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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義催生排除非法證據第一案
來源：法治周末 日期：2011-08-31 閱讀：4,526次
程序正義催生排除非法證據第一案
【張保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有利于去除司法的行政化
【陳瑞華】按照兩個證據規定，程序合法的審查必須優先于被告人有罪與否的審查，在這類申請沒有弄清楚前，實體問題應當停止審理
【陳光中】兩個證據規則確立起來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方向性規定將會進入未來的刑事訴訟法中，從司法解釋上升到法律
【游偉】過去在證據制度上，一直是偵查中心主義，整個案件以偵查取得的證據有效性為核心，偵查綁架法院，長期以來法庭審理以審查書面證據為主，99%證人不出庭，偵查人員基本不出庭，庭審等同于走形式
法治周末記者 陳 霄 焦紅艷
在章國錫受賄二審中擔任第一辯護人的斯偉江認為，寧波鄞州區法院是司法實踐中第一個吃螃蟹的。原因在于，在這起受賄案件中，寧波鄞州區法院在一審判決中引用《排除非法證據規定》，認為公訴方沒有能夠證明獲取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從而將其提交的被告人自我有罪供述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根據。
著名刑訴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這是在2010年7月《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排除非法證據規定》)實施以來，法院運用這一刑訴證據規則裁判的第一起案件。
基層法院以一部施行一年多的司法解釋作出的判決，引起了實務界與學界極大的興奮。"章國錫案應該被譽為非法證據排除第一案"，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保生說。
證據規定的"經典翻版"
在章國錫案的一審判決過程中，合議庭的三名法官高度認可兩個證據規定的理念。
這一判決幾乎是對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俗稱兩個證據規定)中初步構建起來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一個經典引證。
北京大學法學院刑訴法教授陳瑞華長期觀察實務發現，在過去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刑訊逼供從而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時，一些法院會粗略地審查，更多的法院都采取了規避甚至拒絕的態度。
"法庭幾乎從來不對被告人的這類申請給出專門的裁定，做得最好的也不過是在裁判文書中對這種申請連同案件的實體問題一并作出裁判。"陳瑞華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按照兩個證據規定，程序合法的審查必須優先于被告人有罪與否的審查，在這類申請沒有弄清楚前，實體問題應當停止審理。
在章國錫案一審判決中，撰寫判決書的法官將他們對案件的評判分成了兩個鮮明的部分---程序與實體，恰恰是在開始的程序部分，法庭將章國錫的庭前有罪供述全部排除了。
在后面的實體認定方面，法庭不再援引章的有罪供述作為判決依據，這種實質上對司法解釋證據規則的遵從和形式上對判決理由的陳述，造就了學界一直以來渴望程序優先的理想。
陳瑞華分析說，兩個證據規則還樹立了有條件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以及設置了最高的證明標準。
他進一步解釋，有條件的舉證責任倒置是指被告人只需要提供初步的線索證明存在刑訊逼供的可能性，法庭即可要求公訴方證明取得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公訴方對這種合法性的證明必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
在章國錫案的一審判決中，上述規則同樣體現。
法庭依據章國錫提供的線索到看守所提取到他的體表檢查登記表后，因確實存在體表傷痕，于是轉而要求公訴方證明沒有進行刑訊逼供，在公訴方沒有充分證明后，法院將章國錫的有罪供述直接予以排除。
老做法現在不靈了
對章國錫有罪供述的獲得是否違法，仍然是二審開庭爭論的焦點。
在法庭上，幾乎是不顧法官的一再提醒和律師的重復暗示，章國錫數次情緒激動地提及偵查人員對他四次幾天幾夜不間斷的疲勞審訊以及遭遇傷害時他的自衛防御，以證明他口供的非自愿性。
檢察官則一直聲稱口供獲得完全合法。
盡管在開庭前一天控辯雙方和法官們都去觀看了部分審訊錄像(包括章國錫致傷片段)，控辯雙方仍就此在開庭時爭得不可開交。
斯偉江一再堅稱，爭論沒有必要，真相只需要當庭播放審訊錄像即可明了。
出庭支持抗訴的檢察員非常詳細地解釋了不當庭播放的原因：一是涉及對職務犯罪審訊的策略與技巧保密；二是42卷錄像帶時間太長全程播放不現實；三是考慮到對偵查人員的人身安全的保護。
辯方申請偵查人員出庭質證的要求仍然沒有得到批準，檢察院依然提交了偵查人員簽名的關于依法辦案、沒有刑訊逼供等違法情況的說明。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介紹，過去法庭對待排除非法取證申請的兩種方式，要么拒絕理睬，要么則接受公訴方向法庭提交的由偵查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法庭往往便憑此說明來否定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問題。
章國錫案中，因循守舊的作法依然被用到法庭上。但是，這一次，一審法院認為，控方應當移送全程審訊錄像，應當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沒有做到的控方便承擔了敗訴的風險。
"偵查人員不出庭作證，就靠一紙自我說明來自證清白，這種作法現在不靈了。"陳光中在章國錫的案件中看到了法院對兩個證據規定的態度變化。
學者們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刑事司法向以法院為中心的庭審主義回歸。
華東政法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偉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過去在證據制度上，一直是偵查中心主義，整個案件以偵查取得的證據有效性為核心，偵查綁架法院，長期以來法庭審理以審查書面證據為主，99%證人不出庭，偵查人員基本不出庭，庭審等同于走形式。
