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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回憶
日期：2013-01-14 作者：倪彬彬
我于1932年9月6日出生于上海，今年整80歲。1955年我從華東政法學院本科畢業，曾先后在上海市司法局公設律師室、上海市第三法律顧問處工作，是新中國的第一代律師。曾擔任過上海市女律師聯誼會會長，現任名譽會長。2000年本人被上海市律師協會授予“優秀女律師”稱號。
命運安排我當了一名律師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帶有濃厚封建意識的大家庭中。父母在我三歲時先后過世，自己一無兄弟，二無姐妹，孤身一人與祖父母、叔叔、嬸嬸、姑母一起生活。
我父親在世時，是家庭中具有一定威信的長子，所以我雖然是孤兒，在物質上卻是不用擔憂的，唯一缺少的就是撫愛，一切事情都由我自己做主張。
在這樣一個家庭中生活，處處得小心謹慎，善于觀察分析，遇見不公之事，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我進大學時選擇了有關政治方面的學科，認為這樣就可以自我保護了。
我的個性是多面性的，能動又能靜，在學校里是比較活躍的，從中學到大學都是校籃球隊隊員。就因為我運動不當，在滬江大學讀了一年以后，因肺病復發輟學一年多。
當我復學時，滬江大學正在進行院系調整，而自己則被分到了華東政法學院，從此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轉折。
1955年，我在大學畢業分配時，發生了一個小的波折。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分配名單公布，我是被分配到北京的。可第二天政治部領導找我談話說：“有一位女調干生，年齡比我們班上的同學都要大，這次分配在上海，但她與另一個班的一位男調干生肯定了戀愛關系，而這位男調干生分配在北京，所以想讓你與她調換一下。”
當時聽了這番話，感到難以接受，年輕人血氣方剛，想到北京創一番事業。可轉而又想，我在上海雖然缺少家庭溫暖，但畢竟還有一個家，那位調干生在上海沒有家，孤身一人，現在她戀愛了，成全他人是應該的，我就一口答應與她對調，留在了上海。
1955年10月，與我同時到上海市司法局報到的共有五人，都被分配到公設律師室從事律師工作。那時由李樹棠老師負責帶領我們觀摩開庭、分析案情、指點辯論要害。
經過幾天的教導、培訓，自己好像已經掌握了律師出庭的一切程序，哪知道當我第一次出庭辯護，在審判長宣布辯論開始時，我的心好似要跳出嘴巴外了。
當我站起來發表辯護詞時，竟把辯護論點忘了兩點。正在對自己的疏漏懊惱時，只聽見旁邊的李樹棠老師輕輕地說：不要緊，不要慌，還可以第二次發言作補充。這才使我漸漸地平靜了下來。
我為日本戰犯辯護
刀劍只有經過磨練才能鋒利，每個成功者都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敗，如遇難而退，那只能一事無成。
1956年初，市司法局領導給了我一個任務，要我到北京報到，參加一個重要的審判工作，具體什么工作沒有明說。當時，與我同行的有華東政法學院的兩位教師及我的同學梁振寰。
我們到達北京后，才知道是審判日本戰犯。難得的機遇擺在我面前，我應怎樣對待呢？
我感到自己可能難以勝任。不出我所料，分配給我的被告人富永順太郎是一個長期對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日本特務骨干分子，自1933年起他就依靠東北和華北的日偽鐵路機構，參與、策劃、組織和領導對中國人民進行警察特務統治和間諜活動，是一個戰犯。卷宗資料有十余箱，把它疊起來，比我的身高還要高。
我那時頗為躊躇，進還是退？
進的話，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比常人花去更多的時間仔細、認真閱卷，核對事實，做好開庭前的一切準備工作。退了話，很簡單，我可以要求領導調換被告人。最后，出于好強性格，我接受了這一特殊的、難忘的任務。
我花了數月時間，做好閱卷分析工作。
進入到會見被告人階段，我向領導我們工作的司法部律師司王司長匯報了我的想法，我擔憂像我這樣年輕的女律師去會見一個老奸巨猾、從事了將近20年間諜活動的日本特務能行嗎？
王司長斬釘截鐵地說，行！怎么不行。你掌握了他的材料還怕什么？何況與你一起去會見的還有一位律師（河北省政協主席）及翻譯，你一定要有新中國女律師不卑不亢的風度。
聽了王司長的一番話，我茅塞頓開。想想真可笑，是他犯罪，我為他辯護還怕什么！
1956年6月11日，在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對戰爭罪犯、特務間諜富永順太郎審理結束后，我一人連夜趕往東北沈陽，參加對前日本陸軍中將師團長為首的12名陸軍部隊的戰犯的審判活動。沈陽的法庭里旁聽者較多，有全國各地的代表及新聞記者。
