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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香港法院“非便利公堂”原則
日期：2013-04-25 作者：石永泰
寫法律文章，很多時候都不免要引經據典，如“依據什么什么法第多少條”、“根據這個或那個案例”。但本文旨在跟內地同行分享和簡介一個普通法下特有的概念，重點是講述大原則,所以我并不打算在文中引述一條法例或一個案例。這樣行文不會累贅，大家讀起來也可能更為流暢。
要解釋“非便利公堂”(源自拉丁語forum non conveniens)，必定要先從法院的司法管轄權說起。
所有地方的法院都有一套法律，規定法院在什么情況下對案件有司法管轄權。根據傳統普通法的原則，民事訴訟由起訴文件啟動(不同性質的糾紛有不同的起訴文件,在此不作詳述)。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最常見的起訴文件叫“傳訊令狀”。一個原告人只須到法院繳納一筆數目相對不高的手續費便可獲法院發出的一份傳訊令狀。法院在發出傳訊令狀的過程中，并沒有任何篩選的功能，也不會代原告把傳訊令狀送達被告。送達傳訊令狀是原告(或其律師)的責任。
香港法院對一宗訴訟的司法管轄權，首要是建基于案件的起訴文件能否在香港境內送達被告人手中。只要被告人身在香港(有限公司在法律上究竟被視作身在何方，普通法有一套原則決定，在此不作詳述)，而原告人又能把傳訊令狀送達被告，法院就有權審理該宗案件。如果被告不呈交答辯文件或出庭抗辯，法庭有權判其敗訴。這種司法管轄權我們叫作“當然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 as of right)。
另一種司法管轄權是“酌情性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 as a matter of discre-tion)，應用于在香港境外的被告。這類被告，傳訊令狀不能在境內送達，原告人必須先獲得法院的行使酌情權，準許原告人在境外將傳訊令狀送達被告(關于傳訊令狀如何在香港境外合法有效地送達被告，這涉及國際司法合作程序，在此不作詳述)。
“當然司法管轄權”和“酌情性司法管轄權”的分別在于：“當然司法管轄權”只須被告人在傳訊令狀送抵的一刻身處境內便可確立；相反，“酌情性司法管轄權”必須經過法院一個“過濾”的程序，才可行使。原告需要證明案件跟香港有一定程度的關連。例如(法例其實詳細列出了所有認可的“關連”，下述只是一些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案件涉及一份受香港法律管轄的合約，或者涉及在香港作出的侵權行為，或者涉及在香港境內的財產或土地，又或者涉及一份在香港訂立的合約等。
兩種司法管轄權區分的理論基礎是，從前認為一個人身處一個地方就代表他愿受當地法院管轄，所以法院可以理所當然地對他行使司法管轄權。相反，一個境外的人可能和香港毫無關系，所以法律要求訴訟本身要跟香港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法院才可行使“酌情司法管轄權”。
但是“當然司法管轄權”存在一個問題，無論案件與香港的關系多么薄弱，被告人只需在香港作極短暫的停留，原告人已可把傳訊令狀送到被告手中。法律課本中一個較極端的例子，就是即使被告只是在機場候機室等候過境或轉機，無意在香港經商或生活，原告也可把傳訊令狀送達被告。如是這一宗與香港毫無關連的案件(例如兩個外國人圍繞一份外國法律管轄的合約的爭議)，可以單憑原告單方面的行為，呈上香港法院審理。
為解決這種問題，普通法制度下的很多法院(英國、美國一些州、香港等)都發展出一套“非便利公堂”的原則。一言以蔽之，即使法院擁有“當然司法管轄權”，被告一方也可向法院申請把官司擱置(Stay)。原因是香港之外的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的法院比香港法院更適合審理該糾紛。如果申請受理，香港法院即使有司法管轄權(甚至是“當然”的) 也不會行使。
“非便利公堂”概念包括以下要點：
一、由于前提是“當然司法管轄權”已被確立，所以舉證責任在被告一方，即說服法院不去行使它的司法管轄權。
二、關鍵的概念是“最適合”。所以“非便利公堂”內的“便利”其實不太準確，但拉丁文流傳下來，約定俗成。
三、“適合”的意思是說在審訊過程中取證和考慮適用法律上，究竟哪一個法院可以最有效率最符合公義原則地審判案件。比方說，事實的證人多數來自何方，糾紛適用何種法律、證人、文件和法院的語言等。法院的焦點是有爭議的事實和法律，所以被告人在申請時一定要清楚解釋自己打算用什么理由申辯(道理很簡單，如果連辯護理由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則擱置官司只會供被告拖延、浪費時間)。如果是事實爭議，證人居住何地、說什么語言、來港是否容易，即使居于海外，可否用視頻會議作供。如果是法律爭議，爭議點是什么、是否涉及外國法律、外國法律和香港法律有何異同，以及是否特別難以理解等。
四、該法院必須“清楚明確”是最適合的法院。假如該法院和香港法院相比，分別并不明顯，或只是稍稍較適合，那申請便會被駁回，因為香港畢竟有“當然司法管轄權”。
五、香港法院不會比較另一法院的司法質素和程序優劣。但如果原告一方能以強有力的證據證明該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院由于貪污、保護主義、法官素質、司法效率等因素以致根本不能進行公平審訊，香港法院有權拒絕被告的申請。
遠在十九世紀，甚至到二十世紀中葉，英國法院很多時候都不太愿意以“非便利公堂”為由把案件擱置。但到二十世紀后期，隨著國際商貿頻繁，法院也理解到司法管轄權固然是國家主權重要的一部分，但不行使司法管轄權也不是一件“喪權辱國”的事，反而是大方和尊重國際和諧關系(international comity)的表現，所以較以前愿意把案件擱置，讓案件在最合適的“公堂”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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