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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充分發揮律師在刑訴中的作用
來源：法制網 日期：2011-09-23 閱讀：3,412次
常委委員熱議如何完善刑事辯護制度 應充分發揮律師在刑訴中的作用
提請不久前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初次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進一步完善了辯護制度，以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并強化了法律援助方面的規定。
在分組審議時，常委會組成人員對草案的這些內容給予肯定，同時，也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的意見和建議。
“公權退了一步 私權進了一步”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對于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和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經偵查機關批準。修訂后的律師法作了不同的規定，規定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吸收了律師法的有關內容，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同時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認可。
常委委員們認為，上述修改，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把律師法的很多內容寫進刑訴法，是非常重要的。”辜勝阻委員說，保障律師的權利，實際上也是一種對私權的保障，因為律師是辯護方。刑訴法有關辯護制度的修改、完善，讓公權退了一步，讓私權進了一步。
“第一次訊問后”的限制應取消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可以委托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
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草案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為其提供法律幫助。具體規定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
賀一誠委員建議，把上述規定中的“第一次訊問后”之定義取消，在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權請辯護律師。如果第一次訊問是用不合法的強迫手段逼供，已經錄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再請辯護律師進行辯護則十分之不利犯罪嫌疑人權益的保護。
為此，賀一誠委員建議，應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就有權委托辯護律師。這樣對犯罪嫌疑人的權益有保障。
應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
刑訴法修正案草案規定：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將人民法院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修改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并增加規定對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也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這一規定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有利于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任茂東委員認為，還應當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
他建議，將法律援助范圍擴大到有可能被判處五年以上徒刑的被告人以及智障、精神病患者等。對于經濟有困難的進行法律援助的條件更要放寬。
“為了保證這一制度有效實施，應當在各級政府中增加法律援助的財政預算力度。”任茂東委員說。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周光權認為，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有權利委托律師參與辯護，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設計。但配套的第36條還有進一步修改的余地。
這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可以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
“這個規定我認為還不夠，”周光權委員說，主要是和原來刑訴法相關的規定沒有實質的變化。要讓律師在偵查階段參與辯護，就必須賦予他辯護權，而不是僅僅提供法律幫助、提供法律咨詢，代為申訴、控告。
周光權委員建議：第一，在整個偵查階段，偵查人員都“應當”聽取律師的意見。只有在偵查階段律師能夠發表辯護意見，而且偵查人員應當聽取，那么律師的介入才有實際意義，才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第二，將代理申訴和控告作為辯護律師的一項權利，是不合適的。因為律師在任何時候發現司法機關的行為不妥當，都可以代理申訴和控告，而不僅僅限于偵查階段。
應修改律師偽證罪的規定
在前不久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時，任茂東委員建議，應進一步修改律師偽證罪的規定。
“近幾年，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有所滑坡，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在不斷下滑，據了解目前還不到30%。”任茂東委員說，應進一步發揮律師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的作用。現行刑訴法規定，律師有權介入偵查程序并享有一定的訴訟權力，但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目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沒有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身份和地位。二是律師的辯護存在著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三難”的問題。三是辯護律師的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證，經常有律師因為刑法第306條被指控辯護人妨礙作證或者作偽證。
“這次修改刑訴法，吸收了很多律師法的內容，從很多方面完善了辯護制度，明確了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身份，吸收了律師法相關內容，這是一大進步。” 任茂東委員說，但草案在律師權利的保護方面仍然顯得不夠。
現行刑訴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草案將上述規定修改為：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任茂東委員認為，上述規定還應當修改。律師偽證罪的依據有兩條，一是刑訴法第38條，二是刑法的第306條。其中，刑訴法第38條的規定更加苛刻和不盡合理。
任茂東委員認為，構成律師偽證罪應當指的是“違背事實”。換句話說，應當是生效裁判認定的并且有確鑿證據的客觀事實。構成此罪應該是律師本人是主觀故意的。對涉嫌此類犯罪的律師的逮捕，應當由上級檢察機關批準，不能同級檢察機關批準。
“只有切實保證律師的各項權利，才能充分發揮律師的辯護作用，從而保證案件審理更加公平、公正。”任茂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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