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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刑訴法大修：排除非法證據仍存認定標準難題
來源：法制日報 日期：2011-08-31 閱讀：2,633次
聚焦刑訴法大修：排除非法證據仍存認定標準難題
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機關的任務是,不僅要收集有罪或者罪重的證據,而且還要收集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
如何把握和執行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相當復雜,特別是司法實踐中能完整反映訊問過程的客觀證據較少
近日,首現浙江的“檢方指控證據被排除”案二審在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
據了解,在刑訴法修改的背景下,此案一審因引用兩高三部關于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對檢察機關指控的證據予以合法排除,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獲悉,此案折射出目前適用排除非法證據規定所面臨的一些難題。
一審排除公訴機關指控證據
今年4月11日、5月11日、6月20日,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3次公開開庭審理了章國錫涉嫌受賄案。
公訴機關指控今年原寧波東錢湖旅游建設局局長助理章國錫涉嫌受賄7.6萬元。
一審庭審中,章國錫只承認收受3張銀行卡(購物卡)共計6000元的事實。
章國錫的辯護律師姜建高認為,公訴機關沒有提供審訊錄像來證明獲取章國錫口供的合法性,故不能排除非法獲取口供的合理懷疑。
同時,章國錫的家屬向法院提供了偵查機關存在刑訊逼供的線索,法庭據其線索到寧波市鄞州區看守所提取了章國錫在2010年7月28日的體表檢查登記表,該表載明章國錫右上臂小面積的皮下淤血,皮膚劃傷2厘米。
鄞州區法院針對控辯雙方爭議焦點,在程序部分的綜合評判中引用了兩高三部關于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認為章國錫在審判前的有罪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法院審理后認為,公訴機關的部分指控僅有行賄人的證詞,且證詞前后矛盾,又沒有其他證據予以映證,結合章國錫審判前的有罪供述予以排除而均不予以認定,最終確定章國錫的受賄額為0.6萬元。
一審判決后,鄞州區檢察院提出抗訴,認為原判決對其指控的章國錫受賄7.6萬元中的7萬元未作認定,在認定事實、采信證據、適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錯誤,并導致量刑明顯不當。
抗訴書稱一審排除證據不當
“被告人章國錫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賄賂6000元,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鑒于被告人章國錫受賄的數額剛達到犯罪的起點,且具有自首情節,根據其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其可免于刑事處罰……”二審法庭上,審判員首先宣讀了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刑事判決書。
此次庭審,寧波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鄞州區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檢察員宣讀了抗訴書:“本院向法庭提供的證據材料足以證明本院獲取的被告人章國錫審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片面采信辯護人的辯護觀點和被告人的辯解意見,認為被告人在審判前所做的有罪供述系非法證據并予以排除,顯屬不當。”
鄞州區檢察院認為,在事實認定上,鄞州區人民法院在認定章國錫收受6000元時,對銀行卡和購物卡的認定采信了章國錫提交的《審訊過程及我的心路歷程》這份書面材料,而在認定收受行賄人周亮現金1萬元的事實上又沒有采信這份材料,顯屬自相矛盾。
檢察員認為,檢察機關指控章國錫非法收受他人賄賂人民幣4萬元,為他人謀利的犯罪事實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檢察員在刑事抗訴意見書中稱,偵查機關無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問題,被告人在審判前的有罪供述證據應予以采信,一審法院采信證據錯誤。
檢察員說:“被告人在偵查階段親自書寫了多份自我供述和悔過書,對受賄事實做了多次有罪供述,明確回答偵查人員沒有打罵等不文明行為……”
針對章國錫體表檢查登記表反映的受傷情況,檢察員解釋說,真實的過程是章國錫情緒激動并有過激行為,偵查人員為確保安全對這些行為及時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在制止過程中無意造成了其體表傷勢,并出示了訊問人員出具的加蓋偵查機關印章的無刑訊逼供說明材料。
律師借公訴卷反證違法辦案
“控方的證據恰恰能反證偵查機關存在刑訊逼供與非法取證等違法辦案的事實。”
章國錫案的二審辯護律師斯偉江向法庭提交了公訴卷中的5組證據,包括多份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及提押證等。
“鄞州區檢察院據以立案的所謂行賄人史建黨在2010年7月21日做的筆錄是一個涉嫌造假的筆錄。”斯偉江說,這份筆錄上的訊問時間被涂改了,反證了章國錫的立案沒有依據。
“辯護人可以斷定,這份證據是事后偽造的,鄞州區檢察院在沒有一份舉報材料的情況下,非法抓捕了章國錫。”斯偉江說。
針對鄞州區檢察院對章國錫分別于2010年10月25日、12月24日所做的訊問筆錄,斯偉江說:“在短短的25或30分鐘時間里,怎么可能完成4到5頁A4紙的訊問內容呢?這明顯涉嫌筆錄造假。”
“公訴卷第8頁中鄞州區檢察院的提押證反映了對章國錫的長時間訊問,涉嫌刑訊逼供。”斯偉江說,“兩高三部關于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指出,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應當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收集、審查、核實和認定證據。案件的偵查過程都沒有遵守法定程序,這些無法補正的證據是無法作為定案證據使用的,應當予以排除。”
排除非法證據須防高標準低執行
《法制日報》記者發現,在此案的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的認定一直存在分歧。對此,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阮方民分析說,長期以來,我國司法重實體而輕程序,這是重結果而輕過程理念的一種延續。也就是說,只要最終懲處的是犯罪分子,那么,即使中間的方法不符合程序法的規定,那也只不過是“程序瑕疵”而不是“程序違法”,審判人員也不敢因為程序違法而否定實體事實或者實體法律性質。其實,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機關的任務是,不僅要收集有罪或者罪重的證據,而且還要收集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而現在很多偵查機關只注意收集有罪或者罪重的證據,無心收集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
“非法證據的排除之所以困難,難在證明標準的理解與執行。”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錢安定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證據本身并無合法與非法之分,我們所講的非法證據是指違反法律規定收集或取得的證據。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目前認識上還是統一的,而困擾司法實踐的非法證據排除在于如何認定某個證據是非法證據。以刑訊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為例,兩高三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對證明標準界定為公訴人不能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適用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而并非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從而與定罪標準相統一,但如何把握和執行該證明標準就相當復雜,特別是司法實踐中由于能完整反映訊問過程的客觀證據缺少,法庭往往是對不完整的訊問錄像以及偵查部門所作的情況說明等證據之間進行辨析與判斷。
錢安定認為,毫無疑問,法庭應當嚴格執行該證明標準,防止出現高標準、低執行的問題,這不僅符合法律精神,也有利于規范司法行為,并推動訊問時全程錄音錄像或者律師在場等相關機制的建立,從而進一步促進司法公正。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