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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湮沒的歷史
日期：2011-09-01 作者：梁仁劬
2010年12月7日，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開館儀式在原盧灣區復興中路301號隆重舉行。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律師同業組織，上海律師公會于1912年12月8日成立。陳列館展出的1萬多文字、30多件實物文獻、近80張圖片，全面生動地再現了上海律師公會的發展史和以沈鈞儒、史良為代表的一批愛國律師積極推動中國民主法治發展的全過程。在100平方米的陳列館里，上海律師公會會員證書、徽章、出庭的律師袍及辯護詞等實物史料，首次進入公眾視野。
陳列館開館至今，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參觀者中除了有來自律師協會、政法院校、政府部門等各行各業的團隊外，還有許多慕名而來的個人。上海市新執業律師頒證儀式也在這里舉行。陳列館里翔實的史料和文物、杰出的代表和事跡給參觀者們生動地展示了當年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人們耳邊仿佛回蕩著先驅們為維護國家尊嚴激濁揚清的慷慨陳詞，眼前似乎又再現了老一輩律師們為保障弱勢群眾權益而奔走呼叫、親歷親為的身影……
上海律師公會致力于推進近代中國民主法治和民族復興，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為什么它的舊址陳列館直到去年才開館？在中國社會的動蕩變革中，上海律師公會及其舊址，又經歷了怎樣的變遷？帶著這些問題，《上海律師》雜志走訪了原盧灣區司法局局長翟世祺，期待從他那里一探究竟。
波波碌碌 功夫不負有心人
《上海律師》：作為律師的行政管理部門，原盧灣區司法局怎么會想到去探尋中國律師制度、上海律師發展的起源，去尋找上海律師公會舊址的？
翟世祺：上海是中國律師的最早發源地之一，而盧灣，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經居住著為數眾多的法律界人士，沈鈞儒、史良等著名律師都曾經在這里執業和生活。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們得知，中國近代史上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律師同業組織———上海律師公會的舊址就在盧灣，為探尋中國律師制度、上海律師發展的起源，傳承發揚海派律師精神，培育當代律師文化，挖掘盧灣法治文化底蘊，同時也為2009年紀念恢復律師制度30周年活動做準備。于是，從2008年起，我們就開始了尋訪上海律師公會舊址之旅。
《上海律師》：你們是怎么找到上海律師公會舊址的？
翟世祺：我們最初得到的關于上海律師公會歷史的資料極其有限，根據這些資料得知，當年上海律師公會的辦公場所位于貝勒路572號，而貝勒路就是如今位于原盧灣區境內的黃陂南路。于是，我們派出工作人員，攜帶照相機對黃陂南路相關路段的老建筑一一拍攝，并將拍攝的照片與僅有的一張律師公會辦公用房老照片進行比對。但經過反復比對，并沒有發現與老照片相似的建筑物。我們并不氣餒，再進行了數周的實地尋訪,但還是沒有找到上海律師公會的辦公場所。
正在尋找工作一籌莫展，幾乎準備放棄尋找的時候，突然出現了轉機。工商銀行復興路支行在準備翻修營業大樓時，通過翻閱塵封的城建檔案發現，這棟樓就是當年上海律師公會的辦公場所。工商銀行隨即將此發現通報給了所在的淮海街道，并表示愿意盡力保護這棟樓的原有風格，同時想借這棟樓的悠久歷史來發掘和展示銀行文化。
大樓所在地的街道在幾周前就知道，我們在黃陂南路上尋找上海律師公會的舊址，因此，及時將工商銀行提供的信息通報給了原盧灣區司法局。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
《上海律師》：按理說，只要查找到門牌號碼，就很容易找到舊址，可為什么近在眼前的舊址大樓，你們卻要費如此大的周折去尋找呢？
翟世祺：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大樓外觀發生了變化。上海律師公會大樓建于1928年，樓高三層，為阿臺科建筑風格。1929年10月，律師公會正式入駐該大樓辦公，一直使用至1949年。解放后，已停止活動的上海律師公會將房產交給剛剛成立的中國新法學研究會上海分會，同年11月，新法學研究會上海分會將大樓移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遂由銀行使用至今。在實際使用中，樓層由3層加至5層，陽臺、旋轉大扶梯等也被拆除，樓貌特征完全改變。二是路名不一致，大樓位于黃陂南路和復興中路的路口，現在所用的門牌號是復興中路301號，而非黃陂南路，與貝勒路沒有對上。
《上海律師》：舊址雖然找到了，但前面已提到，大樓所有權已經變更，要將大樓恢復到往日原貌不實際，但就此放棄又會讓這段律師發展的痕跡重新磨滅，你們是怎樣做到將舊址保護下來的？
翟世祺：舊址得到保護，是多方聯手的結果。舊址的保護和工商銀行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當時，工商銀行盧灣支行正準備重新裝修復興中路301號所在大樓，在得知辦公大樓是上海律師公會舊址以及聽取我們的建議后，工商銀行決定在大樓的三樓專辟出100平方米的區域，用來建立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研究律師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和律師也對舊址保護工作投入了極大的關注，2009年7月10日，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大學、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上海市律師協會和原盧灣區文保所等專業領域的專家集聚一堂，召開“上海律師公會舊址”文物保護專家論證會，會議對“上海律師公會舊址”的重要人文歷史價值進行了肯定，并決定籌建“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在多方努力下，“上海律師公會舊址”被正式登記為不可移動文物。