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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正義的屏障需要司法制度保障 “司法公正”成“兩會”焦點話題 代表委員提出建設性意見
日期：2008-01-30 作者：記者王霄巖 劉海 見習記者趙穎彥 閱讀：5,352次
今年“兩會”期間，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審議和討論市高級法院和市檢察院“兩院”報告時，“司法公正”成為焦點話題。許多代表和委員，特別是跟法院和檢察院經常接觸的律師充分肯定“兩院”5年來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時，也對如何進一步提高“兩院”工作、促進司法公正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其實，代表和委員關注的，正是社會公眾所關注的。許多代表和委員認為，守護正義的屏障，不僅需要法官和檢察官們“千方百計”的個人努力，更需要司法制度的有力保障。
辦案數量過多可能影響判案質量
【事例】
本市某法院近兩年來受理案件大幅度上升，法官辦案連軸轉，有的累倒后只休息兩天仍接著辦案。一名律師出庭訴訟時，被法官限定只有5分鐘的辯論時間。事后，這位律師才了解到，這位法官這天上午還有一個案件需要開庭審理。該律師感慨，盡管他在庭審結束后有書面辯論意見遞交給法官，但仍覺得有些遺憾，他認為一些觀點應該通過法庭上的交流才能讓法官充分理解甚至采納。
【報告摘錄】
全市法院收案數每年以10％的速度遞增，而人員編制未同步增加，案多人少矛盾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還難以緩解。
【代表委員觀點】
每年“兩會”期間，上述矛盾幾乎每次都被代表和委員提及，一方面，因案件數量多，許多法官感覺壓力大，不堪負重；另一方面，不少當事人希望法院提高審判效率，改進審判質量。市政協委員朱樹英認為，案件數量上升而法官編制沒有相應上升，確實造成以下問題：一、在民事案件二審中，由于法院受理案件較多，一些法官往往限制辯論時間，使案子無法得到充分審理；二、對于新型案件法官沒有時間進行深入研究，從而影響判案質量。朱律師建議應擴大上海法院的法官編制，緩解法官辦案壓力。
市政協委員殷嘯虎認為，法院辦案數量上升，可能影響辦案質量，但這不是法院的問題，建議應按辦案增長情況來為法院配備編制。
市人大代表劉正東也向記者談到了法院目前面臨的困惑。他說，在目前還無法解決上述結構性矛盾的情況下，應充分挖掘潛力，積極推行委托人民調解機制和訴前調解機制，訴前調解能優化法院的糾紛化解功能，分流一大批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案件，以較少的司法資源有效快捷地解決大量糾紛，使法官能對復雜案件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
過于強調調解顯失一方公平
【事例】
國外某著名品牌服裝公司委托中國某公司生產服裝，貼牌后全部銷往國外，雙方就此簽訂了《委托生產協議》。但是，中國公司生產能力有剩，遂將剩余的產品自行內銷。之后，國外某公司發現在中國境內有銷售標有自己注冊商標的商品后，以中國某公司侵犯商標權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賠償。但中國某公司以種種理由表示不愿賠償，反而要求國外某公司提高委托量。
然而，法官在審理此案中過于加強“調解”工作，最后促使雙方達成了新的協議。國外某公司代理律師認為，本案事實清楚，相關證據亦比較充分，本完全應該依法作出判決，但現在通過調解方式結案，顯然不符合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則，不利于教育侵權企業。
【報告摘錄】
在依法審理民事、商事案件的過程中，按照“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要求，充分發揮調解在化解人民內部矛盾中的特殊作用，盡力調處當事人紛爭。
【代表委員觀點】
市人大代表柏萬青談到法院的調解工作時認為：“法院的調解工作應在雙方的利益都不受侵犯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調解是方法，但不應該是法官審理案件的最終目的。法律是用來維護公民的權益，不管判決也好，調解也罷，都不應無形中造成一方的利益遭到侵犯。”
“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我們不排除調解方式，但我認為調解是自愿的，法官不能過于強調調解，甚至采用不公正的手段達到調解的目的。”柏萬青說。
