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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法律的陽光照進“瘋人院”
日期：2011-08-01 作者：盧意光
2011年6月10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精神衛生法（草案）》，并公開征集意見。這部耗時二十幾年，十次修改的法案，一經公布，立刻引來社會的廣泛關注，“強制收治”即為關注的焦點之一。前不久，武鋼第二職工醫院精神科的一名精神病患者徐武在該院強制收治4年多后，從精神病院逃走并來到廣州，試圖證明自己沒有病，但在廣州被武漢警方強行帶走。由于徐武被強制收治的背景是與單位領導存在嚴重糾紛，多次舉報及上訪，所以，公眾質疑徐武受到單位領導報復而“被精神病”；再者，徐武從精神病院出來以后，武漢警方千里迢迢赴廣州抓捕，涉嫌程序違法，于是，公眾廣泛質疑警方濫用公權力制造“被精神病”。
當然，在立法過程中，我們也聽到有專家提出，“被精神病”只是個案，不足以成為精神衛生法關注的重點。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不僅錯誤，而且危險。一是該專家還沒有意識到“被精神病”所帶來的惡劣社會影響，以及對“被精神病”對象的嚴重傷害后果；二是我們從來沒有統計過“被精神病”的數量以及嚴重程度，大家所了解的都是通過記者懷揣社會良知、舍棄個人安危、極其艱難取得線索和證據、并公之于眾的報道。到底有多少“被精神病”沒有被發現、沒有被關注，誰也不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貿然認為“被精神病”僅僅是個案，不應成為立法關注的重點的言論難免讓人感到懷疑，感到憂慮。
“被精神病”本質上是社會矛盾扭曲發展的結果，弱勢一方斗爭失敗以后，被強勢一方冠以“精神病”的帽子，關進與外界隔絕的精神病院，失去人身自由，既是懲罰，也有利于維護強勢一方的勝利果實。如我們熟知的武漢徐武、南通朱金紅、廣州何錦榮、昆明段嘉禾、深圳鄒宜均等等，都是“被精神病”的典型案例。當然，有人在犯罪以后，利用“被精神病”不被追究刑責的法律制度，想方設法成為精神病，從而實現逃脫法律制裁的目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本文不作論述。
科技發展到今天，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對自身的認識還非常有限，對大腦精神活動的認識就更顯捉襟見肘了。依據目前的醫學水平，精神疾病有近400種，發病機理很復雜，目前發現的有3000多種原因，現有醫學診斷儀器和方法還無法客觀評估和準確判斷精神病的患病程度，大多數指標依賴于人為的觀察和與患者的交流詢問來完成。所以，診斷或鑒定為精神病更多依賴的是醫務人員或鑒定人員的職業經驗和個人良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務人員或鑒定人員受到外界壓力或利益誘惑，“被精神病”的診斷風險就大大提高了。所以，如何解決“被精神病”這個嚴肅的命題，僅僅依賴于醫學科技水平的提高不具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精神病診斷的客觀診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既然“被精神病”都是有原因的，“被精神病”的目的是讓“患者”進入一個封閉、與外界隔絕的精神病院（俗稱“瘋人院”），由此，如果能夠將精神病院變成一個開放的場所，讓法律的陽光照進“瘋人院”，從制度設計方面對“被精神病”進行預防、救濟和懲戒，那么，“被精神病”問題也就不難解決，在《精神衛生法（草案）》中，對這些問題均有涉及。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第一、“被精神病”的預防。
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重點在精神病的診斷程序上。《精神衛生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第二十九條規定：“當事人或者其監護人對非自愿住院醫療結論有異議的，可以選擇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其他具有合法資質的醫療機構進行復診。承擔復診的醫療機構應當在接到復診要求后指派2名精神科執業醫師進行復診，并在5日內作出書面復診結論?！薄皩驮\結論有異議、要求鑒定的，當事人或者其監護人應當自主委托依法取得資質的精神障礙司法鑒定機構進行鑒定；醫療機構應當為當事人提供司法鑒定機構的名單和聯系方式，并提供技術手段。精神障礙司法鑒定機構應當接受委托，并在7日內完成鑒定?！?
