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投稿
文娛動態
民情洶涌下的刑法擴張危險
日期：2011-07-01 作者：薛進展
薛進展，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上海博和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從事刑法學教學研究20余年，在全國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被聘任為上海市多家法院、檢察院專家組成員。執業20余年，辦理重大刑事案件數百起。曾被上海市律師協會授予“上海市優秀刑事辯護律師”榮譽稱號。5月1日以來，能夠在全國民眾中對刑法產生強烈感知的莫過于醉酒駕駛的入罪，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大張旗鼓地將醉酒駕駛行為人抓捕到案，醉駕定罪判刑遍地開花。特別是隨著知名度極高的“中國達人秀”評委之一的高曉松因醉酒駕駛被刑事拘留和被快速定罪判刑，醉酒駕駛構成犯罪的深度影響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全國民眾中產生作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醉酒駕駛入罪的過程中，民情釀造了醉酒駕駛入罪的刑法，刑法完成了一次從專家刑法到民眾刑法的蛻變，民眾更是從醉酒駕駛的入罪中進一步認識了刑法在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醉酒駕駛行為的入罪，從客觀角度看，將使人們的出行減少了來自醉酒駕駛的不安全感。雖然從5月1日醉酒駕駛入罪刑法規定生效以來，全國各地抓獲了大量的醉酒駕駛犯罪的行為人，僅從5月1日至15日半個月的時間內，就查處醉駕2038起，其數量之多，堪稱為同一時間段內案件爆發最為集中的犯罪類型。但是僅就該數據而言，已較去年同期下降35%，全國因醉酒駕駛發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和受傷人數同比分別下降37.8%和11.1%。而且可以相信，隨著醉酒駕駛不斷被以犯罪查處，醉酒駕駛的數量將呈明顯的遞減趨勢。由于醉酒駕駛行為本身具有對公眾出行安全的可能危險，而因醉酒駕駛的逐漸減少，社會公眾的出行增加了稍許安全（因為只是減少了來自于醉酒駕駛的危險）。
從主觀角度看，醉酒駕駛的入罪，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難以平衡的無限擴張的仇富心理。當今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有車的多少也能表明一定的經濟實力，有名牌車輛的則更表明其不同于普通人的身價。因此社會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過程中，也催生了不少人的仇富心態。于是乎，只要與富有、官員、情婦等字眼結合，通過網絡的無限傳播，任何事件都可以迅即成為全國熱點。與此相伴的惡意毀車事件也在不斷充斥眼球。某個小區數十輛小車一夜之間被人惡意刻劃的事件時有報道，小區停放的車輛被人從樓上惡意扔下的雜物砸壞的報道也不斷出現。盡管醉酒駕駛的大多是普通型號的車輛，但名牌車輛的醉酒駕駛似乎成了醉酒駕駛的統一名稱。人們對名牌車輛醉駕的不滿心理已經積聚許久，當身著名牌，駕駛名車的人因為醉酒駕駛而犯罪被關押入獄，人們不平的心理至少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和諧社會是人們追求的目標，和諧的基礎或者在于物質享有的均衡或者是心理的滿足，在物質方面難以保障均衡的前提下，通過心理的滿足不失為一種和諧的有效途徑。因此醉酒駕駛的入罪，更深層的意義可能就是通過心理滿足而實現的社會和諧。
與以往的刑法修改所不同的是，醉酒駕駛入罪的立法，不是專家學者的智慧，而是民情洶涌的成果。也正是上述這些主客觀的原因，在醉酒駕駛是否入罪的問題上，醉酒駕駛應當入罪的民意呼聲極為強烈。而一些刑法學的專家們卻在刑法的謙抑原則的指引之下，反對用刑法代替行政處罰，反對擴大犯罪的范圍。在兩種聲音的爭論之中，微弱的刑法學專家的聲音無法蓋過強大的民眾聲音，博弈的輸贏也在聲音的高低上決出勝負。
當醉酒駕駛入罪已成定論，醉酒駕駛行為已經實際被依法追究的時候，我們也應看到刑法的擴張趨勢正在形成。
