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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悅悅事件引發(fā)追問 法律真管不了“見死不救”？
來源：正義網(wǎng) 日期：2011-11-02 閱讀：8,212次
小悅悅事件引發(fā)追問 法律真管不了“見死不救”？
如果陳阿婆(右上圖)能早點從現(xiàn)場經(jīng)過,小悅悅會活下來嗎?這樣的假設讓人警醒:社會需要更多“陳阿婆”。
規(guī)制見死不救,法律是否該出手?“小悅悅事件”再次引發(fā)對這一話題的關注。對此,幾乎所有法律專家都給出否定回答。“見死不救是道德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是他們最重要的理由。然而,在很多國家法律有相關規(guī)定并運轉良好的事實面前,要論證上述命題正確,繞不開的問題是:為什么見死不救在有的國家可以是法律問題,在我國只能由道德規(guī)范?
小悅悅事件引發(fā)輿論追問
10月21日零時32分,兩歲大的小悅悅,在廣州軍區(qū)陸軍總醫(yī)院永遠停止了呼吸。這個幾分鐘內(nèi)連遭兩輛車無情碾壓的孩子,終究未能創(chuàng)造出生命的奇跡。
小悅悅走了,那段記錄慘劇全程、見證人性善惡的視頻卻永遠留下了:畫面中,已經(jīng)被一輛面包車兩次碾過的小悅悅倒在血泊里,一個、兩個、三個路人從她身邊走過,但沒有人過來拉她一把;幾分鐘后,一輛貨車駛來,再次從她小小的身體上碾過;隨后,又先后有15位路人經(jīng)過,有人快步繞開,有人低頭觀望后離去,有人頻頻回望卻終究掉頭不顧;直至7分鐘后拾荒老人陳賢妹出現(xiàn),小悅悅才被救起抱到路邊,而此時的她,已經(jīng)癱軟得如同斷了線的木偶……
“爸爸媽媽,我走啦,以后打工別太辛苦啦,女兒來世再報答;陳阿婆,我走啦,謝謝您沒讓我被車子第三次碾壓;叔叔阿姨們,我走啦,看好你們的寶寶……我走啦,我走啦,我去幫十三億人,去尋找,中國的良心,在哪?!”這首流傳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小詩,讀來令人動容。
小悅悅走了,輿論的追問卻沒有停止:如果小悅悅被第一輛車碾壓后,最早途經(jīng)現(xiàn)場的3位路人能像陳阿婆那樣及時把她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者在她周圍設置一些臨時的屏障(路旁就堆放著很多雜物),她何至于再遭第二輛車碾壓?如果途經(jīng)現(xiàn)場的18個路人能在發(fā)現(xiàn)小悅悅后第一時間施救,或者立即打電話報警、叫救護車,她是不是還有活下來的希望?為什么只需舉手之勞就可能救人一命的事,卻沒有人肯干?在我們這個曾經(jīng)堅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文明古國”、“禮儀之邦”,人心何以冷漠到如此地步?對于冷血的見死不救者,是不是只能止步于道德譴責?該不該通過立法,把特定情形下的見死不救規(guī)定為違法甚至犯罪行為,讓那些漠視生命的見死不救者,受到比道德拷問更為實際和嚴厲的懲罰,以此拯救已經(jīng)突破人類倫理底線的世道人心?
民意訴求遭遇專家抵制
事實上,有關立法懲治見死不救的呼聲,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
早在2001年全國“兩會”上,就曾有32名全國人大代表提議增設“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2005年、2006年,全國人大代表陳文希、汪春蘭又先后提出類似議案。而在民間,此類呼聲更是一浪高過一浪。2009年,發(fā)生在湖北荊州的“打撈門”事件,曾一度把立法懲治見死不救的呼聲推到了頂峰。而小悅悅事件,再度把這一強烈的民意訴求推上了輿論前臺。
然而,與此前的幾次激辯一樣,這一次,來自法學界的眾多專家學者,再次站在了社會輿論的對立面。據(jù)報道,小悅悅事件發(fā)生后,廣東省有關部門組織開展了關于“見死不救行為是否應該立法”的專題研討,結果,來自廣東省法學界的數(shù)十位律師、學者一致表示反對;《京華時報》也就此集中采訪了10余位專家學者,“反對立法”同樣是壓倒性的聲音;此外,還有多位法律專家通過各種渠道表態(tài):“不宜將這一道德層面的問題法律化。”
專家們反對立法懲治見死不救的理由,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見死不救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非法律問題,道德的病不能靠法律來醫(yī)治;
其二,見死不救并非普遍現(xiàn)象,立法懲治見死不救缺少必要性;
其三,我國公眾的道德水平尚未達到“一見到危險就主動伸出援手”的水平,立法懲治見死不救時機尚不成熟;
其四,見死不救雖然在文字上容易表達,但在現(xiàn)實中卻很難界定,立法難度高,司法難度大;
其五,立法懲治見死不救,不僅不能杜絕此類行為的發(fā)生,還可能適得其反,導致公眾為逃避處罰而故意遠離事故現(xiàn)場。
專家們眾口一詞的反對,給沸騰的輿論澆了一盆冷水。實際上,立法懲治見死不救這一民意訴求之所以十余年“原地踏步”,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法律專家們持續(xù)不變的反對和抵制,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道德和法律真那么涇渭分明?