不難看出，“草案”對于初診為精神病的患者，規定如有異議，可以申請復診和鑒定，應該說考慮還是非常周到。
“草案”第四十一條第二款還規定：“醫療機構應當組織精神科執業醫師定期對非自愿住院患者進行檢查評估。評估結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繼續住院治療的，醫療機構應當立即通知患者本人及其監護人；屬于強制醫療的精神障礙患者的，還應當將評估結果向有關公安機關報告。除強制醫療的患者外，患者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可以在獲知不需繼續住院治療的評估結果后立即辦理出院手續。”這是治療期間，對患者定期復查的規定。
可以看出，治療期間，患者是否可以出院由收治醫療機構確定，如果對該醫療機構的診斷有異議，是否也可以申請復診或鑒定呢？“草案”沒有規定。
筆者估計，“草案”沒有規定的原因可能是考慮節約醫療資源，避免因患者或監護人的異議反復復診或鑒定，這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是否可以建立異議審查制度，就是對于入院前存在社會矛盾的患者，也就是存在“被精神病”可能的患者，允許在治療期間對于醫療機構定期復查的結果申請復診、鑒定呢？畢竟，保護患者的人權利益當然比其他利益為高。
第二、“被精神病”患者的救濟。
如前所述，“被精神病”大多情況下是有原因的，一旦被診斷為精神病，患者之前的糾葛很容易不了了之，這也是“被精神病”之所以發生的重要原因。
目前的“草案”中，對于精神障礙患者的權益保護，見于第四條：“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安全等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享有的受教育、勞動、醫療、隱私、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以及第六十七條要求醫療機構保護精神障礙患者的通訊、會見探訪者等權利。這些規定雖然不夠具體，但已經表明，“草案”試圖建立“被精神病”患者相應的救濟途徑。
筆者認為，非自愿住院的精神障礙患者，除監護人代為行使相應的權利，如起訴、仲裁、申訴等以外，在治療期間，法律應當對保護精神障礙患者基本人權做更具體的規定。如允許患者會見包括監護人在內的所有的親朋好友，允許患者用電話、郵件等各種途徑與外界溝通，開放互聯網，允許申請司法救助或律師幫助等。另外，如果司法機關或其他機關認為確有必要，應當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獨立調查。
在治療模式上，逐步改變目前封閉式的環境，變封閉式為半開放式、社區式的醫療環境，這不僅有利于一般精神障礙患者的康復，更可以避免將精神病院作為限制人身自由場所的行為，讓“被精神病”失去生存的基礎。
第三、“被精神病”責任人的懲罰。
對于故意將非精神障礙患者作為精神障礙患者送入醫療機構的行為，“草案”第六十七條對醫療機構及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因故意或者疏忽將非精神障礙患者診斷為精神障礙患者的，規定了民事、行政及刑事責任；第六十四條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承擔刑事責任；……(二)故意將非精神障礙患者作為精神障礙患者送入醫療機構的”。
也就是說，對于“被精神病”責任人，包括強制送來住院的利益沖突方以及錯誤診斷為精神病的醫務人員及醫療機構，“草案”都主張予以嚴厲懲罰。
但是，遺憾的是“草案”對于“被精神病”責任人的懲罰難以具體落實。首先，如何認定故意？精神障礙的診斷須由醫療機構做出，其他人完全可以用不懂專業知識為由推脫責任，司法實踐中很難認定其主觀狀態是屬于故意還是過失，即便是醫務人員，由于診斷標準難以統一，所以也很難認定其故意誤診；其次，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是什么？依據目前的法律規定，利益沖突人制造“被精神病”，侵犯了對方什么權利？人身權抑或財產權？如何賠償？賠償什么項目？如何計算？這些都是難解的謎題；再次，承擔刑事責任的罪名是什么？這些問題都難以找到答案，所以，要杜絕“被精神病”，對于責任人的懲罰仍需法律進一步的規定。
筆者建議，鑒于目前“被精神病”多見的原因是利益爭奪、濫用公權力等，并與醫療機構沆瀣一氣，共同損害“被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所以，應當有針對性地制訂懲罰性條款，特別是涉及濫用公權力的情況。只有建立有足夠威懾力的懲罰制度，使得利益沖突方在制造“被精神病”后得到嚴厲的處罰，“被精神病”才可能不被濫用，精神病院才能真正成為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康復樂園。
行文至此，筆者仍然要強調的是，無論是什么原因“被精神病”，都是對社會公序良俗的侵犯，對法律權威的挑釁，必須杜絕這類病態事件的發生。而且，如果“被精神病”這種惡性事件不被追究，我們每一個人就都暴露在成為“被精神病”的危險境地，這也是精神衛生立法應當解決“被精神病”的呼聲如此之高的原因所在?！?
（作者單位：上?？店柯蓭熓聞账?nbsp;
繼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之后，1982年6月底和7月初，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市人民檢察分院對“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徐景賢、王秀珍、陳阿大、馬振龍、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朱永嘉分別向市高級人民法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市高院、市中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1982年7月至8月對案件進行了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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