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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伯茨到克勞福德
日期：2012-09-07 作者：王曉華
傳聞證據規則是被告人質證權的產物，未經被告人質證的證言不具有可采性是傳聞證據規則的基本精神。近百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如何判斷傳聞證據可采性的問題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先后形成了羅伯茨規則和克勞福德規則，將憲法賦予公民的質證權真正落到了實處。
一、什么是傳聞規則
傳聞證據排除是美國證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是證據排除規則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什么是傳聞證據？簡單來說，凡是不是由親歷者當庭親口陳述的內容都屬于傳聞證據。傳聞證據即可以是書面的，比如證人庭外陳述筆錄、新聞報道、家族傳記等等；也可以是口頭的，比如證人當庭陳述說“我聽說……”、“某某告訴我說……”。對于證明“聽說”后面的內容而言，該證人的證詞就屬于傳聞證據。傳聞證據還可以分為證言性的和非證言性的。所謂證言性的傳聞證據是指證人或被告人在法庭外的陳述記錄，這種記錄可以是筆錄的形式，也可以是錄音或錄像形式；非證言性的傳聞證據一般是通常所說的書證。美國《聯邦證據法》和各州的證據法對于傳聞的例外都有明確的規定。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證言性的傳聞證據是被關注的重點，除了因為非證言性傳聞證據一般具有相當的可信性，不需要交叉詢問以外，更因為被告人與證人面對面對質的權利受到美國憲法的保護，使得證言性傳聞能否使用成為了關乎基本人權的重大問題，侵害被告人質證權可以成為推翻判決的法定理由。百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傳聞證據的判例幾乎都集中于證人（包括被告人）庭前陳述能否使用的問題，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判斷標準，創制了更多的傳聞證據例外規則。2004年以前，真實性理論對傳聞證據規則影響很大，但在2004年克勞福德訴華盛頓州案（Crawford v. Washington）后，最高法院對真實性理論提出了質疑，提出了一種新的判斷標準。
二、羅伯茨規則與真實性理論的發展
19世紀起，真實性理論始終在傳聞證據規則的問題上占據主流的地位，聯邦最高法院在馬托克斯訴美利堅合眾國案（Mattox v. United States）中首次確立了這一理論。被告人馬托克斯被判犯有謀殺罪。通過上訴，他獲得了重審的機會，然而，由于訴訟周期過長，一部分證人在重審時已經去世。經過重審，馬托克斯再次被陪審團定罪，其中對定罪產生至關重要作用的是兩份已故證人的一審筆錄。馬托克斯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認為控方在重審中使用了不出庭證人的筆錄侵犯了其憲法賦予的質證權。而最高法院認為，由于這兩名證人在初審中出庭作證并接受了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被告人的質證權已經得到了保障，重審中使用其初審筆錄并未損害被告人的質證權。最高法院強調，質證權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使用交叉詢問這種發現真實的利器以避免使用糾問制手段來發現事實，不能狹隘地為保障被告人這一憲法權利而損害整個公共利益，質證權條款存在一定的例外，而符合這些例外的陳述必須具有“可信性標記”，由此是否能夠實現質證權發現真實的目標成為審查傳聞證據的主要標準，初步奠定了真實性理論對傳聞證據審查的影響。
1965年，最高法院在波伊特爾訴德克薩斯州一案（Pointer v. Texas）中援引了正當程序條款（憲法修正案第14條），將上述理論推廣到各州的刑事訴訟程序中。在之后的加利福尼亞州訴格林案（California v. Green）中，最高法院進一步指出，禁止傳聞證據旨在實現以下幾個目的：1、利用證人宣誓形成的偽證罪后果保證證人如實陳述；2、強制證人接受交叉詢問；3、使陪審團有機會通過觀察證人作證時的舉止保障陪審團裁決的可靠性。只要法官在庭審中給予被告人質證證人的機會，便沒有違反質證權的要求。