為此案作證的又是前偽滿時期“財政大臣”、“內務大臣”等人，證明在他們執政時期，一切事務都由日本方面的人作指示。
還有受害者親自在法庭上作證，受害者是在潘家戴莊集體屠殺中從埋人坑里逃出來的。他詳細敘述了1942年10月20日早晨，鈴木部隊在潘家戴莊進行了集體屠殺的情況。
他扒開衣衫給大家看，在場的人們可以看到他胸前、背后、肩膀等多處的刀疤。這些疤痕足以證明當時日本侵略部隊屠殺我國百姓的滔天罪行。
在旁聽席上的代表個個都泣不成聲，而坐在辯護席上的我，卻要為這些絕無人性的戰犯辯護，想到這里，我坐似針氈，渾身發熱，汗水濕透衣服，真想有個地洞鉆下去。可又想到我國這次依法制裁戰犯，完全是符合我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有利于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一想到這些，我的心情漸漸平靜了下來。
法庭還對被告人木神原秀夫的犯罪事實進行了調查。1942年11月，被告人違反國際公約和人道主義原則，親自率領部下在中國黑龍江培養細菌和指導細菌武器，從事準備細菌戰的活動，在用活人實驗細菌效能時，殺害平民……
在鐵的事實面前，被告人木神原秀夫跪在地上說：“我的罪行是已經寫在歷史上的事實，對這罪行我負全部責任，請法庭給我應得的懲處。”他又懺悔地說：“我制造細菌武器準備進行細菌戰的罪行，公然踐踏了世界人民神圣的公約，違反了人道主義原則，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嚴重處罰。”
在法庭上這些戰犯個個都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懺悔自己的罪行。我的被告人筑谷章造在審理后不久回國，還通過司法部轉交了給我的感謝信，信里寫道：“我的罪行是嚴重的，但中國政府還依法為我指定辯護人，感謝你為我辯護，我在悔罪的過程中，已經認識到戰爭的可恨，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天，我就向著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道路前進。”
我為“四人幫”骨干分子辯護
在我的律師生涯中辦大案的機遇不少，1982年審判“四人幫”余孽時，上海組織律師辯護團，為“四人幫”骨干分子進行辯護，我被上級領導委派參加了辯護團。
這次參加辯護與上世紀50年代為日本戰犯作辯護的心情有所不同。敵偽時期的我年輕，不太懂事，心里上還能接受，而“四人幫”犯下的滔天罪行，對我而言都是歷歷在目的。我親眼目睹了造反派拿著鐵棒作武器去武斗，被批斗的所謂“牛鬼蛇神”在寒冷的冬天穿著單薄的衣衫，光著頭，頸上掛著大牌子在馬路上游街，被打被罵。我本人也因家庭成分不好，丈夫是摘帽右派而受牽連，被陪斗過，當時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膽，唯恐被抓去批斗。
為他們辯護，我的感情難以接受。但我清楚，作為一名律師，其職責是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絕不允許用感情辦案。
我與王一鳴律師被指定為“文革”時期上海寫作組組長朱永嘉辯護。朱永嘉是個反動文人，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后，被告人朱永嘉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坦白交代了策動武裝叛亂的罪行，并檢舉揭發同伙，能認罪伏法。我們去見他時，正逢他心臟病發作，害怕自己死在監獄內。我們向審判組匯報了這一情況，為確保順利開庭，建議讓其住院。同時，我們又擬定了會見提綱，研究了長問短答的詢問方案。再次會見時，我們還有針對性地做其思想工作，穩定他的情緒。我們先后會見他6次。開庭時，他在法庭上較詳實地陳述了犯罪事實，表示認罪，愿意接受懲罰。在最后的陳述時，他留下了懺悔的眼淚。
“文革”期間，我在環衛系統當教師
由于歷史的原因，律師工作被夭折了將近20年。在這期間，我也被迫離開了從事這么多年的律師工作，當了一名教師。這份教師工作在我一生之中可不輕松，因為學員都是成年的清潔工。剛開始時，我按正規學校規定的那樣，上課不準講話，不準打瞌睡。誰知這些起碼的要求學員竟然也無法做到，有的學員甚至還帶著小孩來上課。
我那時不能理解，直到教導主任與我談話后，我才恍然大悟。清潔工學員是早上二、三點鐘起床，經過幾個小時的重體力勞動，下午來校學習文化，肯定會影響精力的。有的家里無人幫助照看小孩，為了要學習文化，只能帶孩子來上學。作為一名教師應該了解這種特殊性，多表揚、少指責才是。
