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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起敗訴案件談法官的“自由心證”
日期：2011-11-01 作者：連晏杰
案情介紹
楊某于2010年5月因交通意外突然死亡。楊某的妻女在萬分悲痛地為楊某辦完喪事后獲悉，楊某生前還曾借有一筆債務。楊某生前好友白總告訴楊某妻女，楊某在出事前一年曾向白總的企業(yè)借款人民幣50萬元，當時其借款的理由是給女兒購房之用并說好在2009年10月底前歸還。由于平時和楊某關系不錯，了解楊某的經濟能力和為人品行，更何況有雙方共同的好朋友馬先生在旁見證，白總遂同意向楊某借款。白總根據楊某的要求，開具了一張收款人為某房產公司，金額為50萬元的支票給楊某。楊某在簽收支票的同時，自行起草了一份借條，借條約定了借款50萬元，利息按銀行利息執(zhí)行，2009年10月底前歸還。該份借條是楊某手寫，并用復寫紙一式兩份，寫完并由楊某和白總共同簽字后，楊某取走了該協(xié)議的上面一聯。白總稱，其在2009年10月曾催討過該筆借款，當初楊某向其出示了一份外地房產的房產證，說自己投資了一套外地的房子正在掛牌出售，等房子賣掉了就歸還欠款。白總考慮和楊某關系不錯，而楊某平時也確實是言而有信的人，故未再繼續(xù)催討借款，而是等楊某出售房屋后主動還款。
由于楊某意外死亡。白總不得不請了當初的見證人馬先生一起找到了楊某的妻女，并出示了全部證據。出于平時對白總和馬先生的了解，楊某妻女完全相信他們說的是事實，但她們卻并不知道該筆款項的去向，也不知道楊某買房需要資金一事，更不知道楊某在外地某處投資有房地產。此時，馬先生告知楊某妻女，據其了解，楊某生前可能和一個郭姓女子有親密的男女關系。楊某妻女翻看了楊某的遺物，找到了一份外地房產的房產證，房屋所有權人真是該女子郭某。但在楊某的遺物中，并未找到被楊某拿走的借條。而白總也向房產公司了解到其公司所開具支票所購房屋的地址，而根據房地產信息登記資料顯示，該房屋的所有權人同樣是郭某。據馬先生稱，郭某之前在娛樂場所工作，與楊某在娛樂場所結識，認識楊某以后生活應該是由楊某供養(yǎng)，不再繼續(xù)到娛樂場所工作。對于這樣的結果，楊某妻女顯然無法接受，遂決定委托律師向郭某討回這50萬元。
辦案手記
接手這個案件以后，我們在選擇基礎法律關系方面頗費了一番腦筋。首先是主體的選擇，鑒于白總公司開具了支票給郭某用以購房，我們可以請求白總公司直接起訴郭某，要求返還不當得利。但我考慮到白總和郭某素不相識，很難合理解釋支票為何會開具給郭某購房的房產公司，而白總和楊某簽署的借條在遺物中并未找到，有可能就留存在郭某處。如果郭某屆時出示該份證據證明該筆款項的支付是基于白總公司和楊某的借款合同關系，公司起訴所依據不當得利的基礎法律關系便很難被認定了。因此，我們還是決定楊某妻女以楊某繼承人的名義起訴郭某。此時，我們便又面臨著第二個選擇，究竟是以何種基礎法律關系起訴？比較常見的觀點包括不當得利、借款關系以及基于擅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并侵害女方利益。最終，我們選擇了借款關系作為請求權基礎。
庭審過程中，被告方律師確認了我方所主張的借款合同關系。但被告主張其已經向楊某歸還了借款，證明其已經還款的證據就是楊某書寫的借條上聯的原件。對此，被告的解釋是，被告知曉楊某借給她的50萬元是向某公司所借，因此被告向楊某還款后，要求楊某立即向該公司償還該筆借款。楊某此后告知其已經歸還了該50萬元，并將公司的借條原件交付給她。同時，郭某在借款時曾寫過借條給楊某，但還款給楊某以后郭某收回了所寫借條并銷毀。至此，本案讓我們較為擔心的基礎法律關系已經不再存有爭議，并且基于借款法律關系的借款交付也沒有任何疑問。案件的爭議焦點集中到了一點，就是被告是否已經充分舉證證明其已經向楊某歸還了借款。對于這一問題，我方認為被告方顯然舉證不足。首先，我們認為被告出示的唯一一份證據是一份間接證據，并且在證明內容上不具有排他性。楊某完全可能是由于該筆借款是為郭某所借，因此就直接將該份借條第一聯（并且從證據原件的背面來看，可以很容易地發(fā)現該份借條還有一份復寫件）轉交給了被告。因此，在存有其他合理解釋的情況下，該份證據顯然是不足以證明被告郭某的還款事實。其次，根據上海高院的相關民事法律問答，大額借款的資金交付，不能僅憑借條，甚至不能僅憑接受錢款一方的自認，需要同時審查資金的來源和走向。本案所涉還款金額為50萬元，被告顯然需要提供資金來源以及資金走向的證據。第三，退一步講，鑒于本案兩個借款關系的獨立性，即使法院認為借條第一聯原件能夠證明楊某已經向公司歸還了借款，并不能由此推得被告已經將錢款還給了楊某。針對本案的爭議焦點，原告方還向法庭提出兩點請求。第一，希望法庭能夠調查郭某所購房屋首付款中除50萬元以外其他款項的支付來源，因為被告的預售合同顯示，其首付款除50萬元支票外還應支付10余萬元，原告推測該10余萬元很可能是楊某的拉卡消費（由于原告并不掌握該部分證據，且律師持調查令調查被房產公司拒絕）。第二，我們希望被告能夠提供其還款資金的來源。因為被告系20多歲的外來務工人員，居住證登記的工作為菜市場營業(yè)員，50萬元于她而言并非一筆小數目。針對原告的第一個請求，法院以和案件沒有關聯予以拒絕。針對第二個請求，被告方則提供了兩份手寫的借條，證明其還款資金來源于向他人的借款。對此，原告認為出具該兩份借條的借款人應當作為證人出庭。在證人出庭的基礎上，原告希望征詢出借人的出借資金來源，其與被告關系以及借款動機等一系列問題。遺憾的是，證人并未能出庭。且在整個庭審過程中，被告郭某本人也從未出庭。
