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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駕駛犯罪實體處遇問題的理性思考
日期：2011-06-01 作者：林東品 閱讀：8,748次
辦理醉酒駕駛犯罪案件，不僅應當重視定罪問題，更應當高度重視刑罰裁量、非刑罰處罰、刑事程序之外的其他處理等與犯罪者權利憂戚相關的實體處遇問題。對醉酒駕駛犯罪者理性適用緩刑、非刑罰處罰措施以及刑事制裁體系外的附帶性處遇，有利于在公正與高效辦理危險駕駛犯罪案件的同時，實現教育醉酒駕駛罪犯、實現社會回歸與和諧、預防嚴重交通犯罪，達到公眾理性看待刑罰甚至實現刑罰分階的心理準備和實踐預演的目標價值。
一、對醉酒駕駛犯罪人適用緩刑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醉酒駕駛犯罪行為以及犯罪人的特點決定了此類案件的刑罰裁量應當高度重視緩刑的適用。醉酒駕駛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為拘役６個月。同時，根據《刑法修正案（八）》對第七十二條、七十六條的最新規定，對于判處拘役的犯罪人，符合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危險、對社區無重大不良影響等條件，可以宣告緩刑并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因此，對于沒有特別惡劣情節的醉酒駕駛罪犯而言，具有充分的判處緩刑的現實條件。司法機關對于醉酒駕駛者判處拘役刑，實際上已經能夠充分地給予否定性評價，而通過緩刑暫時不對醉酒駕駛罪犯進行關押，憑借社區矯正措施促使罪犯自覺地進行社會化而非羈押性改造，充分發揮社會以及社區對罪犯的監督、教育、幫助作用，實際上更有利于刑罰目的的實現。
首先，有必要重視拘役實刑對醉酒駕駛犯罪人的不良后果。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被告人應當被判處拘役并處罰金，而拘役作為一種短期自由刑，基于其固有缺陷，明顯不利于危險駕駛類罪犯的教育改造。其主要體現在：（１）執行拘役會造成犯罪交叉感染。拘役刑基本上在看守所內執行，看守所內羈押的未決刑事犯罪案件嫌疑人、被告人構成極為復雜，不乏涉案罪行重大者以及人身危險性較高的累犯。因醉酒駕駛或飆車入罪的拘役犯構成類型相對單一化，罪行較輕、主觀惡性一般較小。將危險駕駛拘役犯與其他犯罪分子關押于同一場所，難免發生交叉感染，造成一部分危險駕駛拘役犯受到人身危險性較高羈押人員的交叉傳染。（２）拘役刑對于危險駕駛罪犯無法實施有針對性的矯正工作。危險駕駛罪犯的教育改造要求集中表現為強化行為人對道路交通安全法治的尊重與遵從意識。看守所的物質條件、監管理念、人員配置等難以實現危險駕駛罪犯的實際改造要求。（３）危險駕駛罪犯因接受拘役刑的短期自由剝奪而面對失業、失學、家庭關系破裂等嚴重的社會發展問題，就學、就業等方面受到的嚴重阻礙勢必明顯提升其回歸社會的成本。
其次，應當積極考察能夠反映出醉駕行為危害性一般、醉駕者主觀惡性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的信息，為主張適用緩刑奠定基礎。醉酒駕駛犯罪行為的具體情形千差萬別，在刑法已經將醉酒駕駛犯罪規定為抽象危險犯的情況下，固然應當在定罪層面實現“一視同仁”，但在量刑階段必須細致分析犯罪行為的具體差別、犯罪人的主觀認罪悔過態度以及非監禁式矯正的可行性。放棄緩刑以及社區矯正在教育挽救犯罪人方面的優勢，并不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實踐中，有的醉駕者一貫表現良好，甚至沒有交通違章記錄；有的醉駕者醉酒后主動尋找代駕但因故未找到；有的醉駕者則是在深夜車流稀少地段醉駕；有的行為人沒有酗酒等不良嗜好等等。此類證據材料均是適用緩刑的有力依據。
第三，在充分考量對危險駕駛罪犯適用緩刑各種因素的同時，積極地思考通過多元化的社區矯正措施、心理矯正等替代拘役刑實際處罰的科學方案。實踐中，可以在緩刑考驗期內的社區矯正過程中，命令犯罪人協助交通管理、參與交通安全宣傳、根據其特長提供無報酬的社會服務性勞動等。合理的多元化社區矯正措施，不僅能夠維持危險駕駛罪犯的正常社會環境、工作機會、家庭關系等，最大限度地減少罪犯的環境變化壓力，更重要的是，具有針對性的社區矯正措施可以在有效改變危險駕駛犯罪人對交通安全規范的態度、參與交通運行的行為模式的同時，促進犯罪人對社區發揮積極作用。同時，在當事人同意的基礎上，辯護律師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向法庭提供醉駕駕駛者心理矯正方案，充分發揮心理矯治的作用，不斷提高罪犯矯正質量。上述科學合理的社區矯正、心理矯正方案完全能夠成為司法機關認可適用緩刑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基礎。
