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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百年】八旬律師 還在出庭.
來源：南方周末 日期：2012-08-17 作者：劉長 閱讀：9,866次
目前，上海仍有36位年過八旬的律師堅持執業。他們多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接受專業的法律教育，經歷了新舊時代的更替、國家和個人命運的跌宕。從未改變的是中國人百年的法治夢想。
愈老彌堅
每個月，總有一兩天，清晨，82歲的律師傅玄杰親自把著方向盤，駕車穿越上海如織的人流，去往滬上某一家法院開庭。
還是32年前剛登臺做律師的習慣：西裝，領帶。黑發顯然是染過了的。庭上的法官，已經換了好幾茬。
根據上海市律師協會提供的數據，目前上海年過八旬的老律師中，每年通過年檢注冊且仍在一線辦案的，還有36位。
傅玄杰律師現在每個月出兩三次庭。很多當事人是慕名而來，指名要他代理，推不掉。他只能有選擇地接，大部分是經濟類案件，多在本地中院和高院，江蘇、東北也常跑。
上海律師張國飛比傅玄杰還大4歲，出庭風采仍不減當年：聲音洪亮，不需要用麥克風；思路清晰，不念稿子，都是即席發言。
還有更老的。葉傳岵律師，87歲，一年十幾起案子。南方周末記者去采訪的那天（2012年7月21日），他早上七點起來，坐地鐵去浦東，9點趕到黃浦區看守所。當事人是個23歲的打工仔，涉嫌盜竊，見了律師就哭。老先生給他做了4頁筆錄，談到11點半才結束。
2012年春天，葉傳岵代理了一個毒販的死刑上訴案件，做了罪輕辯護，無奈數額太大，但結果仍是死刑。
83歲的宋文績律師是那一代老律師中罕見的女性。她手頭有兩本歷年來的接案記錄，藍色鋼筆字，密密麻麻。上世紀80年代，她一年要接一兩百件案子。到1999年，她辦了20起案件，而到2011年，一年僅有4起案件。大概是覺得案子少了，她連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真不好意思”。
2012年年初，老太太還自己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跑到蘇州市虎丘區法院出庭。法院的保安習慣地把她攔住，以為是來告狀的，老太太亮出了律師證，上面出生年月寫著1929年，保安立馬石化。
這是一起標的只有7萬多塊的債務糾紛案子。主審法官五十多歲，老資格了，見了老律師，自愧弗如。老太太有個原則：辦案、出庭，絕對不要人攙扶，包自己拿，人自己走，“把我當老年人照顧，案子我就不辦了。”案子當庭調解成功，她又連夜坐火車回了上海。
世家傳統
1980年是中國律師再出發的起點。自民國以來的律師傳統，在中國得以在中斷后接續。
律師居同匱1980年被召喚回法律隊伍時，已56歲，但他很快找回了自己的角色。整個八十年代，大部分的執業活動，他都在上海錦江飯店的會議室里完成——因為“天天都有談判”。從1980年到1985年，近6年間，上海的中外合資項目，包括大眾汽車、金山石化等等，大多是在他手中談成的。
“參加談判時有外國律師，要用英語，請的翻譯也翻不出來，我談判不用翻譯，直接談”。居同匱說。他的父親也是律師，受家庭影響，1942年他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老師用英語上課，教材是英語原版。
1980年，上海僅有兩家法律顧問處，共43名律師——這就是枯木逢春后，上海律師的起點。這一年，77級大學生還沒畢業。
我們找到的幾位老人，多數在1949年之前就開始接受法律教育。
1947年，18歲的上海梅蘭坊25號宋家二小姐宋文績不顧家人學醫的建議，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法學院。她的父親宋云濤是律師和指紋專家，律所開在自家洋房的一樓，隔壁即是上海律師公會。宋文績無數次目送父親換上黑色西裝出門去開庭，偶爾她也幫父親抄抄寫寫。
葉傳岵的父親葉云階也是律師，受父親影響，他于1944年考入四川大學法學院。