此外，因為上海律師公會的領導如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等多為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所以，在這項保護歷史文物、留存民族記憶的工作中，民盟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在2010年政協盧灣區十二屆四次會議上，民盟盧灣區委提交提案《關于上海律師公會史料陳列館展覽和管理工作的建議》，建議“上海律師公會史料陳列館”盡快開館。
當然，舊址被保存和舊址陳列館的開館，更離不開原盧灣區委、區政府的關心和支持。在舊址被發現之初，區分管領導就積極參與到同工商銀行協調的工作中，爭取在舊址大樓中能劃出區域建館；在確定建館后，區分管領導親自參與建館方案的制定，并到實地進行勘察和指導；區委、區政府也多次召開專題會議聽取陳列館籌建進展情況匯報，并建立專項經費保障陳列館的籌建。還有，市司法局也在保護過程中對我們進行了及時有益的指導，給我們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尋尋覓覓 先賢風采再展呈
《上海律師》：據我們所知，“上海律師舊址陳列館”是中國國內首家律師史料陳列館。首家就意味著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而且建館需要豐富的史料和實物予以支撐。可從決定建館到陳列館正式落成，你們大概也就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這一切你們是怎么做到的？
翟世祺：你們說的很對。建立一個陳列館需要大量的史料和實物支撐，這個過程的確非常艱苦。在籌建陳列館的過程中，我們要越過“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史料的搜尋、篩選和整理。在決定籌建陳列館之初，我們掌握的資料非常有限，只有幾張代表律師以及一些老房子的照片。而我們所有的資料，都是依據一本書———上海社科院陳同教授的《近代社會變遷中的上海律師》，這成為我們按圖索驥查找相關史料最重要的參考文件。但是，有關律師歷史的檔案存放是散在的、不系統的，因此，我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時間在上海圖書館和上海檔案館查找。我們特地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程維榮老師和陳同教授，在上海圖書館和上海檔案館內查詢了幾千卷相關檔案材料。然后，區司法局律工科的同志再從幾千卷相關檔案中篩選、整理出建館所需的材料。
第二座大山：實物的收集。為了收集更多的館藏展品，我們采取了“全面撒網，重點捕魚”的策略。
一方面，通過《法制日報》、市律師協會網站、盧灣有線臺、盧灣報等媒體向社會發出了上海律師公會實物征集啟示。另一方面，我們將實物征集的重點放在了沈鈞儒、史良、沙千里、張志讓、吳凱聲等著名律師后人的身上。
沈鈞儒，“七君子”事件的代表人物，也是新中國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作為上海律師公會的重要人物，在籌建之初所獲得關于沈鈞儒的歷史物品只有文字史料。經過多方打聽，了解到沈鈞儒的外孫———范蘇蘇（范長江之子），生活居住在北京。我們到北京拜訪了范蘇蘇，并由此聯系到了沈鈞儒的孫女沈松、孫子沈寬和孫媳婦周秉德（周恩來侄女）。他們對此事非常支持和熱心，捐贈了一些沈鈞儒身前的照片、沈鈞儒日常工作中使用的公文包，同時指出中國國家博物館內有沈鈞儒的系列收藏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沈寬的介紹和幫助下，我們得到了國家博物館的支持，復制了沈鈞儒當年穿著的律師袍、佩戴的徽章、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任命書和“七君子”題詞的扇面。以上大部分物品在國內均是首次展出，成為我們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的珍貴館藏。
史良，建國后第一任司法部長，為“七君子”之一，曾經擔任上海律師公會常務理事和執行委員。2010年4月15日民盟上海市委舉行了紀念史良同志誕辰110周年活動。我們被邀請參加了紀念活動。非常巧合的是，史良的女兒史小紅也參加了此次紀念活動。當我們將籌建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一事告知史良的女兒史小紅和女婿劉碩（時任民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后，他們均表示非常支持，隨即捐贈了數張史良的工作照和生活照。
吳凱聲曾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大律師，在民國外交史上也留下了他的名字，作為上海律師公會的會員，曾經為陳賡將軍擔任辯護律師。由于吳凱聲的國民黨身份，關于他的史料和實物非常有限。經過多種渠道打聽和走訪，我們了解到吳凱聲的兒子吳立嵐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著名的心理學教授。吳立嵐教授得知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將要展出吳凱聲的生平事跡后，非常高興，當即捐出了非常珍貴的吳凱聲私人照片、當年使用的拐杖和衣物。他同時告訴我們，吳凱聲非常喜歡他的孫子吳征。吳征和爺爺吳凱聲有著同樣的法國留學經歷，而且和爺爺吳凱聲在一起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是吳凱聲最寵愛的孫子。吳征是陽光媒體集團創始人。他的夫人是著名節目主持人楊瀾。我們到北京拜訪了吳征先生和楊瀾女士后，吳征先生非常慷慨地捐出了吳凱聲當年撰寫的《中國立憲問題》和《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對不平等條約的審視》兩本法文專著復本。其中，《中國立憲問題》是第一本用法文向法國人介紹中國憲政制度的論文，現被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去年，時逢世博會召開，按規定我們是不能離開上海的。但是為盡快收集到實物建館，為體現我們的誠意，在區委、區政府的特批下，我們三上北京拜訪名律師后人。那個過程雖然很累很辛苦，但結果卻是值得的。
