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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我為“四人幫”辯護 ——84歲張中老律師解密鮮為人知的塵封記憶
日期：2007-09-28 作者：張中 黨文俊 潘瑜 錢勤發 閱讀：14,607次
84歲高齡的張中，是上海律師界德高望重的前輩。27年前，改革開放伊始，那場審判“四人幫”的世紀之審，他是姚文元的代理律師。盡管當時也有過思想斗爭，但接受司法部欽點的他，還是背負壓力接受了辯護任務。如今27年過去了，我們在張中老先生的家中，打開了那段風塵已久的歷史，泛黃的“特別法庭”律師出庭證、用“機密”章密封的辯護任務書，無聲地向我們訴說著當年那場萬眾矚目的特別辯護。
今天，當我們以晚輩的身份再次要求他回憶起那段往事時，張中更多地談及的是辯護對中國律師制度恢復的意義：“如果說我的這段經歷給今天留下了什么，那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為姚文元辯護，體現地是中國律師制度的恢復，對中國法治制度的尊重，這就是‘人治’的四人幫，與‘法治’的今天最大的區別。”
神秘之旅
1980年國慶過后的10月5日，我踏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這是一次絕密之行，與我同行的，還有當時赫赫有名的大律師韓學章、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蘇惠漁、朱華榮，以及上海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肖開權。
1980年9月底，我們都是接到了時任上海市司法局局長鞠華的通知，他要我們馬上赴京。
有關這次任務，我們知道的僅僅是目的地是北京，雖然被告知任務重大，但究竟去干什么一無所知。“搞得這么神秘，也許是外事出訪任務吧！”飛機上，我和韓老師揣測著，心情非常愉快。
到了北京，和來自全國其他地方的律師會合后，我們立刻到司法部報到，接待我們的是時任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律師司司長王汝琪。當我們被安排進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時，謎底才徹底揭開，原來我們將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辯護律師。
我聽后，腦子很亂，本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轟動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喜事，但出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辯護律師，不就是幫“壞人”辯護嗎？
于是，1957年“反右”的一幕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眼前：當時，律師制度剛剛設立，就遭受了“律師專門為壞人講話”的非議，打到律師聲一片……這個陰影，我到那時還沒有完全消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禍國殃民，比“壞人”還壞，為這些全國人民都恨之入骨的罪犯辯護，人民能在感情上接受嗎？
我的恩師韓學章老師當時就從我的表情中，察覺出了我的思想變化。
當晚，韓老師找到了我：“你有思想問題，我也有思想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我也遭到了‘四人幫’的迫害，不愿意為他們辯護。但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若沒有律師出庭辯護，豈不是說明中國民主法制工作的滯后？”
韓老師語重心長的話語，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們這次來北京，就是支持我國的法制建設，何況我國律師工作停了二十多年，現在司法部已在籌建恢復律師制度工作，這次開設的特別法庭，將是中國律師再次亮相的最佳舞臺，中國最重要的審判有律師出現，將大大促進我國律師制度恢復的速度。”
這不是個感情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既然我國恢復律師制度，就得按照法律辦事，任何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都應當依法享受辯護權，包括聘請律師辯護。韓老師的一番話，使我豁然開朗，一改消極心態，積極投入辯護工作。
封閉運作
當時，審判前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公安預審、檢察院等總共數百人封閉式集中在一起，其中被召集的律師有20人，這些律師全是被指定的。
在封閉運作的過程中，我們不是看一個被告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所有材料都要看，僅僅是看材料，就看了一個多月。梳理出犯罪主體的關系與犯罪行為的脈絡，是我們當時一項重要的任務。
離12月8日開庭審判“四人幫”的日子漸漸近了，王洪文、張春橋、黃永勝、邱會作拒絕接受法庭指派的辯護人。江青也由于不合作，在開庭時，沒有律師為其辯護。
最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5個被告人接受了律師辯護，我們18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最終出庭的只有10人，而我則與韓老師被指定為姚文元辯護。
會見被告
我和韓學章老師一共會見過姚文元兩次。他被關押在著名的秦城監獄，位于離北京150多公里的郊外。早上6點，天還蒙蒙亮，透著霧氣，我們坐車出發，到達秦城監獄已是晴空萬里。
在戒備森嚴的獄中，我們第一次見到了當事人姚文元。他態度誠懇客氣，胖嘟嘟的臉龐面色紅潤，一脫鴨舌帽，露出了锃亮的光頭，比當初更為寬大的身形，與監獄的陰森肅穆形成了鮮明反差，看來他在獄中的生活還是挺滋潤的。
姚文元一開始的態度很客氣，當得知我們來自上海時，他顯得很激動，兩眼直直望著我們，半晌說不出話來。但當我們詢問起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時，他立刻變得緊張起來，面紅耳赤，冷汗直冒，在自己的心上縛上了層層枷鎖。
“起訴書指控你伙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密謀策劃到‘長沙告狀’一事是誰的主張？”
“是江青的主張。”
“講講1976年1月你讓《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派記者到中央一些部和省市收集誣陷材料的事實情況。”
“是王洪文的主意，我對王洪文的意見未置可否，實際上是默認。默認等于我同意。”
對于姚文元只認錯不認罪的態度，對此我們早有準備。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敬佩韓老師的詢問技巧，在她的因勢利導下，姚文元不再顯得那么拘謹，特別是第二次會見，他放松了許多。在很多問題上，姚文元都承認了起訴書中的指控事實，但堅決否認自己的行為構成犯罪。
實事求是
“四人幫”的庭審是向全世界現場直播的。姚文元由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審問，第一審判庭設在北京正義路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大禮堂，大禮堂有1000多個座位。幾次庭審調查之后，庭審進入了辯論階段。起草辯護詞時，我們遵循三個原則：
第一，姚文元的有些行為與起訴書中的指控并不具備因果關系，不應承擔法律責任。比如1976年5月鎮壓天安門革命事件，當時“四人幫”猖獗一時，完全不可能預料到1976年10月他們會因行將覆滅而在上海發動武裝叛亂。姚文元說過：“文化大革命是暴力的，天安門事件也是暴力的，將來的斗爭也是暴力解決問題。”這段話決不能認為是為后來上海武裝叛亂作輿論準備。
第二，有些案件，姚文元并非直接參與者。他的一些犯罪活動是在江青的指使下實施的。比如“長沙告狀”一事，如果沒有江青的點頭，光憑姚文元是完全不可能實施的。又如山東濟南煽動流血事件，誣陷原上海市第一書記陳丕顯，誣陷上海市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是叛徒，使曹荻秋被迫害致死，材料證明張春橋是主策劃者，姚文元只是參謀者。
第三，姚文元在反革命集團的地位和作用與江青相比要小許多。我們在確立反革命集團中各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時，既要把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從犯加以區分，更要把各主犯之間在反革命集團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以區別。
對于辯護詞，我們做到實事求是，要對被告人負責，同時也要對歷史負責，對中國法律負責。因為是向全世界現場直播，為了給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樹立中國律師的光輝形象，在正式開庭前晚，韓老師還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停地大聲朗讀辯護詞。特別法庭辯論時，我們清晰有力、有理有據，獲得旁聽群眾的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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