“在新的立法出臺之前，或遇到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本市法院的法官要多學習和了解國外的立法及動向，能判則判，不要簡單地、過多地使用調解手段。”市政協委員安翎青認為，調解的前提是雙方必須自愿，法院強調“加大調解力度”，但在某些案件上是不妥的，因可能矛盾雖然解決了，卻沒有達到教育當事人、教育社會公眾的目的。
安翎青認為：“有些案件通過判決也許能達到更好的社會效果，而如果通過調解的方式結案，當事人一方的利益仍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而另一方由于沒有得到有效的懲罰，可能繼續侵權下去。因調解文書過于簡單，法院在此類案件上的觀點和立場往往無法得到充分地闡釋，這不是當事人或律師所愿意看到的。”
立案越俎代庖令原告告狀無門
【事例】
王啟（化名）一直和哥哥、嫂子住在父親留下的老房子里，一家人和睦相處，相安無事。可一到動遷，麻煩就來了。由于利益驅動，王啟的嫂子對王啟和他們住在一起心存不滿。分動遷款時，哥哥只分給王啟8萬元。王啟雖然不知道應該分多少動遷款，但卻很清楚這8萬元實在太少了。當他把這個想法跟他的哥哥嫂子挑明后，卻得到“你想要就要不要就算了”的回答。王啟于是想通過法律途徑討說法。
可打官司不是想象中那么簡單。王啟先是去了動遷公司，但對方稱沒有義務提供舉證材料，因為王啟不是產權人也不是承租人，更沒有租賃卡、戶口簿，只是一直和哥嫂同住。無奈之下，王啟通過律師向法院遞交訴狀，并向法院申請調查令。不過，法院沒有受理，原因是無法證明王啟是被安置對象。
【報告摘錄】
依法保護當事人訴權，加強立案審查，依法及時受理各類案件。5年來共受理各類案件144萬件，審結143萬件。
【代表委員觀點】
“10多年律師做下來，在感受我國司法體制逐漸健全的同時，我覺得還有很多的問題可以做得更好，立案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市人大代表孫洪林接受采訪時表示。
“最近，我發現一些比較讓人費解的問題，那就是許多原告將民事訴狀遞交到人民法院，法院經審查后，既不受理，也不發給原告不予立案裁定書，使得原告告狀無門，無法起訴。”
孫洪林認為：“立案只是法院對原告的訴訟程序上的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審查，而不是做實體上的審查。而現在少數法院在立案時卻進行的就是實體審查，審查原告提供證據材料是否充分，是否能證明原告訴狀中的內容等，而這些恰恰是審判法官應該做的事。立案法官的越俎代庖，損害的是當事人的權益。”
為了更好地維護老百姓的合法權益，孫洪林代表專門提交了名為《法庭立案應依法規范》的書面意見。意見中建議：“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9條規定，不予受理的裁定書由負責審查立案的審判員、書記員署名；駁回起訴的裁定書由負責審理該案的審判員、書記員署名。”
律師持法院調查令卻有“證”難行
【事例】
某律師持法院的調查令到銀行收集證據，但銀行告訴他不接受調查。令這位律師奇怪的是，法院出具的調查令明明寫道：“如不提供證據請說明理由”。但銀行一不接受調查二不寫明理由。當律師拿著沒有寫明理由的調查令交給法官后，要求法官依職權調查，但法官表示銀行理由不充分無法調查。之后，法院安排另一個法官承辦這起案件，該法官依職權又開出調查令，最后案件得以順利審理下去。
【報告摘錄】
有些法官對新情況、新問題研究不夠，審理復雜疑難案件能力欠缺……有的法官就案辦案，對審判工作的社會效果關注不夠。
【代表委員觀點】
對于律師調查難的問題，孫洪林代表在平時的工作中也有深切的感受。孫洪林表示，在調查取證時，當事人及其代理人依法律規定的原因不能收集的證據，比如當事人在銀行開戶情況、帳號、存款情況等，當事人若向法院提出申請，如果法院認為審理案件確實需要，則法院會依職權收集。
“可實際情況往往是律師拿著調查令去銀行，要求銀行提供證據時，99％的銀行都不會配合。”孫洪林代表希望銀行等被調查單位在配合法院調查取證的同時，在法律允許范圍內，也應盡可能多地為當事人提供相關服務。孫洪林感慨道：“律師調查取證不是一般的難。”孫洪林覺得若要使司法更加公正，這也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為什么說取證如此重要，那是因為證據的充分與否直接影響到審判是否公正。”孫洪林表示。
會見刑事被告人應該掃除障礙
【事例】
秦嶺（化名）在律師界還是個“新”人，拿到律師執照剛剛一年的他，經常會碰到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有一次他去派出所會見被告，但無論怎么要求，都無法見到。
無法與被告溝通交流，秦嶺著實心里沒底。在多次請求無果的情況下，秦嶺只好找到律師事務所主任幫忙。最后，通過主任的人脈關系，秦嶺終于見到了被告人。