在專家們形形色色的反對理由中,“見死不救是道德問題而非法律問題,不能將道德問題‘法律化’,混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是專家們最為津津樂道的一個,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其立論的基礎。然而,道德和法律真那么涇渭分明嗎?
不容否認,道德和法律在表現(xiàn)形式、制約手段以及內(nèi)容等方面確有差異;然而,二者的關系卻絕非“授受不親”甚至“老死不相往來”,相反,道德和法律不僅“劃水難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道德問題法律化”更是立法中極為常見的現(xiàn)象。
法律是底線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無不以特定時期的倫理道德為基石;所有的法律規(guī)定,無不具有道德評判意義,區(qū)別僅在于不同法律的道德性強弱不同而已。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時,雖說法律是人為設計的結果,但是,法律的“設計”絕非隨意為之,而是必須以特定時期的道德狀況為參照。因此,當某種行為被認為突破了人類道德的底線,而道德約束已力不從心時,法律適時介入、用強制手段對其進行規(guī)制就成為理性的必然選擇。
那么,見死不救是否突破了人類的道德底線呢?不妨看看2000多年前的孟子是怎么說的:“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可見,在他看來,面對處于極度危難中的生命不冷漠不冷血,是不容突破的人類道德底線;否則,即使披著一張人皮,也不過是與禽獸無異的“非人”――如果明白這個道理,還會有人說出“見死不救固然不善,但畢竟不是惡”之類的話嗎?
事實上,就在我們還在為見死不救是否只是一個道德問題、是否突破人類的道德底線爭論不休時,世界上早已有相當數(shù)量的國家先行一步,在刑法典中設立了見危不救或者見死不救之類的罪名。
以歐洲為例。歐洲共有41個國家和地區(qū),據(jù)學者統(tǒng)計,有超過20個國家規(guī)定了見危不助罪。如法國刑法典規(guī)定:任何人對處于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采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jiān)禁并科7.5萬歐元罰金。德國刑法典規(guī)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險或困境發(fā)生時需要救助,根據(jù)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急救有可能,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要義務而不進行急救的,處1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意大利刑法典規(guī)定:對氣息僅存或受傷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時通知官署者,處一年以下徒刑或科2500歐元以下罰金,但若當事人因年齡或個人身體健康狀況等因素無法履行救助義務或通知官署,不視為見危不救。芬蘭刑法典規(guī)定:凡明知他人處于致命的危險或者喪失健康的嚴重危險之中,但并未給予或促成救助,鑒于行為人的選擇自由和當時的狀況,該救助是能被合理期待的,處以罰金或者6個月以下的監(jiān)禁。
此外,日本、埃及等亞非國家,也同樣在刑法典中設有類似罪名。
同是見死不救,為何在其他國家就是法律問題,在我國就只能是一個絕對不能法律化的道德問題呢?不知以此為由反對立法懲治見死不救的專家們,對此將作何解釋?
立法懲治見死不救缺少必要性?
專家們提出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將不道德行為上升到法律層面予以制裁,還必須考慮有無必要性,即見死不救是否已到了必須用立法遏制的地步。雖然彭宇案之后,出現(xiàn)諸多表征道德滑坡的案例,但這些個案是否真的表明見死不救已成為普遍現(xiàn)象?