格林被指控犯有販賣毒品罪，一個16歲的男孩在案件準備程序中作證指證被告人格林就是向他出售毒品的人。然而在庭審中，這個男孩卻聲稱由于受到了搖頭丸的影響，無法確定格林是不是賣毒品的人。控方對男孩的翻證甚為吃驚，在結束主詢問后，便宣讀了該男孩在準備程序中的證言。當聽完自己的陳述筆錄后，男孩宣稱他回憶起來了，并繼續作了證。加利福尼亞高等法院認為此舉侵犯了格林的質證權，而這一裁決被最高法院所推翻。最高法院認為，本案中被告人的辯護人盡管沒有在準備程序中對證人進行質證，但已經獲得了這樣的機會，實質上實現了質證權所要求的目標，因此在男孩記憶喪失時使用其庭前陳述并沒有侵犯被告人的質證權。
經過上述一系列判例的發展，最高法院在俄亥俄州訴羅伯茨案（Ohio v. Roberts）對傳聞證據規則的理論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形成了著名的羅伯茨規則。在這起案件中，被告人羅伯茨被指控偽造支票以及盜用兩名被害人伯納德和艾米的信用卡。在庭前準備程序中，辯護律師傳召了艾米的女兒安妮塔，希望她能夠證明被告人是在經過艾米同意的情況下才使用她的信用卡的。然而安妮塔卻否認了這一點，辯護律師對此大失所望，便沒有進一步進行詢問，也沒有申請將安妮塔轉化為控方證人。庭審時，法庭根據之前的地址無法找到安妮塔，控方便以“證人無法傳喚”為由并提交了安妮塔在準備程序中的筆錄。辯護人認為控方并沒有竭盡全力尋找證人，宣讀庭前筆錄的行為侵犯了羅伯茨的質證權。最高法院則重申了馬托克斯案的觀點，認為被告人的質證權不能被狹隘地理解為一種絕對的權利，必須考慮其與社會利益保護的平衡。最高法院進一步總結為，使用傳聞證據必須符合兩個條件：第一，控方必須證明證人是無法傳喚的；第二，庭前證言必須存在充分的可靠性標記，要么符合“根深蒂固的”傳聞例外，要么有“特殊的可靠性保障”的存在。然而，最高法院并沒有對什么是“特殊的可靠性保障”作出明確的定義，這種不確定性經常招致學者、初審法院甚至是最高法院內部的批評聲音。批評者認為，基于“可靠性標記”的真實性理論將給予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對于保障被告人的質證權不利。克勞福德案的出現正是這種聲音的體現。
三、克勞福德規則的產生與傳聞證據規則的流變
克勞福德案發生在2004年，案件本身并沒有太多復雜的地方，被告人克勞福德被指控涉嫌攻擊和謀殺李未遂，被告人則聲稱自己是正當防衛。案發后，克勞福德和他的妻子西爾維婭被帶到了警察局。在警察對他倆的第一次訊問中，克勞福德和西爾維婭做出的大體一致的陳述：當日，兩人去李家做客，克勞福德因故中途離開了房間。就在這個期間，李試圖對西爾維婭進行性騷擾，西爾維婭誓死不從，大聲呼喊丈夫求救。克勞福德在聽到妻子的呼喊聲后立刻跑進房間與李扭打起來，克勞福德拔出尖刀將李刺傷，在爭斗的過程中，克勞福德的手也被割傷。然而當警察第二次訊問的時候，克勞福德和西爾維婭卻出人意料地同時推翻了第一次訊問中所作的陳述。他們承認事發當日，李并未對西爾維婭進行性侵害，只是在案發的幾周前，李曾經試圖強奸西爾維婭，當天西爾維婭是準備帶著克勞福德去找李“討說法”。找到李以后，克勞福德情緒激動，與之理論，兩人相持不下發生了打斗。故事講到這里，克勞福德和西爾維婭的陳述大體上還保持一致，而對于之后的情形，兩人的陳述則發生了分歧，本案的爭議也就因這一分歧而出現。按照克勞福德的說法，在打斗的時候，李手上也握有武器，為了防止被李傷害，他才刺傷對方，其目的完全是出于防衛。然而西爾維婭卻說當時并沒有看見李手中握有武器，直到李被刺傷后，她才看見李手中握著一樣什么東西。這一事實十分關鍵，如果在打斗過程中，李是赤手空拳的，那么克勞福德的攻擊與謀殺未遂罪名都有可能被認定；如果李同樣是持械打斗，那么克勞福德的正當防衛的辯解就有可能成立。庭審中，克勞福德援引配偶作證特權排除了其妻子出庭作證。控方于是將西爾維婭的兩次訊問錄音提交法庭。控方提出，西爾維婭的第一次錄音內容并不可信，但是可以作為彈劾證據以證明克勞福德在第一次訊問中撒了謊。而西爾維婭的第二次陳述錄音符合傳聞證據的可采性條件，因為西爾維婭承認是她帶著其丈夫去找李算賬，因此在本案中，西爾維婭與克勞福德存在實質上的共犯關系，西爾維婭在第二次訊問中的陳述屬于不利于其利益的陳述，根據華盛頓州傳聞證據規則的規定，該陳述可以作為實體證據使用，法官同意了控方的這一動議，陪審團據此判決克勞福德有罪。克勞福德以一審法院侵犯其質證權為由向華盛頓上訴法庭提出了上訴。上訴法庭經過審理后認為，西爾維婭的第二次陳述不具備“可信性標記”，不屬于根深蒂固的傳聞例外，采納該陳述侵犯了克勞福德的質證權，因而推翻了一審判決。然而，華盛頓高等法院卻認為西爾維婭和克勞福德的第二次陳述相互可以印證，認為西爾維婭的第二次陳述雖然不屬于根深蒂固的傳聞例外，但是具備可信性標記，采納該陳述并不侵犯克勞福德的質證權。華盛頓高等法院因此恢復了對克勞福德的有罪判決，克勞福德于是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訴。
