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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時評
中國青年報：減少對社會組織的管制
來源：中國青年報 日期：2011-07-12 閱讀：3,219次
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會上，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民政部門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履行登記管理和業務主管一體化職能，這意味著上述三類社會組織將可直接登記，改變之前的雙重管理門檻。
社會組織的管理難題，由來已久。按照目前的規定，社會組織如想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必須首先找到業務主管單位，很多組織因找不到政府部門或是具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掛靠而無法登記。據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計，在中國至少有300萬未登記的社會組織，近九成民間組織處于“非法狀態”。這反映出我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悖論。
按照《社團登記管理條例》規定，我國對社會團體實行業務主管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雙重審批、負責的管理體制。這種管理體制，與社會組織的本義相違。社會組織，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除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經濟組織以外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所有社會組織，也被稱為獨立于政府與企業的“第三部門”，民間商會、行業協會、義工組織、民間慈善團體等均屬此類。
然而，我國的社會組織，卻需要以行政部門作為“業務主管單位”，這極大限制了社會組織的發展空間。政府部門一般也不愿意作為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部門，一是無利可圖，二是可能帶來風險，影響到自身。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慮，他們往往將上門申請的社會組織拒之門外，大批民間背景的社會組織想取得正式資質困難重重。更有甚者，未經注冊的山東壽光義工，竟被當地民政局以“非法團體”為由解散，這對公民的愛心無疑是一種打擊。
對社會組織的限制，是單純管制思維的體現。因為社會組織是獨立于政府的，是公民結社權的表達，因此很難得到傳統政府部門的認同和支持。傳統的政府，奉行“全能政府”的模式，將公共權力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態度，多以否定和懷疑為主，把社會組織設想為政府的天然對手(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語)，社會組織因此成為被需要管制的對象。
在當代政治中，公民社會的建設，是離不開獨立的社會組織機構參與的。社會學家普遍認為，社會組織在制衡公共權力、彌補市場不足及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能發揮重大作用。在“小政府、大社會”的框架下，相對于政府機構而言，社會組織所涉及的范圍要廣泛得多，而且治理手段也比政府要“溫和”得多，譬如，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商會、行會的調節功能就絕非政府能夠取代。這就需要政府轉變思維，把更多的社會治理問題交給民間組織。
改革社會組織管理體制，首先要擯棄管制思維，轉向培育和鼓勵。令人欣喜的是，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綱要》中，也首次以突出的位置正式提出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這是中國社會組織發展史上的重要轉變。
具體操作上，要變雙重管理體制為社會組織“自我管理”，取消社會組織必須有業務主管部門才能登記這一規定，政府從具體事務中抽身，只起監督、規范和引導作用，真正還社會組織以民間身份，才能促進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陳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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