人就更少了。而且這兩個群體僅自70年代起才開始從若干主要法學院中招收成員，所以聯邦法官中的少數族裔代表就顯得尤其突出了。該數據表明聯邦法官的任命多少要受到平衡人口種群比的影響。
有關宗教背景的數據也顯示出這些年來法律職業成員的有趣變遷。60年代晚期，一流律師事務所中幾乎沒有猶太人。今天，盡管猶太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僅略高于2%，但22%的主流律所合伙人是猶太人。38%的律所合伙人把自己歸為新教徒，24%的合伙人是天主教徒。如按嚴格的宗教教規衡量，則大多數的被調查律師并不虔誠：盡管84%的律師認為自己是天主教徒、新教徒或是猶太教徒，但57%的律師幾乎從不參加宗教儀式。盡管如此，仍有26%的律師每月參加一至兩次宗教儀式，還有17%的律師每周都參加宗教儀式。
在宗教信仰和參加宗教活動這一方面，法官和律師之間同樣有著或多或少的差別。大部分（56%）聯邦法官認為自己是新教徒，20%的法官是天主教徒，10%的法官信仰猶太教。與我們所調查的律師精英相比，法官更可能是新教徒，然后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性最低的是猶太教徒，也許以上假設最主要的理由是聯邦法官的任命多少要考慮到平衡人口種群比例。此外，很少有法官認為自己無宗教信仰（法官:9% vs.律師:15%），法官也比律師更少或可能從不參加宗教儀式（法官:19% vs.律師:29%），但每周參加宗教儀式的法官幾乎是律師的2倍（法官:33% vs.律師:17%）。
這兩個法律職業群體對兩個附加問題的回答則反映出他們在個人品質方面有趣的共同點。律師和法官幾乎一致認為絕大多數的人是可信任的（81% vs.84%）———比記者的回答高了10多個百分點。然而，當他們被問及是否對自己的生活滿意時，法官的滿足感顯然高于律師（78% vs.51%）。
四、政治立場如何？
在比較了律師和法官的各種人口和背景資料特征后，讓我們來看看這兩個群體的政治表現和政治態度。本章將首先比較律師和法官的選舉行為和黨派性，然后分析他們對于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
?。ㄒ唬┻x舉和黨派
我們在調查中政治方面的數據顯示法官和律師在不少方面有所差異。作為一個群體，法官通常比律師更傾向于保守，但此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很多法官乃里根和布什總統所任命的。
有關黨派和選舉的數據顯示律師更可能是民主黨人，但是經常在總統選舉時發生變化（見表二）。多數律師精英（42%）是民主黨，三分之一（33%）的律師聲稱自己是共和黨，約有四分之一（24%）的律師是中立派。
1988年和1992年的選舉數據顯示，有的律師會跨越黨派界限去為他們偏愛的總統候選人投上一票。喬治·布什在1988年大選中贏得了稍過半數的律師選票（51%），當時米歇爾·杜卡吉斯拿到了41%的律師選票。比照一下，1992年大選時布什只拿到了39%的律師選票，59%的被訪律師選擇了克林頓。
總的來說，法官明顯比律師表現得更為保守。被訪聯邦法官的多數（52%）是共和黨，近三分之一（32%）的法官是民主黨，還有14%的法官認為自己是中立派。
表二：1988年和1992年大選的投票情況
最近兩次大選的投票情況顯示，被訪聯邦法官傾向于共和黨候選人。1988年超過三分之二（68%）的法官選擇布什，而在1992年布什連選失敗的選舉中仍然有多數（57%）法官繼續支持他。
比照領導層特征研究中的其他精英群體的相關數據，則有關律師投票和黨派的數據顯示律師是一個相當中庸的群體。盡管律師精英比法官、商界領導、宗教領袖要更自由化一些，但他們比記者、高級官員和電視電影制作人要保守些。有意思的是，法官屬于調查中最保守的群體之一，只有商業領袖始終如一的更為右傾。不過，法官的父母親似乎更不可能投民主黨的票，并且只有18%的法官認為自己是保守派。
（二）律師、法官看問題
領導層特征調查設計了近40個問題來判斷精英們對于各種公共政策問題的態度。大體上，公司法律師對大部分問題的看法中庸。當他們被問及對一系列表述的同意或反對程度時，絕大多數律師的回答不是“有點同意”就是“有點反對”，并且他們對于絕大多數問題的回答相當平均地分布于同意和反對之間。被訪法官群體對于各種表述更多的回答是強烈同意或強烈反對，他們的政策見解也更傾向于保守。
