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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今懷昔話前輩
日期：2012-12-06 作者：王海波
在上海律師公會成立100周年之際，我的眼前浮現出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等民盟前輩的身影。據我所知，沈鈞儒1928年加入上海律師公會，史良和沙千里分別于1931、1932年加入上海律師公會，他們都曾擔任上海律師公會常務理事，是律師界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士。1942年，由他們發起并領導的救國會加入了民盟。從此，民盟便有了三黨三派之稱。（“三黨”是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農工民主黨的前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三派”是中華職教社、鄉村建設派和救國會）
回顧歷史，愛國七君子是一個亮點。
81年前的“九·一八”讓中國人為之扼腕，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等上海律師界的前輩拍桌而起，一場狂飆突起的救亡運動，席卷中華大地。
在陶行知先生的筆下，我們看到了那“老夫聊發少年狂”的“中國老頭”；在彭子崗女士的筆下，我們看到了那個“穿著暗色旗袍”，在講演臺上、游行隊伍中，讓眾人“歡呼與鼓掌”的史良；在后生晚輩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始終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從不考慮個人安危得失”的沙千里。
他們何嘗不想用法律的武器，讓中國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讓人民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日本法西斯的鐵蹄讓他們捶胸頓足，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讓他們忍無可忍。于是他們吶喊了。一個人不夠，那就幾個人喊；幾個人不夠，那就領著民眾喊；上海的民眾不夠，那就領著全國的民眾喊，終于喊出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喊出了一個救國會。1936年11月，國民黨當局悍然將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等7人（史稱“愛國七君子”）逮捕入獄。我們的前輩大義凜然，坦然面對。于是在國民黨的法庭上，我們聽到了他們的精彩辯護———問：“抗日救國還是共產黨的口號嗎？”答：“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問：“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嗎？”答：“假使共產黨利用我們，我甘愿被利用；并且不論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們為抗日利用。”
就這樣，在萬眾注目之下，救國會成為愛國主義的旗幟。1942年當這面旗幟融入民盟，民盟這個新成立的政黨，便增添了新的光彩。從此，在愛國民主運動中，便多了一支熟悉法律的生力軍，沈鈞儒、史良、沙千里或在群眾集會上慷慨陳辭，或在報刊雜志上發表檄文，成為民盟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斗爭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至今，一些參加過當年學生運動的老人還記得，史良在1948年6月20日上海交通大學萬人集會上的那個演講：“諸位同學，你們是愛國者，愛國是無罪的。政府傳訊你們是非法的。我查遍了世界各國的法典，行政官員是無權傳訊公民的。吳國楨市長說要傳訊你們，他首先犯了恐嚇罪；他如果真的傳訊你們，他就犯了瀆職罪，所以，你們不是被告，你們是原告。諸位不要害怕，我愿意做你們的義務律師，如果抓你們坐牢，我和你們一起去坐牢。我們要為愛國和伸張正義而斗爭！”
在民盟歷史上有一個被稱之為“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1947年11月，在國民黨當局的壓迫下，民盟總部被迫解散。沈鈞儒秘密離滬赴港，于1948年1月，主持召開了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沙千里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恢復民盟總部，放棄走中間道路的幻想，與中共攜手合作，為徹底摧毀南京獨裁政府，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中國而奮斗到底。如果說，一屆三中全會前的民盟是在驚濤駭浪中即將沉沒的輪船，那么一屆三中全會便是這艘輪船劈波斬浪起死回生的契機，而把握這一契機的掌舵人就是沈鈞儒先生。
在締造新中國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等法律專家的作用。1949年4月，毛澤東請沈鈞儒到雙清別墅一敘。對于這位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毛澤東給予了熱情的款待。他親自到門口迎接，并拉著沈鈞儒的手，一直走到會客室，然后請他坐下，讓工作人員上茶。相互寒暄了一番后，毛澤東說：“1945年日本投降，我們為了和平，共同一起合作，和國民黨召開了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簽訂了一年和平協議，后來被蔣介石撕毀了。現在，我們又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這次政協會議與上次政協會議不同，是沒有蔣介石參加的人民政協會議。