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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閱卷遭遇選擇性執法
來源：法治周末 日期：2011-08-11 閱讀：3,275次
律師閱卷遭遇選擇性執法
閱卷權是當事人辯護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們往往承認，閱卷與會見當事人同等重要，是行使辯護權的基礎。 新律師法施行之后，律師閱卷有了很大改善。但不是說現在律師閱卷就不難了，不過像一起共同犯罪中居然不讓看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案卷的，還真是聞所未聞 從氣壞了轉而真高興，導致一名刑辯律師如此情緒變化的，不過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的一次非常普通的閱卷。。 北京律師許榮最終高興起來，是因為她終于被允許查閱所擔任辯護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了。可在此前，她曾因在檢察院院閱卷而遭遇尷尬。 新律師法施行之后，律師閱卷有了很大改善。但不是說現在律師閱卷就不難了，不過像一起共同犯罪中居然不讓看其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案卷的，還真是聞所未聞。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韓嘉毅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 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一直以來被概括為刑辯律師執業的三難。在新律師法實施3年之后、刑事訴訟法大修在即時，一起簡單的閱卷風波再次引起業界對此三難問題的關注。 閱個卷，難在哪里 在實踐中，由于律師在開庭中常常對公訴人突然出示的證據不知所措，在向法官表示此前沒有見過該材料后，就會申請休庭 閱卷權是當事人辯護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們往往承認，閱卷與會見當事人同等重要，是行使辯護權的基礎。 甘肅律師張世杰舉了一個自己辦過的案件，來說明閱卷的重要性。 他的當事人馬某是一起故意殺人案的被告人，馬某也對殺人的事實供認不諱。該案看來已無可辯護。 但張世杰在閱卷過程中，發現了一份村支書的筆錄，用以證明村支書擔心馬某殺人后逃跑特地到馬家去把人看住的事實。 律師發現這份看似無關緊要的證詞隱約可以指向馬某有自首情節。 事后查明果然如此，法院認定馬某有自首情節后，最終馬某獲判死緩。 律師閱卷難的境況得到改變，部分律師承認2008年實施的新律師法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韓嘉毅認為，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法院對檢察院的“督促”。 實際上，因為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當時正在推進的法院庭審方式改革，一改過去的做法，規定作為公訴機關的檢察院只向法院移送案件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的復印件或照片。 在實踐中，由于律師在開庭中常常對公訴人突然出示的證據不知所措，在向法官表示此前沒有見過該材料后，就會申請休庭。 “這就會導致庭審經常開不下去，法院會比較惱火，于是律師閱卷就在法院與公訴方的交涉中得以實現。”韓嘉毅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但閱卷難對于律師并非已經不存在。在新律師法實施兩年后，四川省律協曾經發布過一份關于律師會見與閱卷的現狀調查報告，在接受調查的近百名律師中，高達九成的律師認為閱卷不順利，超過半數的律師對閱卷權的落實不滿意。 閱卷難，難在哪里？ 韓嘉毅向記者介紹，實踐中有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困難。 例如與相關部門約定閱卷時間，要找到辦案人員和律師共同的時間； 例如提供案卷復印的工作人員會說，今天有別的事，你先把要復印的標注出來，明天給你印，但天天打電話去催，有時候兩星期也拿不到復印材料； 還比如有些地方規定不能復印，只能拍照，曾經有一個案件因材料太多，6個律師去拍了一個星期才把材料拍完…… 當然也有做得好的，例如一些法院看律師比較著急，就會派一個書記員跟著，允許律師把案卷帶出去，到外面的復印店復印，又快又便宜； 還曾有重慶的一個涉黑大案，總共有30多名被告人，材料根本無法復印，法院就主動將案卷材料掃描后，根據律師的需要提供電子版本。 上述困難對律師而言還屬于可克服的，有些困難是律師完全無能為力的。 例如由于刑訴法和新律師法對可閱卷范圍的規定不盡相同，實務部門有時候會以執行刑訴法規定為由，拒絕律師查閱部分案卷。 據韓嘉毅透露，一般重大或者復雜的案件均有正卷和副卷，正卷是允許律師查閱的，而包括領導批示、檢委會討論等內容的副卷則是不讓律師看的。 “只要有一樣是不讓看的，那么不讓看的范圍就有可能擴大，比如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會不會被放到副卷里面去？有時候我們明明知道有個證據，對當事人是有利的，可是翻遍卷宗，就是找不著。”韓嘉毅說。 選擇性執法沒有成本 實踐中產生了另一種結果，司法機關選擇性執法，執法隨意性大，往往是對其有利的或者沒有影響的就執行得好，不利的就不執行 接受采訪的律師們均傾向于認為，“三難”問題的最重要原因是現行法中對律師執業權利受到侵害缺乏救濟的途徑。 律師們抱怨，無論是刑訴法、新律師法還是檢察機關、法院下發的意見中，不乏“律師有權如何如何”、“相關部門應當怎樣怎樣”的規定，但在實踐當中，規定是規定，行為是行為，行為和規定經常走不到一塊去。不過，除了抱怨，律師們好像也沒什么可干的。 律師抨擊得最多的是現行法律對律師執業權的“見首不見尾”規定，即只規定了權利或者義務的存在，但卻沒有權利的救濟途徑或者違反義務應當承擔的后果規定。 這被認為不符合一條完整法律的要求。因為缺乏救濟與擔當，規定律師執業權的法律幾乎沒有約束力，規定了等于沒有規定。 韓嘉毅坦言，這在實踐中產生了另一種結果，司法機關選擇性執法，執法隨意性大，往往是對其有利的或者沒有影響的就執行得好，不利的就不執行。“反正這種選擇也沒有什么成本。” 華東政法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偉在密切關注司法實務后也指出，新修訂的律師法只給律師帶來了十分短暫的紙面上的福音，新法頒行后司法實踐中的做法大多依舊故我，并不令人感到樂觀。 在本報主辦的新律師法實施一周年的座談會上，全國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著名刑辯律師田文昌就說新法實施后有喜有憂，喜少憂多。 他坦言，從來沒有哪一部法律像律師法這樣還存在是否執行的問題，有的地方公開不執行，有的地方是有條件、打折扣地執行。這當中所指，正是律師法中對律師執業權利的部分。 法律在打架嗎？ 陳光中曾直言律師法也同樣存在缺陷，但他堅持認為：“我們的態度是應該在認真貫徹落實中去完善，而不是在拒絕貫徹中去等待完善” 即便實務中困難重重，并不意味著律師的執業權利得不到相關部門的重視。 最高檢曾專門出臺過《關于人民檢察院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的規定》；最高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同樣有保障律師執業權的規定；還有最高檢、最高法聯合公安部、司法部等部委的發文，更不要說各地自行制定出臺的各類保障律師會見試行意見等等。 在重重法律法規和意見中突出重圍的，仍然是地方相關部門的選擇性守法。 一個最為普遍的例子，就是以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抗2007年修訂的律師法，實務中提的最多的理由，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刑訴法比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律師法效力高。 著名刑訴法專家陳光中對《法治周末》記者分析過此問題，盡管全國人大制定或修訂的法律相對更重要，但依據現行的立法法，沒有任何依據能將由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或修改的法律分列為不同的效力位階。 如果修訂后的律師法突破了原來刑訴法的規定，那么按照新法優于舊法、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立法原則，應當適用律師法的規定。 具體到律師的閱卷權，依據現行法的規定，律師自審查起訴階段享有全面的閱卷權。學者指出，能否查閱全部案卷，全面掌握案情，是律師能否提出有力度的辯護意見的關鍵。 在大陸法系國家，通常做法是案卷被全部移送至法院，辯護律師可以在法院查閱到全部案卷材料。 多數國家允許律師在進入公訴階段后閱卷，極少數國家甚至允許律師在偵查階段即可閱卷。 在英美法系國家，則實行證據開示制度，在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相互向對方展示證據。 因此，國內許多學者建議，在條件成熟時可借鑒證據開示制度，禁止控辯雙方在庭審時搞證據突襲，沒有在開庭前展示的證據，不得在庭審中出示，并不得作為定案依據。 陳光中曾直言律師法也同樣存在缺陷，但他堅持認為：“我們的態度是應該在認真貫徹落實中去完善，而不是在拒絕貫徹中去等待完善。” 作為參與此次刑訴法大修討論的專家，陳光中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這次刑訴法的修訂有不少篇幅涉及律師執業權利的落實，刑辯律師的“三難”問題有望在立法上得到進一步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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