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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刑訴法是人權保障“試金石”
來源：光明日報 日期：2012-03-01 閱讀：4,525次
對話嘉賓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 卞建林
卞建林，江蘇泰興人，現任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教授，是我國第一位訴訟法學博士。在長期的教學科研過程中，形成了有關我國刑事訴訟法治的系統學術觀點，《刑事起訴制度的理論與實踐》等著作多次獲獎，先后參與了1996年和本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論證。
“今年全國兩會，我最關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卞建林教授說。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今年全國兩會的一個重要看點。其修正案草案在2011年8月、12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即將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進行第三次審議。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在北京西土城路的辦公室里，卞建林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縱論刑訴法的地位作用、修法背景和對第三次審議的期待。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圍繞刑訴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審、二審和公開征求意見，本報連續推出了多篇報道。我們為什么如此關注這部法律的修改？它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什么關系？在卞教授的講述中，可以找到答案。
A 刑訴法修改，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記者：卞教授，應該說，公眾對刑事訴訟法還是比較陌生的。很多人說，自己這輩子都不會干違法犯罪的事，所以刑法、刑訴法跟自己沒什么關系。我們查了一下數據，全國法院每年審理的案件，刑事的只占到十分之一，占比很小。您怎么看刑訴法的地位和作用？它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關系？
卞建林：盡管法院每年審理的刑事案件數量不多，感覺與老百姓生活關系不大，但不能因此而忽視刑訴法的重要性。因為，刑事訴訟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主干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刑訴法的修改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馬上就要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這部法律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也說明了它的重要性。
刑訴法不是單純的程序法。有人把它稱為“行動中的憲法”，甚至認為它是衡量一個國家人權保障的試金石。因為，刑事訴訟活動相對于犯罪活動，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和人權保障程度。與民訴法、行政訴訟法不同，刑事案件在審理前有偵查活動。而偵查活動是以國家強制力做后盾的一種活動。國家強制力的行使，在某種意義上，以限制甚至剝奪相對行為人的合法權益為代價，比如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每一項都涉及公民的基本權益。如果行為不當或權力沒有依法行使，就會造成嚴重后果，這就是為什么稱之為“行動中的憲法”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從刑事案件數量少，或者自己沒有犯罪、不跟法院打交道，就認為刑訴法與自己無關。雖然從法律的表征上來看，刑訴法賦予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但實際上是每個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權利，如享有律師辯護的權利、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等，都是保障基本人權的具體體現。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刑訴法與老百姓是息息相關的。
B 貫徹憲法的規定，須應形勢發展需要
記者：現行刑訴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十多年后再次修法，社會背景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卞建林：從1996年到現在，社會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次修法的社會背景，我認為以下幾點比較重要。
第一，1996年以來，我國兩次修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基本方略寫進憲法，“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寫入了憲法。這兩次修憲，與刑訴法關系非常密切，對刑訴法的修改具有指導意義。刑訴法作為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作為重要的部門法，必須貫徹落實憲法的規定，加大人權保障力度，加強對公權力行使的規范。
第二，近年來，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在司法領域提出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除了對刑事實體法有重要影響，我認為對訴訟程序制度的完善也有指導意義。我們看到，這次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中規定的刑事和解制度、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都是寬嚴相濟的具體體現。
第三，我們經歷了幾輪司法體制機制改革，在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等方面有不少探索，積累了好的經驗。這些有益的經驗需要及時總結上升到法律層面。
另外一個，這次修改刑訴法也是為了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1996年修改刑訴法以后，緊接著，我國于1997年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8年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兩個重要的國際公約，特別是后者，與刑事訴訟活動有直接關系。我們需要借鑒、參考國際公約的有關內容，來完善我國的刑訴法。
所以，這一次的刑訴法修改，要考慮這些新的社會背景、制度背景，來回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回應社會公眾的期待。
C 立法的宗旨，應強調程序價值
記者：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在去年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即將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進行第三次審議。對這次審議，您有哪些期待？
卞建林：作為研究刑訴法的學者，我們對這次修改有很多期待。過了十多年才有這樣一次修改，機會難得，應該把握住機會，盡力完善。最大的期待，就是在總則部分，應該明確立法的宗旨是為了“尊重和保障人權”。
為什么希望把這一點寫進去？有兩個理由。其一，就是剛才說的，憲法已經作了修改，“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寫進了憲法。既然憲法是刑訴法的母法，刑訴法被稱為“小憲法”、“行動中的憲法”，當然也應該改。
其二，現行刑訴法總則部分的缺陷，就在于只強調了懲罰犯罪。我們看，現行刑訴法第一條規定：“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二條規定：“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以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這種寫法，只突出了刑訴法的工具價值，即：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而按照現代訴訟理念，要更多地強調刑訴法的程序價值，也就是刑事訴訟活動本身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尊重和保障人權。這里的保障人權，要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為重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節再惡劣，也享有基本人權，在面對公權力的時候也是非常弱小的。
實際上，這些年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理念，在我國已經得到了普遍認可。將這一條作為立法宗旨確定下來，可以說是大勢所趨。這樣一來，在刑訴法所有具體的制度設計上，處處都要體現這個理念，都要體現對公權力的規制。可以說，這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D 具體制度上，須注意條文間的銜接
記者：那么，總則以外的其他具體制度規定，您還有什么建議？
卞建林：首先，具體的制度上，我認為要注意條文之間的銜接。拿“監視居住”來說，草案一審稿的說明講得很清楚：“考慮到監視居住的實際執行情況，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并規定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比較妥當。”對監視居住的這個定位，我非常贊同，現在大的趨勢就是要減少羈押。
不過在具體條文里，我們發現修正案草案又規定：“對于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也可以監視居住。”那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的條件，到底是一樣還是不一樣？另外，草案還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折抵刑期，就意味著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還是相當于羈押，這就有問題了。
我們知道，近幾年公安機關下了很大氣力來改革看守所的管理體制。看守所作為法定羈押場所，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這些規定，會不會成為規避法定羈押場所的借口？監視居住既然是一種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那么所有具體制度的設計，都應該按照非羈押的思路去設計，不能背離這個宗旨。特別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要強調這是一種非羈押的強制措施，而不是偵查手段，不能變味兒。
其次，我還比較關注辯護制度的完善。總的說，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一審稿、二審稿對完善律師辯護制度作出了很多努力，一審稿明確了案件偵查階段辯護人介入訴訟的權利；二審稿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這些都是進步。
不過，我期待在上大會時能有新的完善，比如進一步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待其承辦案件訴訟終結以后，方能追究其責任。”因為，在實踐中，我們看到，很多案件還沒有結束，事實真相還不清楚，就停下來追究律師偽證罪的責任，這顯然不合適。這樣修改，就可以先停止其履行辯護職責，等原案終結后再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殷 泓 王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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