回應這種疑問,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事實說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近年來媒體報道過的相關案例:
2002年4月11日晨,因懷疑自己當鄉(xiāng)村教師的妻子與學校校長有染,甘肅省渭源縣一職工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懷有4個月身孕的妻子扒光衣服,連砍78斧頭,殘忍殺害。多人在現(xiàn)場目睹了這一將近2個小時的殺戮過程,但卻沒有一人上前施救。
2002年5月15日下午,一名來自湖南益陽的16歲少女,在廣州白云區(qū)京溪路,光天化日下被一男子調(diào)戲,少女不從,該男子于是找來一把刀,當眾對她狂砍8刀,20多個圍觀者無動于衷,男子行兇后揚長而去。
2002年7月8日晚,四川南充一歹徒為拒付1元車票而持刀將售票員刺死,車上20多名乘客無一人制止或報警。
2005年10月19日下午,在一輛從四川古藺縣開往廣東東莞的長途臥鋪班車上,一歹徒獸性大發(fā),一路上對車上的3名女孩強奸5次。車上除3名司售人員,還載有42名乘客,卻始終無人出面制止和施救。
……
如果說面對歹徒或者兇手,人們出于恐懼不敢施救還“有情可原”的話,那么在沒有任何危險或者損失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顯然就已經(jīng)突破了道德所能容忍的底線。可悲的是,這種案例同樣大量存在。更讓人難以容忍的是,有的冷漠看客不僅面對求救者的跪地哀求無動于衷,甚至還“見獵心喜”,輕者嘲笑之,重者趁火打劫:
2000年10月30日晨,重慶云陽三星沱江面,數(shù)名因“長運1號”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掙扎、呼救。幾條小機駁船聞訊而來,但他們對呼救中的人們視而不見,卻對浮在水面的貨物“情有獨鐘”。幾個船主還取笑道,你們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
2004年10月11日上午,一個襁褓中的嬰兒被遺棄在成都市郊洞子口附近,引來不少群眾圍觀,但卻沒有一個人張開懷抱將尚有一息生氣的嬰兒攬于懷中給點溫暖。中午12時,當110巡警和救護車趕到時,這個在冰冷水泥地上躺了近3個小時的嬰兒已經(jīng)停止了呼吸。
2008年12月29日下午,福州市臺江區(qū)南公園附近的萬壽橋下,一名年輕女子裸著身體,慢慢地走進冰冷的內(nèi)河中,直至河水沒過胸口。許多在橋上圍觀的群眾不僅不及時施救,反而紛紛拿出手機爭相拍攝。
2009年10月24日,長江大學15名大學生在湖北荊州寶塔河江段手拉手組成人梯救助不慎滑入江中的兩個少年。因大多數(shù)同學不會游泳,最終兩名少年獲救,而3名大學生不幸英勇獻身。而在這期間,一漁船就停在距事發(fā)地不足5米處,大學生多次跪求船主施救遭拒,船主稱“活人不救,只撈尸體”。
2011年9月2日上午,武漢市88歲的李大爺在離家不到100米的菜場門口迎面摔倒,圍觀者無人上前扶他一把。一個半小時后李大爺才被聞訊趕來的家人送往醫(yī)院救治,終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
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令人痛心的是,它永遠都是不完全的。
見死不救真的“并非普遍現(xiàn)象”,因而“缺少立法懲治的必要性”嗎?難道要聽任這種現(xiàn)象蔓延到人人冷血的地步,再通過立法來“亡羊補牢”?那時是否已經(jīng)為時太晚了呢?
至于說我國公眾的道德水平尚未達到“一見到危險就主動伸出援手”的水平,這無疑是事實;但這個事實,究竟是立法懲治見死不救已經(jīng)迫在眉睫的理由,還是“立法時機尚不成熟”的借口?如果我國公眾已經(jīng)全部達到“一見到危險就主動伸出援手”的道德水平,那這個法立與不立,還有多大意義?
法律在爭議中難產(chǎn),道德必然在譴責中沉淪
至于所謂“立法難度高”、“司法難度大”乃至立法的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甚至“會導致公眾為逃避處罰而故意遠離事故現(xiàn)場”等說辭,就更加不值一駁。
只要某種行為已經(jīng)嚴重到必須動用法律的強制手段進行規(guī)制,那立法就勢在必然;困難再大,也必須想辦法克服。何況,其他國家的相關立法例,已經(jīng)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照樣本。別的國家可以做到的事,為什么在我們這里就成了無法破解的難題?難道我國的立法、司法智慧就天生低人一等?
法律永遠都是一柄雙刃劍,有利必然有弊,論證立法效果好壞,關鍵要看利大還是弊大。設立交通肇事罪,一樣可能導致肇事逃逸現(xiàn)象的發(fā)生,是不是就該把它從刑法典上取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又憑什么把“可能導致公眾為逃避處罰而故意遠離事故現(xiàn)場”當成拒絕立法懲治見死不救的理由?
生命的價值高于一切,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倫理,法律應該對這一最基礎的倫理道德作出反映;尊重他人生命權,在他人處于極度危難時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這是最底線的道德,完全有理由轉化為法律。
層出不窮的見死不救事件一再發(fā)生,說明道德本身的強制機制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失靈,說明停留在口頭上的譴責和倡議拯救不了道德的淪喪。如果我們還堅守“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的道德訓誡,我們就沒有理由繼續(xù)為見死不救辯護。否則,法律在爭議中難產(chǎn),道德必然在譴責中沉淪。
“小悅悅們”的悲劇,不能永無休止地在這片土地上重演。何去何從,專家的意見應該得到尊重,但光聽他們的恐怕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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