經過這次談話，我懂得了要教好書，必須接近他們、關心他們，從感情上取得他們對我的信任，漸漸淡化教師與學員之間的隔閡，消除他們對我“高不可攀、難以接近”的誤解。
律師制度恢復，歸隊再當律師
1979年，司法部律師司的王司長來上海指導恢復律師工作，我去賓館看望她。時隔20多年，見她老了不少，身體也衰弱了許多。她很關心我，問我這20多年來的情況。臨走時我問了一句：“像我這樣的是否可以歸隊？”她馬上說：“什么可以不可以，這次恢復律師制度就是要你們這些50年代的律師回來發展。”于是，我在1979年夏天，繼李國機律師之后第二個到市高級法院報到，重又回到了司法隊伍中。
時隔20年重操舊業，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然而遺憾的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自己的年齡已接近半百。但我珍惜這份工作，我自信還可以再干上20年。
歸隊后，案件一件接一件，別的同志沒空，我就主動去頂，干勁不減當年。有一位我帶教的實習女生，跟了我兩天就發燒請假。辦公室的同志都笑著說：“看她長得比你高，年紀比你輕，怎么身體這么不行。看來以后干我們這一行，她是無法勝任了。”說實話，我當律師全仗著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家里的活全由他包攬，我才能一心撲在工作上。
50年代我辦的刑事案件比較多，1957年，我也曾嘗試擔任企業法律顧問。律師制度恢復以后，我曾有一段時間進行民事、刑事、經濟的分類辦案，以后又什么類型的案件都辦。從我經手的案子來看，門類比較多，其中最繁瑣的要算民事案件，不論鄰里、家庭、婚姻、財產，都要耐心地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一次，婦聯介紹了一位姓王的女當事人，希望我能接收她的離婚案件。
她向我訴說道：“在我接到丈夫要求與我離婚的訴狀時，真要昏過去了。真想不到我丈夫是這種人，在我前幾年出國支外時，他非要我與他辦理結婚登記，這樣他單位可以分配結婚住房，至于婚禮可以在兩年后我回國時再補辦。在他的糾纏下，我與他辦理了結婚登記。回國時，我還帶了四大件家用電器，我們舉辦了婚禮。婚后，他待我還可以，但等我生下兒子后，他就對我很冷淡，不好好照顧我，嫌兒子太煩，我只得回娘家，由母親幫忙照顧。他乘我在娘家坐月子時，把家里的電器都搬走了。我問他是怎么一回事？他不作回答。我也沒同他吵鬧，我總想夫妻吵鬧要影響感情的，還是好好地同他談，希望用感情來轉化他。誰知他非但不聽勸，反而越來越不像樣，每天很晚回家，甚至夜不歸宿。現在兒子長大可以進托兒所了，他就向法院提出要與我離婚。兒子有先天性心臟病，治療、營養費用又大，我一個人撫養真是筋疲力盡。”她邊說邊哭，“我就這樣帶了一個患有大病的兒子被他休了，我真想一死了事。”說到最后，她問我應該怎么辦？
我先問她與丈夫是否還有感情？她回答說：“他曾對我承認有外遇，而且這人就是在他認識我之前的女友。我對他是沒有感情了。”
我聽了她的話后感到，她的丈夫是在利用她，為了他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單位分房并添置了四大件家用電器（在八十年代大件家用電器是很吸引人的），同時又玩弄了她的感情。
當我把以上情況調查核實后，我勸王某說：“你不要忘了，你還有一個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兒子，他需要關懷，他不能同時失去了父愛又失去母愛，他是無辜的。這次你丈夫提出離婚，不是因為你有什么過錯，恰恰相反，由于他道德敗壞，玩弄了你的感情而造成現在的局面。”
在我的耐心勸解下，她漸漸地平靜下來，意識到還有撫養兒子的責任，為道德敗壞的人輕生是不值得的。
最后，她鼓足勇氣回答我同意離婚。
開庭審理時，我列舉了大量事例，提出男方蓄意利用女方，為他創造了擁有當時令人羨慕的四大件家用電器，又分配到婚房，玩弄了王某的感情，是過錯方，所以要求男方歸還女方四大件家用電器。另外，兒子歸女方撫養，因患病需要住院治療，撫養費比一般小孩要高許多，醫藥費用應由男方承擔。法庭支持了女方的合理要求，使她和孩子的生活得到了法律保障，她也吐出了心中的怨氣，心理得到了平衡，離婚案件圓滿結束。
有一天晚上，王某拿了幾樣禮物來到我家向我表示謝意，被我婉言謝絕。哪料她突然要跪下，執意說是其母親囑咐她一定要上門磕頭行大禮表示感激，我慌忙一把攔住了她。
從此，每逢過年，她總要寄上一張賀卡，講述她的近況，并祝賀我一番。我呢，禮而不往非禮也，每年也回寄一張賀卡向她表示祝賀。
律師，在涉訟當事人心目中是生命攸關的支撐，也是生活中難忘的益友。
這樣的評價，對一名律師來說是多么的欣慰。在我一生中就依仗著這種欣慰，努力學習，向著漫長的律師道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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