華盛頓州的上訴法院和高等法院在西爾維婭的第二次陳述是否具備“可信性標記”問題上的認識存在如此大的差別，正是真實性理論最大弊病的體現。聯邦最高法院似乎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便準備利用這一案件對憲法中質證權條款以及傳聞證據進行了重新的解讀。判決的多數意見通過對質證權條款的發展歷史梳理后認為，質證權的產生是為了防止糾問制審訊方式對發現真實的損害，《權利法案》的制定者希望能通過對證言進行嚴格的交叉詢問來評估證言的可信性。因此，可信性是交叉詢問程序的產物。然而之前的傳聞證據規則在這個問題上彈性過大，以至于無法為被告人的質證權提供有意義的保護。由此，最高法院推翻了羅伯茨案所形成的使用了20多年的傳聞證據判斷標準。法院多數意見認為，除非被告人在庭前已經擁有與證人交叉詢問的機會，并且存在該證人確實無法傳喚到庭的情況，否則使用該證人的庭前“證言性”傳聞證據侵犯了被告人的質證權。羅伯茨案所形成的“證人無法出庭+證言具有可信性標記”的規則由“證人無法出庭+被告人享有質證機會”所取代。然而，最高法院在修補了一個漏洞的同時，卻無意間制造出了另一個漏洞，他們并沒有對證人的“證言性”證據與“非證言性”證據做出明確的區分，這又為實務界和學術界制造了爭吵的原料。
為了彌補這個漏洞，最高法院相繼在戴維斯訴華盛頓州案（Davis v. Wash-ington）和梅倫德斯·迪亞茲訴馬塞諸塞州案（Melendez.Diaz v. Massachusetts）中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在戴維斯案中，最高法院認為所謂“證言性”的傳聞證據是指那些“以重構與刑事指控有關的事實為主要目的的陳述”，例如證人在警察調查時所作的陳述。而非證言性的陳述則包括警察以保護現場、決定是否需要醫療鑒定等目的進行詢問所獲得的證言。因此，對于證人自愿提供給政府官員的陳述，只有當其目的在于證明與本案有關的過去發生的事件，該證言才屬于“證言性”的陳述，如果僅僅是向政府官員報告緊急事件，比如撥打“911”報警電話、撥打火警等，則屬于“非證言性”陳述，不受質證權條款的約束。相對于種類浩瀚的庭外陳述，這樣的指導性解釋顯然是過于抽象的，對于解決實踐中標準如何掌握的問題是遠遠不夠的。
在2009年的梅倫德斯·迪亞茲案中，最高法院認定由實驗室作出的毒品檢驗報告構成克勞福德案中所謂的“證言性”傳聞證據。毒品檢驗報告的鑒定人必須經過被告人的交叉詢問方能作為證據提交法庭。交叉詢問可以在庭審中進行也可以在庭前的某一個程序中進行，如果沒有給被告人提供這樣的機會，則侵害了被告人的質證權。梅倫德斯·迪亞茲案對實務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當其沖的影響便是訴訟效率方面的問題。如果毒品鑒定官都要出庭作證，不僅會對現有的毒品鑒定工作造成拖延，法庭也會因為需要等待在全國各個法庭來回奔波的鑒定官而不得不延長訴訟周期。此外，梅倫德斯·迪亞茲案僅僅是對毒物法醫鑒定的要求，至于DNA、血型鑒定以及其他身體檢查結論是否同樣需要鑒定人接受被告人的交叉詰問，最高法院仍然沒有給出答案。
從羅伯茨案到克勞福德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直試圖建立一套客觀的、具備可操作性的傳聞證據可采性規則。然而訴訟事實紛繁復雜，每一起案件、每一個證言多多少少都存在一定的個性，想要建立一個完美的規則來衡量每一個傳聞證言的可采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最高法院的歷任大法官們卻始終沒有放棄這樣的努力，無論是羅伯茨規則的真實性理論還是克勞福德規則的質證機會理論，都體現著大法官們對憲法精神的實踐、飽含了他們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小小的傳聞證據規則反映出的是人性的光輝，這種精神在我們這樣一個證人不露面、筆錄滿天飛、傳聞證據暢行無阻的國家是難以理解的，美國法律人對于質證權錙銖必較的態度也是我國法律工作者所難以企及的。
傳聞證據的濫用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被告人的質證困難，無法與證人直接面對面對質，難以揭露證言中的虛假和錯誤，也使法官失去了直接觀察證人作證的機會，即不利于發現真實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質證權。質證權不是訴訟中一項可有可無的程序性權利，而是保障每一個人不受冤獄、獲得公正的底線武器。●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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