手握非法證據排除大權的法院，足以構建起一套以法庭審理為中心的體系，判案以庭審證據為主，所有證據的合法性、有效性必須當庭審查才能作為定案依據。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保生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也有利于去除司法的行政化。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習慣于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政府行政機關，一切遵上級指示辦案，不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按證據裁判原則審理案件。河南趙作海冤案給我們的啟示是，要在去除司法行政化方面深化司法改革。"
難有用武之地的證據規則
章國錫的一審辯護律師姜建高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司法實務中，實體問題是核心，實體清白的被告人才有可能使法院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如果法院認為被告人實體上不清白，辯護方即使提出存在刑訊逼供，法院也不會理睬。"
"章國錫案在目前的實務中絕對是個別。"姜建高斷言。
這確實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以來在實務上遭遇的一個困境，雖然立法者本意是想以程序公正保證實體公正，但長期以來該規則并未得以有效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也曾坦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司法實踐中沒有被嚴格執行。
實際上早在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中就規定嚴禁非法取證，真正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以非法手段獲得的言辭證據不得作為定案依據。
在學界早是常識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長年在實務中無用武之地，陳光中認為，很大原因在于在兩個證據規定出臺前，舉證責任規定的不明確。
他告訴記者，過去對非法證據的認定，要求是查證屬實的才算非法證據，在舉證責任不明確的情況下，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法理，提出存在刑訊逼供的被告人要證明確實存在刑訊逼供是非常困難的。被告方證明能力的微弱導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難以適用。
"兩個證據規定出臺后，舉證問題雖已不是難題，但實務部門的決心、法官的積極性和領導的支持等原因，也同時影響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陳光中說。
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張保生認為，兩個證據規定出臺雖然已經一年多了，但法院在適用這兩個證據規定上需要有一個理論和實踐上的準備期。
"雖然大家都有點著急，覺得非法證據排除第一案有點姍姍來遲，但大多數學者認為，這一天總會到來的。"
張保生認為這個第一案發生在一個基層法院具有必然性，因為基層法院直接審理事實問題，與證據問題打交道最多。
不能以犯罪的方式打擊犯罪
在一一列舉了作為偵查機關的鄞州區檢察院存在非法羈押、刑訊逼供、涂改筆錄、涉嫌仿造筆錄及以威脅被告人家人逼供等等程序問題后，在法庭上一直語氣平和的斯偉江律師搖了搖頭："偵查機關打擊犯罪固然不錯。但是，以犯罪的方式打擊犯罪，顯然已入魔道。"
除了各類被曝光的冤假錯案，這也是學界一直以來堅持非法證據必須排除的一個重要原因。
"過去總說禁止刑訊逼供，但卻屢禁不止，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刑訊取得的證據到了法院仍然可以被采納，這樣的證據沒有被排除，等于變相激勵刑訊逼供，等于縱容偵查機關采用非法取證手段。"游偉對記者說。
他認為非法證據過去難以排除的重要原因在于實務部門沒有把握好追究犯罪目的與程序正當的關系，對程序保障人權的價值認識模糊。
但游偉并不認可章國錫案是實務中第一次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案件。他指出，在司法實踐中，許多案件法院也是局部采納公訴方證據，例如比較常見的，在受賄案中，法院經常只認定檢察院一部分數額的指控，而另外一些數額也沒有得到確認。
"非法證據排除在實務中雖然很少，但也不是絕無僅有，只是有時候未必進入公眾視野。"游偉說。
非法證據排除路
雖然兩個證據規定出臺之后，學界一度歡呼雀躍，但了解實務的學者仍然保持了審慎的樂觀。
新一輪的刑事訴訟法修改提上日程之際，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關注度持續升溫。
參與立法全程討論的陳光中告訴記者，兩個證據規則確立起來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方向性規定將會進入未來的刑事訴訟法中，從司法解釋上升到法律。"但跟現行司法解釋相比會有一些變化，比如在證明標準上，''確實充分''這樣的字眼去掉了。"
證據法專家張保生表示他對證據規則推行的未來充滿期待："不按證據裁判原則判案，法院還能不能生存？法院是打官司的地方，打官司處處離不開證據，法院不把證據作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首要任務，司法公正就永遠是個問題，那么法院還有存在的正當性嗎？"
即使對兩個證據規定給予了極其高度的評價，陳瑞華仍然坦承，考慮到中國長期以來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刑訴法司法解釋的相關原則規定在實踐中效果也不盡如人意，新構建起來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多方面的困難。
"法律的頒布并不等于法律的實施，在兩個證據規定之后，主要承擔非法證據排除的刑事法官們的價值觀念、法律思維、職業素養及其所要面對的司法環境，都可能影響到這一規則的推行。"北京大學教授陳瑞華認為，對于被告人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法院能否啟動程序性裁判機制，是一個極其考驗法官智慧和意志的問題。
陳光中說這次法院確實勇氣可嘉，張保生說他更愿意用良知來稱贊法官。
章國錫案的一審判決最終只認定了他自己承認收受的價值6000元的銀行卡構成受賄，但免于刑事處罰。
章國錫也意識到了法院的這種難能可貴，這個被周圍的人認為過于要強、卻在一提到自己年幼的女兒就會失態而哭的男人在拿到一審審判之后，公開在妻子的博客上向一審法官致謝，感謝他們在現有體制及環境之下，能頂住來自檢察系統的巨大壓力，依法辦案，他稱這些法官是"鄞州人民的驕傲，是寧波司法系統的希望"。
基于寧波市鄞州區法院的判決，對于推動中國司法實踐的積極意義，本報與相關機構將邀請部分著名學者于9月2日在北京召開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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