我們現在就要做好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要起草一個各民主黨派、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都能承認，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又都要共同遵守的共同綱領。我們要充分發揮民主，要把這次政治協商會議開好。”回想起過去的日子，沈鈞儒感慨萬分，他說，民盟受盡了蔣介石的欺負、壓迫的苦頭。蔣介石認為民盟妨礙他的獨裁賣國政策，就宣布民盟是非法的，逼得民盟無奈解散了自己的組織，跑到香港才又重新恢復。“過去，我們黨在張瀾先生的領導下，曾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反對出賣國家的內河航權，反對打內戰，擁護共產黨和平民主的主張。共產黨勝利了，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合作建設新國家。”毛澤東說：“要建設新中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說，在法律這一方面，沈先生就可以充分發揮您的作用。我知道沈先生對法律工作是很有研究的，是著名的法律專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們還要建立人民法律，還要請沈先生在這方面多出力，多做貢獻。”
關于沙千里，有一個故事。1949年4月的一天，千家駒接到一個會議通知，當他匆匆到時，劉少奇等中共領導正聚精會神地聽資本家提意見。而后大家一致要求劉少奇講話。劉少奇那天的講話很出名，就是后來大家都知道的“剝削有功論”。會議結束，大伙一起到起士林吃飯。入座后，天津市長黃敬把千家駒介紹給劉少奇。劉少奇問：“你研究什么？”，千家駒說：“研究經濟的”。聽了這個回答，劉少奇有點吃驚：“喔，我還以為你是搞法律的。”顯然他把千家駒當成沙千里了。
由此看來，中共高層對沙千里等“搞法律”的很熟。所以，在新中國部長的名單中，我們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司法部部長史良的名字。大概是沙千里隨軍南下，參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他被任命為貿易部、商業部的副部長。反右斗爭開始后，章乃器擔任的糧食部部長被撤銷了，沙千里又被任命為糧食部部長。
眾所周知，沈鈞儒被周恩來稱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可就是那樣一個被稱為旗幟的左派，在1957年的反右斗爭中被人指摘對右派“有溫情”，表現“不堅定”。反右伊始，民盟中央召開座談會，由羅隆基作檢討。會議開始，沈先生說：你要老老實實清清楚楚地交代自己，你說你的錯誤大家可以講，但不如自己交代好。他說，希望羅選擇正確的道路，“到底是走到敵人的道路上去呢，還是回到朋友這邊來。”他還提醒與會者應該怎樣幫助朋友，“不要讓朋友走上敵人的道路”。更讓人感慨的是，1958年4月沈老來滬參加民盟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專門約見了已被戴了右派帽子的沈志遠、徐鑄成，他語重心長地對沈志遠說：“我最初學馬列主義。都是從你的書里學到的，你是我的老師。不要灰心喪志，應該在考驗中振作起來，你將來仍然是我的老師。”沈老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溫暖了當時不少被錯劃右派的民盟盟員的心。
在經歷了“反右”、“文革”運動以后，我們民盟的前輩初衷不改。1980年10月，史良對擔任“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主犯姚文元辯護律師的民盟盟員韓學章說：“你這次來審判‘四人幫’是光榮的，黨對你是信任的，你要聽黨的話。”1983年中英雙方討論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時，英方耍起了“主權與治權分開”的伎倆。史良以法學家的身份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講話：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主權是建立在治權基礎之上的，主權與治權是不可分離的。英國企圖在名義上讓中國收回香港，之后繼續維持對香港的統治，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
沙千里晚年身體不佳，但依然關心國家大事。上海熟人去醫院探望他，見他吸著氧氣，不忍心打擾。他說：“我是上海人民選出來的人大代表，凡是關于上海的事，都要告訴我。”1982年春，他收到一個會議通知，抱病去了，受了風寒，終于一病不起。“鞠躬盡瘁”的成語，用在沙千里身上，最合適不過了。
在紀念上海律師公會成立100周年之際，感今懷昔，我被沈鈞儒、史良等民盟前輩發自心底的愛國熱情所感動。當祖國和民族面臨亡國滅頂危急之時，他毅然發起救亡運動，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當他們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時，他們堅定地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讓我感動的還有他們對民主與法治的追求，不論是在腥風血雨的舊中國還是在波瀾起伏的新中國，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對民主與法治的追求。在榮華富貴被視為成功標志的今天，我不能不被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等民盟前輩高尚的道德品質所感動。以他們的資歷和能力，金錢和權力唾手可得，但他們視這些為糞土。在社會多元、思潮紛雜的今天，緬懷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等民盟先賢，他們身上的精神、信念和品德，值得我們去紀念、傳承和弘揚。●
（作者為民盟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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