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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律師推動公害訴訟對我國律師界的啟示
日期：2012-08-03 作者：丁興鋒
一、日本律師參與公害訴訟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為了恢復戰爭帶來的創傷，更為了能夠趕上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追求片面的經濟增長。經濟的急劇增長給日本的自然資源與環境帶來了嚴重的損害，在全國各地的工業區地帶，公害問題不斷惡化，公害災害的糾紛更是與日俱增。公害問題成為了日本國內日益尖銳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使得日本一下成為舉世聞名的“公害大國”，如世界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占到了四起。
公害事件的暴發表明日本的環境污染已經陷入難以控制的境地，公害問題成為了日益尖銳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但在1967年以前的日本，由于污染企業的特殊社會地位以及沒有成功的先例，幾乎沒有律師愿意染指“必敗無疑的公害訴訟”。以1967年6月的新潟水俁病訴訟為開端，日本相繼展開了旨在救濟受害人與根絕公害的一系列訴訟，這些訴訟喚起了廣泛的社會輿論，牽動了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的改革，對相關法制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在致力于公害訴訟的活動中，日本那些富于道義和犧牲精神的律師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以持之以恒的努力，不僅為受害人贏得了賠償，也推動了公害立法的完善，普及了社會公眾的環保知識，有效促進了日本國民環境觀的提升。
在推進公害訴訟及日本環境權運動的過程中，日本律師協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律師協會在公害問題上發表的建議和意見以及對律師參與訴訟的支持，成為投身于公害訴訟的原告辯護團活動的后盾，對公害訴訟問題的解決發揮了巨大作用。律師協會通過主辦、參與學術會議，促進了環境權研究與環境權運動的開展。日本律師及律師協會的做法，對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掩蓋之下，各地環境污染與破壞頻繁發生并日漸嚴重的中國，不乏可供參考之處。
二、日本律師參與“四大公害訴訟”
由“四大公害訴訟”開始，日本律師廣泛參與公害訴訟，通過對受害人的援助，極大地促進了案件的進展，也促進了公害訴訟理論與司法實踐的進步，有效推動了公害立法的完善。以“四大公害訴訟”為例，可以看到日本律師付出的努力與取得的成果。
在四大公害訴訟中最先提起的是新潟水俁病訴訟。昭和電工的鹿瀨工廠在1965年1月之前將廢水向阿賀野川排放，導致發生了新潟水俁病。1967年6月，受害人以昭和電工公司為被告，向新潟地方法院提起了請求損害賠償的訴訟。為幫助受害者，新潟縣律師協會坂東克彥律師等向居住于新潟縣內的律師發出呼吁，號召參加支援“受害人”的訴訟。響應呼吁而參加進來的律師們相互密切配合，在訴訟過程中，辯護團以專業精湛的業務和高度敬業的精神提供了全程的服務。1971年9月，新潟地方法院做出了判決，由于雙方并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確定生效，根據這一判決，昭和電工的加害者責任也被確定。本次判決就因果關系的確定等展示了新的觀點，為此后的公害訴訟和集團訴訟所沿襲。
在四日市大氣污染公害訴訟中，原告辯護團由來自四日市所在地三重縣和相鄰的愛知縣律師協會的志愿者、主要承辦勞資問題案件的東海勞動辯護團以及來自他縣的律師等共43名律師組成。為確保訴訟成功，辯護團開展了艱苦細致的準備工作后，于1967年9月1日提起了訴訟。在經過54次開庭、法院直接實地查證1次之后，1972年2月1日該案判決，原告勝訴，同年7月24日判決生效。這次訴訟在追究被告責任的同時，也成為評斷當時國家經濟開發政策的舞臺，判決幾乎全面認可了原告的主張，對被告企業放任公害的體制予以了嚴厲譴責，明確了加害者的責任，判決內容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68年3月，富山縣神通川流域居民因流自三井金屬礦業神岡礦業所的廢水導致骨痛病發病，該流域居民以三井金屬礦業公司為被告提起了請求損害賠償的訴訟，這就是骨痛病訴訟，該訴訟作為因鎘等重金屬污染而引發的大型公害司法審判案件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1967年夏，出身于骨痛病受害地的島林律師，作為代理人收到了提起訴訟的委托，但由于只身難以勝任，便向同行發出呼吁，眾多青年律師積極響應，并于1968年1月從全國各地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原告辯護團，于3月9日提起了訴訟。為便于工作，當年10月，副團長近藤忠孝下決心在富山開設新事務所，此舉受到了眾多縣民的盛大歡迎，并極大地促進了案件的進展，也得到了社會輿論的支持，共有345名律師為患者辯護，這個數字約占當時日本所有從業律師的3%，其中有20余名主力律師參加了訴訟的所有回合。在辯護團的極力爭取之下，法院于1971年6月30日做出了原告勝訴的判決。