二、合理適用免予刑事處罰實現醉駕刑事法與行政法銜接
根據我國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因此，對于醉酒駕駛情節輕微的，司法機關可以不予判處刑罰，轉而通過其他非刑罰的行政處罰方式對犯罪人進行矯正，充分實現刑事法與行政法的銜接。
刑事處罰、行政處罰、行政處分、民事制裁等綜合性的社會控制手段是我國法律應對違法犯罪行為的管理特色。基于刑法的謙抑性與最后手段性，免予刑事處罰的非刑罰處罰方法先行發揮矯正犯罪的作用是必然的要求。只有在非刑罰方法干預失效的情況下，刑罰才作為最后保障出手干預。
對情節輕微的醉酒犯罪人適用免予刑事處罰，能夠拓展非刑罰處罰在醉酒駕駛犯罪案件刑事司法過程中充分發揮對犯罪的遏制與監管作用。辦理醉酒駕駛犯罪不僅應當重視社會公眾的反應，而且應當重視對指控犯罪以及犯罪人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對醉酒駕駛犯罪案件定罪適用刑罰后容易對犯罪人引發一系列問題。如果司法機關能夠積極考慮利用非刑罰處罰這一緩沖機制，能夠有效解決醉酒駕駛犯罪行為責任問題與刑事司法成本控制問題。相對于起訴醉酒犯罪予以拘役并直接判處罰金刑而言，免予刑罰處罰肯定是一種相對輕緩的非刑罰處遇程序。然而，程序的公正性并不必然取決于震懾力度的強弱，而在于程序本身運行的透明性、平等性及合理性。司法機關應當制定較為統一的醉酒駕駛犯罪非刑罰處罰實體條件與程序規范，確保醉酒駕駛犯罪案件非刑罰程序適用的公正性。
對于醉酒駕駛犯罪人免予刑事處罰，轉而通過訓誡、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以及行政處罰的方式進行教育改造，其效果完全可能優于刑罰處罰。例如，訓誡作為一種非刑罰處罰方法，適用于情節輕微不需要判刑的醉酒駕駛犯罪人，可以產生感化、教育效應，進而實現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目的。對醉酒駕駛者犯罪事實、社會危害進行明確的情況下，提出改正犯罪行為避免再犯的方向，或者具體彌補犯罪損害結果的方法，使得接受訓誡的犯罪人當場表態接受訓誡內容，真正實現譴責與教育的雙重任務。同時，可以在適用免予刑罰之前要求醉酒駕駛犯罪人寫好悔罪書，將具結悔過作為免予刑罰的前提條件。對于醉酒駕駛犯罪案件進行寬大處理是基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考量，在不要求犯罪人具結悔過的前提下就適用免予刑罰，可能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法充分認識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具體性質。將具結悔過作為免予刑罰的前提有利于充分發揮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社會效果，同時保證司法機關從寬處理犯罪的司法權威。對于醉酒犯罪情節顯著輕微的初犯偶犯，司法機關要求犯罪人撰寫保證書等，責令其保證在今后的社會生活中認真踏實地工作學習，踐行不再犯罪的書面承諾，這對于預防醉酒駕駛犯罪具有較大的示范意義，能夠充分實現非刑罰處罰的預防犯罪功能。
總之，在醉駕入罪的刑法規定與嚴懲醉駕的行政法同時發揮酒駕行為法律控制作用的背景下，通過免予刑事處罰以及非刑罰處罰，在秉持刑法最后手段性的基礎上，妥善處理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銜接，不僅能夠防止刑法的過度干預和刑罰的濫用，而且可以充分實現刑法預防犯罪的作用。
三、完善醉酒駕駛構成犯罪后的附帶性處遇機制
醉酒駕駛、飆車構成危險駕駛罪不僅涉及啟動刑事追訴程序、留下犯罪記錄、接受拘役罰金處罰等刑事領域問題，而且會對危險駕駛罪犯的社會生活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根據《勞動法》、《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規定，危險駕駛罪犯將會面對如下嚴重后果：勞動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共產黨員因故意犯罪被判處《刑法》規定的主刑的，應當給予開除黨籍處分；普通高等學校學生觸犯國家法律構成刑事犯罪的，學校可以給予開除學籍處分。由于社會管理領域的法律、法規、規章等規范性法律文件對于故意刑事犯罪通常設置了開除的處分措施，《刑法修正案（八）》將危險駕駛這一原本屬于違法的行為犯罪化之后，危險駕駛罪犯將直接面對失業失學等后果。