當然，律師們并不是對所有問題都持中間立場。比如對于投資收入的減稅問題，律師甚至比法官更為保守。約有79%的被訪律師支持減稅，而只有74%的法官持此觀點。相似比例的法官和律師精英（分別是71%和72%）贊同“政府減少對于經濟活動的規制對國家是有利的”。
盡管法律精英們對于社會問題的意見不一，但是大多數人傾向于更為“自由”的社會政策。例如對于墮胎問題，大部分律師和法官持強烈贊成態度。本調查中83%的律師和79%的法官同意婦女有選擇墮胎的權利，超過60%的律師和過半律師表示強烈同意。類似的，有81%的律師和75%的法官支持為墮胎提供公共醫療補助（Medicaid）。律師和略少一些的法官同樣強烈贊成允許同性戀者公開在軍隊中服役；72%的律師精英和61%的聯邦法官同意此政策。
律師和法官都反對多數性別成見。近72%的律師和82%的法官不同意以下表述：“女性對待工作大多不如男性盡責”，還有93%的律師和85%的法官贊成丈夫在妻子工作時照顧家庭和孩子。
律師和法官對于其他幾個社會問題的贊同程度反映了他們之間既有分歧也有共識。有84%的律師認為婚前同居是可接受的，而只有56%的法官持此觀點。此外，對于以下表述“同性戀和異性戀一樣，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51%的律師表示同意，而只有34%的聯邦法官持相同意見。另一方面，87%的律師和法官都認為通奸行為是不道德的。
被訪律師和法官都對政府提出尖銳批評。近79%的律師和62%的聯邦法官認為“華盛頓的當選官員總是很快脫離廣大群眾”。約79%的律師和58%的法官還說他們不相信政府能把事情做對。此外，80%的律師精英和67%的法官贊同“我們的社會制度導致很多人產生疏離感”。
對于刑事政策，律師和法官也表達了相似或相反的觀點。71%的聯邦法官和62%的律師反對大麻合法化。然而，對于三次犯罪的重罪犯判處無期徒刑問題，67%的法官反對“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規則，但是有58%的律師表示贊同。
（三）要素分析法
通過使用名為“要素分析”的統計技術，我們能夠總結律師和法官之間根本的相似和不同之處。要素分析有助于衡量各組答案以連貫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程度，并解釋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例如，就“領導層特征研究”中四十多個問題進行因素分析可得出兩大要素，即兩組具體問題表現出共有一個根本要素。我們稱這兩個要素為“自由集體主義”（liberal collectivism）和“彰顯的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這兩個說法分別借用自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理論創造和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所創概念。
第一個要素是絕對個人主義，導源于美國的加爾文教派傳統，這個統一體的另一端是集體自由主義。Louis Hartz，Seymour Martin Lipset和馬克斯·韋伯都觀察到美國的獨特性源于其宗教文化精神。根據這些理論，新教倫理促使了難以估量的個人自主和自我約束來實現自我。新教倫理也鼓勵自我心理調節和自我控制，這成為現代美國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支柱。
集體（或稱福利國家）自由主義的信條是中央政府應該改善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經濟不平等，該思想主要產生于經濟大蕭條時代（the Depression Era）。這通常被視為當代美國自由主義的根基，它站在了傳統的嚴格個人主義的對立面上。涉及政府干預財富再分配和保障就業的問題主要取決于此因素。（未完待續）●
（原文刊載于《哈佛法律和公共政策雜志》1998年6月）
（譯者單位：上海市司法局）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