銀行家的兒子傅玄杰民國時的住家與上海律師公會相距僅五六十米。孩童時代，舊律師公會大樓前面的那十幾級臺階，他迄今還記得，“跟法院很類似，顯得莊嚴神圣”。
當時上海灘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中，就有四名律師：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
1947年，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在關押被捕學生的“曹家花園”門口，過來聲援被捕同學的傅玄杰，第一次見到了律師史良。
1949年，居同匱還獲得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擔心家里的情況，他一拿到學位，便坐上3萬噸的“總統號”郵輪趕回上海。抵滬時，黃浦江上紅旗招展——上海已于5月27日解放。
短暫重現
新時代仍需要法律人才，但首先不是律師。
留美歸來的居同匱被安排在上海市人民法院當刑法官，就在著名的提籃橋監獄對面。法官開庭提人，要開“提票”，居同匱一次要開一整本，早晨從提籃橋把犯人提過來，整整一大卡車。上午8點半開庭，一直開到下午4點，一天要開20個庭，開完就下判，然后把人押回提籃橋。
復旦畢業生張國飛被分配到安徽滁縣人民法院的土改法庭，負責審理土改中揪出來的地主惡霸。傅玄杰當了一名軍法官，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案件審理，包括間諜案等等。他的回憶是，當時基本沒有完善的法律，只有一些臨時條例，審案子主要靠政策。
新中國的律師制度，要到1954年憲法頒布之后，才逐漸恢復起來。民國著名律師史良成為第一任司法部長，在她的推動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開始恢復律師制度。
舊政權留下的“黑律師及訟棍”被取締。上海社科院學者陳同的研究顯示，至1957年1月，全國各省、市共有670個法律顧問處，有2100名專職律師和兼職律師在從事律師工作。
受蘇聯影響，律師事務所不復存在，完全被納入體制內。資料顯示，當時，上海共有5個法律顧問處，68名律師。1936年抗戰爆發之前，這座城市已有1300多名律師。
生于1929年的老律師楊志鰲回憶，1956年重建律師制度，全上海有14名民國時期的律師被重新吸納。
楊志鰲是在1956年4月從法官成為律師的。他所在的上海市第三法律顧問處，只有十幾個律師，“什么案子都做”。
但第二年，反右風暴降臨。律師隊伍旋即被解散。楊志鰲被驅趕到浦東的農村，成為了一名農民，傅玄杰躲過了反右，卻沒能躲過“文革”。1967年底，他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投入徐匯區看守所，關了整整半年，無法定罪，才被放出來。
枯木逢春
新時代需要法律人才，特別是律師。
1980年，被上海市司法局叫回去當律師時，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法學博士居同匱，已經在上海市靜安區延中街道生產組當了19年木工，制作一條長凳，修好學校里被紅衛兵砸壞的課桌，輕松熟練。
被砸爛的國家法治體系，更亟待修復。時任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王文正帶了一個六人小組，開始在上海各個單位尋找律師，目標群體是曾經當過律師的和學過法律的600個人。最終，這600人中，只有20個人“歸隊”。
1980年代名揚上海灘的李國機律師，在1979年歸隊時，已經54歲，在上海天章造紙廠當了17年造紙工人。1979年2月，當他又走上法院辯護席，庭審電視錄像立即傳到海外，標題為“中國有律師了”。
與李國機齊名的律師鄭傳本，1980年加入律師隊伍時，已經47歲，他是報童出身，干了20年公安，又做了7年法官，但沒做過一天律師。上海1980年代電視直播“雙戈搶劫案”庭審，收視率高達95%以上，鄭傳本因出色辯護，一夜成名。
