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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事件多發 重建誠信體系需創新社會管理模式
來源：法制網 日期：2011-10-14 閱讀：2,569次
造假事件多發 重建誠信體系需創新社會管理模式
近年來，各行各業層出不窮的造假事件不斷沖擊著人們的心理底線，從地溝油到學歷造假，從味千拉面“骨湯謊言”到假“達芬奇”天價家具……來自社會各領域的誠信問題令人擔憂，也在全社會范圍內引發了如何重建誠信體系的思考。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2月同海內外網友進行在線交流時說：“現在影響我們整個社會進步的，我以為最大的是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誠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這兩個方面解決好了，我們社會就會大大向前邁進一步。”
有關專家認為，完善社會誠信行為規范，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信用管理制度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環節，也是誠信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
增加說謊造假成本提升信賴感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麗群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很多人之所以認為當前社會說謊之風泛濫，是因為目前社會上存在虛假或欺詐現象，例如偽劣產品、虛假廣告、假合同、假文憑等。
“社會環境中的這些虛假現象和欺詐行為對社會個體產生不良影響，促使人們作出非理性的選擇，讓人覺得說實話對自己不利，為了有利于自己只能說謊。因此，在這種大背景下，許多人選擇說謊。另外，中國特殊的人文、社會、歷史制度形成了一種怪現象，即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不說謊話難以很好生存。”杜麗群說。
杜麗群認為，當前一些人熱衷于說謊的根本原因在于，說謊的成本很低。“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些報道，如開發商說謊騙取業主的信任等，還有不少因說謊導致家庭不和睦、雇主和雇員沖突、鄰里之間關系緊張、朋友之間反目成仇等社會不和諧的現象。人們之所以抱怨說謊已成為一種風氣，確實是因為當前說謊的成本太低。而另一方面，因為說謊能夠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才導致有些人什么瞎話都敢說、什么謊都敢撒，而說謊者不需承擔任何責任，更不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造成當前說謊成本低的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杜麗群說，一方面，甄別謊言的機制尚未形成，調查謊言的難度很大。中國是個關系社會，很講人情，一個說了謊的人不會在熟人中承認自己說謊，否則會影響人們對他的評價，別人在熟人中也很難查驗他是否說了謊，因為這會毀掉調查者不少的社會關系。這樣一來，由于調查說謊的難度大、成本高，使得說謊者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通過說謊贏得利益。另一方面，謊言被揭穿之后的懲罰成本也小。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說謊被揭穿之后，如果是小謊，大家一笑了之；如果經常說謊，大不了大家不相信他的話，以后不再有任何交往而已，但是對其個人生活的影響并不大。很少有人會因為說謊而被社會鄙視和隔離，甚至有時說謊者還會被看作是生活的弱者從而得到原諒和多余的同情。
就企業而言，其誠信缺失的原因就更為復雜了。“企業誠信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非常復雜的。首先一大原因是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對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隙，由于市場經濟活動數量大、變化快，加之信息公開披露沒有實現，交易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又由于市場管理、市場監管信息反饋等方面缺乏完善的制度，這些給企業失信和欺詐提供了可乘之機。”杜麗群說。
此外，杜麗群還認為，企業說謊欺騙消費者的行為與個別地方政府的行為也有一定的關系。
“個別地方政府以地方保護主義為出發點，對假冒偽劣商品包庇和縱容，由于個別地方政府監管缺失，企業對消費者不講誠信不負責任的行為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抑制。”杜麗群說，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目前對于企業的說謊失信行為還沒有比較好的法律法規加以約束和制約，特別是失信的懲戒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對于如何提高個人和企業說謊者的成本，杜麗群給出自己的建議：從社會管理角度看，一方面，要加大懲罰力度，增加說謊者的交易成本。根據說謊者的行為動機和結果，應進行指責、道德譴責、嚴厲懲罰；對那些產生嚴重后果的說謊者，應給予經濟和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應對個人或企業的信譽及彼此之間的信賴感賦予較高的權重。一旦說謊的成本實現，其后果將是作為個人或企業這一個體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在準備說謊前個人或企業都必須首先考慮說謊的成本，以避免承受不能承受的說謊成本。
打造誠信社會需明確責任主體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紅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面對當前艱巨的誠信社會建設任務，需要人們尋找新的思路和方法，而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則正是打造誠信社會的關鍵。
“打造誠信社會，應明確各級政府是建設誠信社會的首要責任主體，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加強政府公信力建設。政府的公信力是誠信社會的基石。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衰。一個良性的社會應當形成政府、社會、個人完整的誠信鏈條。在整個社會誠信體系中，政府的誠信即政府的公信力則始終處在核心和主導地位。人們常說‘提綱挈領’，在誠信體系建設中，政府就處于‘綱’與‘領’的地位。”程紅說。
程紅認為，強化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環節，是誠信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具體來說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要實現信息公開化。個別地方政府之所以出現誠信危機，是因為長期以來，從地方政府的機構設置、人員的招錄升遷、職責權限到權力的運行規則、程序、方式等都很難為外人所知。因此，陽光政府的建立是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徑。
“其次要實現權力的有限化。地方政府部門應堅決避免角色的越位與錯位現象，盡快實現政府角色向服務型的轉變，推動社會管理向精細化、前端化管理轉變。”程紅說。
此外，程紅認為，還要完善對地方政府部門權力的監督機制。在地方政府部門內部，要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衡的原理，解決權力過度集中的難題。在外部，則要充分發揮各級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確保政府部門行為的公平性與公正性，確保政府官員的言行一致性與可核查性，從而形成政府部門與社會之間相互信任的新關系。
在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礎上，杜麗群認為，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還存在不少問題和亟待改善的地方：
“管理部門要創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給市場主體一個長期的預期，使他們能夠在一個透明的、可以預見的環境下生存發展，而不需要通過說謊或講假話來獲得預期的收益，以便為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提供制度保障。”杜麗群說，由管理部門和專業機構建立規范的打假渠道，接受舉報，進行調查和處理。為了避免腐敗，調查過程和處理結果應該透明、公開、公正、公平。
杜麗群認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還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執法監督和查處力度。對說謊的治理應該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部門和民間、立法和執法等部門多頭并舉。政府、企業和社會應努力推崇、鼓勵堅持原則和說真話的人，讓說真話者不吃虧，讓說謊者無處藏身，逐步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
“還要建立公民誠信檔案，讓說謊者為說謊付出沉重代價。隨著我國網絡系統日漸發達，可以考慮利用網絡平臺，通過整合司法、金融、稅務、交通、質檢等部門的資源，以公民的身份證為載體，錄入個人的基本信息，采集各類交易記錄，披露失信情況，建立公民誠信資訊檔案。這個檔案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共享，而且可以通過立法使得一些有不良信息的公民，在社會交往包括信貸、就業、職務升遷等方面受到相應限制，以此來規范公民的行為。”杜麗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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