筆者認為，我國有必要合理借鑒國外相關危險駕駛犯罪的配置機制，在刑法中設立犯罪分階制度，將危險駕駛罪等列為輕微刑事犯罪，僅將醉酒駕駛等犯罪記錄記入司法系統檔案而不在個人經歷檔案中予以體現。除了對駕駛記錄有特定要求的學習或者崗位之外，各類就業入學條件不能排斥曾經構成危險駕駛犯罪的行為人。同時，對于危險駕駛罪犯刑事制裁之外的犯罪后派生性處遇后果，有必要實行區別化的處理機制。
司法機關在辦理危險駕駛犯罪案件過程中，應當充分關注用人單位、學校等對于一般勞動者、學生涉嫌危險駕駛刑事犯罪后可能做出的處分決定，通過司法建議等形式為有關部門做出合理的處理決定提供全面的分析意見，創新司法機關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醉酒駕駛犯罪案件的辯護律師同樣有必要充分關注當事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外的處遇問題，合法合理地全面維護當事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之外的權益。
完善醉酒駕駛犯罪案件刑事訴訟程序之外的附帶性處遇機制，首先應當對刑法規定以及現有的與犯罪人就業就學有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完善。我國刑法沒有設置犯罪分階制度，對于各類犯罪行為應當遭受的社會不利評價及其程度沒有進行細化區分。這對于社會危害性明顯較小的犯罪行為與人身危險性明顯較輕微的犯罪人而言，顯然是不公平的。而這種不公平本質上源于立法上沒有采用犯罪分類技術。對于危險駕駛犯罪而言，從其刑罰為拘役并處罰金就可看出，醉駕、飆車犯罪行為屬于輕微犯罪，此類犯罪者的人身危險性具有單一性，沒有暴力傾向或者頑固的經濟犯罪傾向。
因此，刑法典中有必要明確規定犯罪分類問題，將危險駕駛等犯罪明確規定為輕微犯罪；輕微犯罪的行為人在回歸社會之后，其基本的就業就學權利不應當區別于社會中其他的公民。同時，相關行政法律法規等亦應當進行充分銜接，對于刑法規定的輕微犯罪，不能設置妨礙犯罪者接受刑罰后參與正當社會經濟生活的權利。
其次，對于公職人員而言，其觸犯危險駕駛犯罪的刑法規定，對其今后繼續從事公職崗位進行一定的限制，應當是合理的。各級黨務機關、行政機關以及司法機關等工作人員，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理應擔當社會生活中的楷模，公務部門在其構成危險駕駛罪之后處以辭退、開除等處分措施無可厚非。在醉酒駕駛行為犯罪化之前，酒后駕駛的違法行為實際上已經成為各類公務單位直接辭退行為人的情形。因此，在危險駕駛罪實施之后，各級公務單位更應當嚴格執行處分規定。對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公職人員實行嚴格的刑事制裁體系外的處遇措施符合各類公職人員管理性法律法規的規范要求。
再次，對于一般勞動者、學生偶發性或無特別惡劣情節的危險駕駛犯罪，則應當審慎適用辭退、開除等處分措施。由于我國各類就業就學條件均將刑事犯罪者排斥在外，勞動者、學生因為構成危險駕駛罪后被處以辭退或開除處分，不僅直接導致失業、失學后果，實際上意味著其今后也難以再就業、再入學。危險駕駛罪犯一時糊涂極有可能導致一生難以融入正常的社會交往關系，從而引發本可以避免的再次犯罪行為，這與刑法預防犯罪以及社會管理的基本功能與目標嚴重抵觸。危險駕駛機動車的犯罪行為如果能夠歸屬于輕微犯罪項下，雖然作為犯罪記錄留存于個人檔案，但用人單位、學校等公開或者相關機構不能基于該類犯罪記錄排斥就業就學，就不會影響危險駕駛罪犯的社會化進程。同時，律師在辦理一般的勞動者、學生危險駕駛犯罪案件過程中，也應在判決之后充分與危險駕駛罪犯的用人單位、學校等機構進行溝通，深度挖掘行為人實施危險駕駛犯罪的根源與分析成功矯正的可行性，盡量避免用人單位與學校直接根據有罪判決辭退或者開除危險駕駛罪犯。
對于一貫表現良好僅是偶發性地醉酒駕駛、飆車的勞動者或在校學生，有必要建議用人單位、學校等保留其繼續工作或學習的機會。尤其是對于在校學生實施的危險駕駛犯罪案件，律師理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創新律師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在與學校積極溝通避免開除醉駕學生方案的同時，積極為案發學校提供義務的交通安全法制教育服務，加強在校學生交通安全法律意識，而非簡單開除個案中的危險駕駛犯罪學生。
林東品：第九屆上海市律協刑事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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