秦嶺到現在都沒弄明白，本可以依法解決的問題，怎么還要靠人脈和面子？
【報告摘錄】
不斷強化刑事訴訟過程中的人權保障；制定保障律師職業權利、被害人訴訟權利等制度，切實落實訴訟權益保障制度；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嚴，加強司法人文關懷，保障案件當事人充分行使法定權利。
【代表委員觀點】
“別說是年輕律師，就是我們這些做了10多年的律師，有時想會見被告人都非常難。”孫洪林在分析原因時稱：“這是少數單位工作人員對律師的偏見所造成的，他們總覺得律師會見被告人就是為了‘支招’。”
孫洪林解釋：“我們之所以要會見被告人，是為了證據固定。”他進一步解釋：“證據固定是指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提供的證據經過形式審查，具備了可以交付開庭審理條件的證據，是作出裁判的證據基礎。”由此可見，如果律師無法會見被告人，可能對法院審判的質量產生影響。
“按照法律程序本該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恰恰難辦，反而要通過法律之外的方法來解決。”孫洪林代表建議，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嚴格依照新修改的《律師法》，依法行事。
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迫在眉睫
【事例】
周夢被刺成重傷時還在讀初中。那時經法院判決，他獲得40萬元的賠償。但是，犯罪分子家境貧寒，存款只有20多元。5年過去了，如今周夢已考上大學，但40萬元的賠償款連一分錢都沒拿到。法院判決成了一紙空文。
【報告摘錄】
加強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工作，探索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
【代表委員觀點】
楊瀏代表是奉賢區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她說，自己在工作中最常見的就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實行難的問題。她告訴記者：“這種問題經常發生在未成年人身上。”
楊瀏稱，法律援助中心能做的只是提供法律上的幫助，對于經濟上的援助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上，奉賢區法律援助中心和區檢察院間有一個銜接制度，由檢察院通知家長帶孩子到援助中心，中心再指派律師為他們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但遺憾的是，“被害人是否能真正得到賠償，要看被告履行賠償的財產能力。”
就此楊瀏建議：“有關部門應專門設立一個基金，專門用以被害人救助制度落實。”
這個觀點與朱洪超代表不謀而合。朱洪超建議，這種基金最好由政府牽頭，通過政府與社會的力量整合來落實。同時，朱洪超也建議引入保險機制，但何種形式，他表示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我們伴著法治進步一路走來”
本次“兩會”期間，市律師協會的兩位當家人分別以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會議引起記者的關注。
市政協委員、市律師協會會長呂紅兵在政協社會科學界別組發表感慨：“許多外地律師向我們說起，他們在上海辦案壓力不大，意見較能得到法官的尊重，可見本市的法治環境還是不錯的。”
市律師協會副會長朱洪超認為，司法公正是法院及其法官所建立起的公信力，而法院的權威是保證法院的判決能得到人民的尊重。
朱洪超認為，程序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第二個指標。過去我們很講究實體公正，卻沒把程序公正作為實體公正的保障，但程序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實體的公正是水流，但程序的公正卻是水源，如果源頭的公正被破壞，之后所有問題的公正都無從談起。
“法官、律師、檢察官職業共同體原則是司法公正的又一體現。三者同循法律原則，共持法律理念，從不同角度互相配合，相互制約。”朱洪超認為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司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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