最終，法院判決原告敗訴，判決認為被告郭某持有楊某手寫借條符合一般借貸和還款的慣例，并且郭某對持有該借條書寫件解釋為是楊某交給她作為欠款了結的憑證，該解釋符合一般常理。甚至被告作為證明其資金來源的借條都未在判決書及判決理由中涉及。
一審判決后，原告提出了上訴。并且原告在上訴期間，在楊某的電腦中找到了和被告共同去海南旅游所拍攝的照片并在二審中作為新的證據提供，原告認為基于原被告的特殊關系，原告不要求被告書寫借條，并且原告將寫給公司的借條第一聯存放在被告處都存有較大可能性。同時，原告書面向法院申請被告本人出庭以便于查明事實。遺憾的是，我們的二審法院秉承著我們并不陌生的，凡是沒有重大相反證據證明即“將錯就錯”的辦案作風，駁回了原告的上訴。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二審法院就一審都不敢認定的兩份借條（無證人到庭，無資金來源，甚至借款人是否客觀存在都無法確定）予以認可，并據此作為認定被告資金來源的唯一證據。
案后感悟
自由心證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through inner conviction）源于“羅馬法”，是指一切訴訟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的大小，法律預先不作規(guī)定，而由法官、陪審官根據內心確信進行自由判斷。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所形成的內心確信，稱為心證。心證如果達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謂之“確信”，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心證又稱“內心確信”。法官審判案件只根據他自己的心證來認定案件事實。
自由心證制度要求法官依據“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審判經驗，合理判斷證據的證明價值。自由心證制度已成為大多數國家采取的普遍的證據原則。在我國，盡管在《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中并未明確規(guī)定自由心證制度，但在司法實踐中確實客觀存在和普遍適用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第64條也規(guī)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遵循法官職業(yè)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的大小進行判斷，并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逼鋵嵤菍﹃P于法官自由心證的一種確認。
在本案中，被告對于還款一節(jié)事實進行了一定的但又不完全充分的舉證。這其實就依賴于法官通過“自由心證”來衡量證據對待證據事實的證明力。結合本案的情況，我們很想用一系列的問題去問被告和證人，來幫助法官形成正確的內心確信，可惜我們并不是以律師為庭審主導的英美法國家。我們相信，具有社會普遍認知水準和社會經驗的人們應該能夠判斷清楚本案的真實事實，可惜我們并沒有陪審團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法官就更應該去查明一些“周邊事實”來形成他們的“內心確信”。比如，被告剩余房款的支付情況，被告的真實經濟狀況，借錢給被告的“債主”錢從何來為何又愿意借給被告，甚至是被告與楊某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的調查結果可能甚至是對被告有利的，但這些問題的核實至少能夠讓我們理解法官形成“心證”、“內心確信”的“心路歷程”?！白杂尚淖C”賦予法官至高的權力，法官應當無比慎重并真正忠于內心地去使用“它”，“自由心證”其實并不“自由”。
我以為，在制度建設方面，我們需要更多一點對“自由心證”的約束，尤其是二審法院，不要一旦原審判決所依據的是法官的“自由心證”和“自由裁量”，二審便一味地予以維持。在法官素養(yǎng)方面，當需要面對“自由心證”的時刻，請更多一份慎重和真正的忠于內心。這樣才能實現對當事人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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