第三座大山：陳列館布展。陳列館布展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而為了和1912年12月8日這個特殊意義的時間相吻合，我們一開始就將2010年12月8日定為正式開館時間。但由于收集和整理史料、實物的時間超出了計劃，到最后留給設計、施工的時間只剩下不到2個月了，這讓我們倍感壓力。區司法局律工科的同志及分管副局長在那段時間內，除了完成日常性事務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撲在建館上，加班成為家常便飯，有幾次甚至還工作到凌晨，可大家都沒有埋怨，因為人人都覺得這是在做一件意義非常的事。
如何在100平方米的空間內盡可能完美地展示史料和實物，如何建成一個能夠體現律師行業精神、符合律師職業定位、形式精致典雅的陳列館，是我們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我們走訪一大、二大和團中央舊址紀念館及龍華烈士陵園，學習這些優秀展館的布展經驗；邀請華東政法大學、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法學研究所等滬上法學、歷史學、社會學方面的專家多次召開專家論證會，對陳列內容和建館方案進行論證；區司法局內部對布展內容反復斟酌、精挑細選，二十余次修改陳列大綱內容……終于，在2010年12月7日，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順利舉行了簡樸而隆重的開館儀式，沈鈞儒、韓學章、吳凱聲的后人還專程從北京、蘇州趕來參加開館儀式。12月8日，陳列館如期對外正式開館。
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以“那一天———起點和發展、那一段———執業與活動、那一代———突出的代表”為線索，以文字、實物、圖片的形式全面展示了上海律師公會的發展史。第一部分“那一天”———起點和發展，講述上海律師公會的成立，辦公大樓的變遷和律師公會的發展過程；第二部分“那一段”———執業與活動，反映律師公會經歷的不同歲月中律師所承辦的經典案例；第三部分“那一代”———突出的代表，展現律師公會中具有影響力的突出代表，并在新中國法制建設中繼續發揮作用的律師。
繼繼繩繩 法制精神在傳承
《上海律師》：陳列館建立至今的情況如何？
翟世祺：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從去年12月8日開館至今，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參觀者有律師、政法院校的師生和政府部門的公職人員，還有許多慕名而來的個人。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人，他從新聞上看到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建立的消息后就立即找來了。原來，老人的爺爺是民國時期的律師，也是當時上海律師公會的成員之一，爺爺希望孫子長大以后成為一名律師，逝世前將證書、銘牌交給了他，但老人最終沒有實現爺爺的愿望，他一直覺得十分遺憾。今天，當他看到了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令他激動萬分，精致的展館內，熟悉的徽章、證書、律師袍，讓他仿佛看到了當年爺爺孜孜工作的身影……他非常感謝盧灣區為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建立所做的一切，并向陳列館捐贈了爺爺的律師證書、銘牌等物品。老人希望通過陳列館的展示，可以將爺爺這一代的律師精神傳承和發揚光大。
《上海律師》：的確，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的建立，對傳承律師精神、促進律師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對陳列館的下一步的功能定位，你們又是如何考慮的？
翟世祺：今后，我們希望將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建成研究、學習中國、上海律師發展史的教育基地；傳承律師精神、培育律師文化的重要平臺；促進國內甚至是國際律師行業交流溝通的主要渠道。今年，我們已和上海市律師協會合作，在陳列館里舉行了上海市新執業律師首次頒證儀式。此外，還計劃與本市高校和律師學院合作開展第二課堂，幫助法學專業學生和新律師深入了解上海律師的發展史；制作陳列館宣傳畫冊、紀念徽章等衍生產品，吸引更多的社會公眾來館參觀。
明年12月8日，是上海律師公會成立100周年紀念日，屆時，我們將在市司法局、市律師協會的指導下，以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為平臺，精心策劃紀念上海律師公會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動，進一步擴大上海律師公會舊址陳列館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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