宋文績被“組織上”找到時，正在一家儲運公司當倉庫保管員。站在律協會長王文正面前的，是一個穿著深藍色工裝、帶著袖套的女工。她被召回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任律師，重拾她在大夏大學法學院里所鉆研過的法律業務。這一年，她52歲。
她說，她錯過了30年，因而倍加珍惜做律師的機會。當時，律師們較多地做刑事案件，離婚等案件被認為是婆婆媽媽，沒人做，她就專做這一類案件。
還有主動請纓的。
1979年，復旦法學院的高材生張國飛，給《解放日報》寫了一封信：當前國家法治不健全，我是學法律的，希望能夠參與法治建設。信被轉給了上海市司法局，幾個月后，他成為了上海市第二法律顧問處的律師。
1980年上半年，傅玄杰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報到，他意外發現，辦公地點和“文革”期間關押他的徐匯區看守所，就在同一條弄堂里，門對門。
傅玄杰“文革”結束后先在法院做了一段時間的“復查”工作，查了四五個月，越查他就越感慨，“沒有法治真不行！”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孩，蒙冤后被流放青海，傅玄杰復查后給其平反，女孩回到上海，已經白發蒼蒼。
“我就想起了自己做軍法官時，是否也有錯案？”傅回憶說，他當了10年法官，處長、院長已經做的決定，他就照著做了，“想到這點，我不愿意回去做法官”。他決定做一名律師。
最珍貴的時光被耽誤，但機會沒再被錯過。
1982年，傅玄杰被指定參與上海“四人幫”余黨的審判。他是“文革”風云人物、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的辯護人。律師們提出：我們是真辯還是假辯？得到的回復是：“關起門來，我們真辯”。當時許多被告人都被起訴了十七八條罪，律師們一條一條地辯。最后，大部分罪狀被拿掉了，只定了兩條罪：武裝叛亂，迫害老干部。
明星律師再度出現。1988年，李國機開辦了當時全國首個以個人命名的律所，加上1949年之后第一批律師和“文革”后復出的首批律師，他成了上海律師的名片。
上世紀80年代，上海引進美國的電視劇，每晚播放時萬人空巷。根據中美版權協議，每集影視片播放前，會先有一段“上海電視臺法律顧問傅玄杰律師鄭重聲明”，一連播了好幾年，傅玄杰律師由此家喻戶曉。
一個時代
2004年，名片般的李國機律師去世，2009年底，報童出身的傳奇律師鄭傳本去世。法律人劉桂明撰文稱：“從李國機到鄭傳本，一代老律師走了，一個律師時代走了。”
不過，老人們仍在散發最后的熱量。根據上海市律師協會的統計，目前上海市年過八旬的律師中，至少還有36人仍然正常執業，其中年紀最大的為1923年出生的劉造時律師，年紀最小的是今年剛滿80歲的11位律師。
“文革”結束后，曾經有一句流行的話語：“把失去的光陰補回來”，這句話，在仍然執業的“老法師”口中反復出現。
葉傳岵律師1999年曾經得過結腸癌，醫生說手術后大概還能活3到5年，結果迄今老先生身體仍然健康。他掰著指頭跟南方周末記者數他的老戰友們：“奇怪得很，跟我同時代的人，差不多一大半去世了，偏偏我還留下來，而且也沒有老年癡呆，還在辦案子。”
他心里很清楚：“老年癡呆了，老百姓不會找你，法官也不會聽你的，說得沒有道理，資格再老也沒用！”他說，他當了22年的右派，最好的光陰浪費了，現在要把這個時間補回來，只要還能動，就要辦案子，官司打贏了他就高興，免費代理也愿意，“總比在家搓麻將好，那樣身體反而不好”。
張國飛律師現在身體不錯，只是眼睛不大好，隨身帶著放大鏡。他偶爾寫寫法律意見，出庭不多。帶著年輕律師出庭時，發現他們手在抖，老先生看不下去，發話了：“把案情弄透，案情熟了，手就不抖了。”
宋文績律師今年成功做完蘇州那起債務糾紛案子后本準備收山，最近有一個老干部因為退休金的事情，要找原單位維權，她按耐不住，又接了。
82歲的傅玄杰律師不甘落伍。他會上網，刷微博；重慶、貴陽“打黑”、律師抱團取暖，老人都清清楚楚。他說，一個國家的文明、法治程度，不是唯一卻也是重要指標，就是看律師的地位和律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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