用刑法手段直接取代行政處罰手段，這可能是醉酒駕駛入罪最為引人注目之處，也是刑法擴張的集中表現。今年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創設了包含醉酒駕駛在內的危險駕駛罪。為了與2011年5月1日起實施的這一刑法規定相銜接，4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進行了相應的修改，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刪去了對醉酒后駕駛機動車違法行為人拘留的規定。同時，將暫扣機動車駕駛證的處罰改為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且5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刑法的增設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內容的刪去，實際上是把原屬道路交通安全法處罰的行為直接提升轉變為刑事犯罪行為，用刑罰來處罰。行政違法行為直接轉變為刑事犯罪行為，刑罰處罰直接替代行政處罰，這是刑法前所未有的立法創舉。
應該看到，這種立法創舉與刑法所固有的量變到質變的立法模式沖突。我國刑法對犯罪的設置，既強調犯罪的性質即罪質，也強調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即罪量，即所謂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此種立法模式通過罪量的控制將某類刑事犯罪的數量縮小在有限的范圍內。如盜竊行為通過數額較大的入罪要求將絕大部分數額未達較大之數的盜竊行為排除在刑事犯罪的范圍之外。但是在醉酒駕駛犯罪行為的法律設置中卻改變了我國刑法所固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犯罪設置模式，將任何情況下的醉酒駕駛行為，不論其實際情況有何差別，也不論程度有何不同，一概納入刑事犯罪的范圍。由此在空曠無人的道路醉酒駕駛，醉酒駕駛僅行駛幾十米遠的路程，或者酒量甚好僅喝少量白酒的醉酒駕駛也都通通歸入醉酒駕駛犯罪之中。
行政違法行為直接轉變為刑事犯罪行為的直接結果就是憑空增加刑事犯罪的數量，擴大刑事犯罪的范圍。如果以上述5月1日至5月15日半個月之內就查獲2038件案件數為據，那么保守的估計全國每月將有約3000件醉酒駕駛案件的查獲，那也就意味著全年就此新增30000余件刑事犯罪案件。如此數量的犯罪，在全部刑事犯罪中也將是為數甚多的案件類型。如此數量的犯罪，不是因為社會中存在危害較大行為而被以犯罪查處，完全是因為立法將行政違法行為轉變為刑事犯罪行為，憑空產生的結果。也許這一數量在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顯得微不足道，但是這30000余案件將牽涉到30000個家庭，牽涉到與此相關人的就業，牽涉到國家為查辦犯罪啟動刑事程序，執行刑罰而將要付出的巨額代價。也正是這樣的原因，最高法院有關人員提出醉酒駕駛入罪要慎重，不是所有醉酒駕駛行為都應入罪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
如果說醉酒駕駛的入罪導致刑事犯罪數量急劇增加還不足以擔憂的話，那么更值得擔憂的是，醉酒駕駛的入罪所帶來的更深遠的影響可能就是今后的交通管理和其他社會管理將更依賴于刑法。可以相信，醉酒駕駛的入罪，必然會使醉酒駕駛的人減少，人們出行的安全感一定程度上會得到提高。這種可見的效果，所引發的是全社會對刑法的過度依賴。可能的未來，醉酒駕駛入罪所產生的這種可見效果將作為一種成功的范例，成為人們呼吁將其他相關行為或者其他種類的行政違法行為納入刑事犯罪的范圍，用刑事手段來加強管理社會的充分依據，例如將超速駕駛入罪、超載駕駛入罪、車輛安全保障設施不全的駕駛入罪、無證駕駛入罪等等。如此發展，可能有一天車輛或者行人亂闖紅燈行為也將入罪。因為沒有理由說這些行為比醉酒駕駛行為的危害小，刑事犯罪的范圍由此也將進一步不斷得到擴張。一個社會有各種各樣的調控方法，比如民事方法、經濟方法、行政方法和刑事方法，正是因為有著程度不同的調控手段和種類不同的調控方法，才能使社會的管理呈現為井然有序，層次分明的管理體系。刑法是社會各種調控方法的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調控方法無法產生效果的情況下才能采用刑事手段。當一個社會刑事犯罪的范圍極度擴張，允許刑事手段介入社會的方方面面，讓刑事處罰無限延展，那么這個社會的恐怖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民意造就了醉酒駕駛的入罪，但醉酒駕駛入罪只能使公眾出行減少了來自于醉酒駕駛帶來的危險，而并不能排除所有出行安全的危險。除非把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所有違法行為都按照醉酒駕駛入罪模式全部照搬移植到刑法之中，公眾的出行才能夠得到安全保障。倘如真是如此，那么公眾的出行將不是在交通法規的規制之下，而是在刑法的規制之下。當每個人的出行都在刑法的管控之下，那將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因此醉酒駕駛入罪只能成為刑法立法的特例，不應成為刑法擴張的范例和標桿。
團體組織列表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