熊本水俁病的發生源是位于熊本縣水俁市的氮肥股份公司的水俁工廠，原因物質是由該工廠排出的乙醛廢水中所含的甲基汞化合物。氮肥公司對當地經濟與地方財政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從1956年熊本水俁病正式發現，到1969年正式起訴，期間雖有患者抗爭，但由于雙方實力懸殊，污染一直持續，患者不斷增多，但都未得到應有的賠償。
1968年9月，熊本縣律師千場茂勝走訪水俁，經再三努力，受害人終于轉變了對訴訟的態度。在獲得當地市民會議和工會組織的支持后，千場茂勝律師向同行們發出邀請，組成了九人的“水俁病法律問題研究會”，并開始正式著手組建辯護團。經過向全國律師發出呼吁，最終有熊本縣內23名、全國200名以上的律師加盟，組成了“水俁病訴訟辯護團”。辯護團團長由熊本縣律師界長老級的山本茂雄律師擔任，由千場茂勝擔任事務局長。1969年6月14日，受害人向熊本地方法院提起了以氮肥公司為被告，原告人數共112名的請求損害賠償的訴訟。由于此次水俁病訴訟的提起，致使當時受到廣泛關注的四大訴訟得以全部出臺。1973年3月20日，熊本水俁病訴訟判決做出，原告方勝訴。判決后，氮肥公司未上訴，判決確定生效。此次判決后，在日本“只要企業造成公害就有責任”的原則得以確立。
三、借鑒日本律師界經驗，推動我國律師參與環境侵權訴訟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各地環境污染問題逐漸顯現，在部分地區甚至造成了嚴重后果。在遭受污染侵害的人群中，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民是最大的受害群體，他們特別需要法律的保護，但由于經濟困難，他們無力支付相關費用。近年來媒體頻繁報道的各地“癌癥村”就是一個個典型例子。日漸嚴重的污染導致人身、財產的損害已經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受害人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困難重重，而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的法律援助制度此時也未能發揮作用。
當前我國環境污染面臨的困境與日本當年的情況非常相似：經過經濟高速發展期之后，工業企業污染嚴重，機動車數量激增，大城市機動車尾氣污染日益嚴重。從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是污染的元兇，政府與企業共同受益，對解決污染未必有迫切的要求；受害人雖然有維權的需要，但卻因經濟困難與法律知識的匱乏而無所適從。
近年來，我國律師隊伍逐漸壯大，目前全國已經有執業律師20萬人，律師事務所1.7萬多家，面對頻頻發生的環境污染侵權事件，律師界團結起來，為受害人提供服務將大有可為。目前雖然已有部分先行者開展了相關援助工作，但從全國的范圍來看，現有的努力相對于需要只是杯水車薪。
當前，最為突出的問題在于訴訟活動的經費問題。日本律師在解決這一問題時采取的以下措施值得借鑒：首先，對于飽受公害之苦的受害人來說，根本無力承擔巨額的律師費用，所以原告辯護團在提起訴訟時，原則上不讓受害人承擔律師費用；其次，在向法院提起訴訟需要向法院支付有關訴訟費用時，盡量爭取到訴訟救助制度的幫助，努力減輕受害人的負擔；再次，原告辯護團與受害人一道，向支持訴訟的團體和個人呼吁捐款，全力籌集款項，此外，律師們還身體力行，自掏腰包，維持訴訟活動。
其次是律師辦理相關案件的效率問題。辦理環境侵權案件不僅收費困難，更因為案件涉及人員眾多、取證困難，且被告方實力強大，有的甚至是地方經濟支柱，如果地方政府及司法機關包庇與縱容，更會讓訴訟困難重重。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司法行政機關與律師協會的大力支持，可以在污染受害嚴重集中的地區開設律師事務所，或鼓勵當地現有律師事務所為受害人提供服務，方便律師就近辦案；律師協會應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統領作用，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持律師參與。
再次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與司法救助制度的作用，并判決侵權企業承擔律師費用。我國立法機關已經注意到律師參與環境侵權法律援助的重要性，并已在立法上有所體現，如2008年修訂后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8條第3款規定：“國家鼓勵法律服務機構和律師為水污染損害訴訟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上述規定還難以落實。解決這一問題，可以《環境保護法》修改為契機，于該法中規定“國家為環境污染損害事件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具體援助范圍與方式由國務院規定。”對相關的訴訟費用，法院應酌情減免；對律師費用，應判決由被告承擔。●
（作者單位：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