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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紅兵：人民法院裁判文書公開之六議
來源：中華全國律師協會 日期：2016-08-31 作者：全國律協 閱讀：4,975次
原文案：
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人民法院裁判文書公開工作座談會”，周強院長出席會議并講話，會議由沈德詠常務副院長主持。來自中央政法委、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中央網信辦、國務院辦公廳、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國務院法制辦、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的相關負責同志以及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加會議并發言。全國律協副會長呂紅兵代表全國律協參加會議并發言，本文為呂紅兵副會長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內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推進審判公開……。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指出：“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推進審判公開……，依法及時公開執法司法依據、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杜絕暗箱操作。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span>
為何公開？
為什么要公開人民法院裁判文書？非常明確，這是司法公開、審判公開的核心內容，是落實三中、四中全會決定的重要舉措。
首先，公開倒逼專業。裁判文書是人民法院審判活動、裁判理由、裁判依據和裁判結果的最重要載體，是法官價值取向、法律素養、文字功底的集中反映。陶淵明有言：“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眾目睽睽之下，作者豈敢草率了事，于法官而言，也必然活動規范、理由充分、依據充足、結果正當，從而追求精致，體現專業。
其次，公開發揮監督。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從這一角度，公開是法院的義務、知情是公民的權利。裁判文書公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進而公民可以行使參與權、表達權，更重要的是可以行使監督權。“打開天窗”，才能“說亮話”；“暗箱操作”，如何來監督？
再次，公開推進廉潔?！瓣柟馐亲詈玫姆栏瘎保奥窡羰亲詈玫木臁薄！叭衲繐簟敝拢门姓咴诜晌臅象w現的不只是字里行間的專業，更是徹頭徹尾的廉潔。《論語》有記載：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子說是子路僅靠“片言”便“可以折獄”，其實表達的是子路為人誠實直率，別人不愿欺他罷了。如果說子路是靠內心的足夠強大使人信服，那么今天更多的裁判者除了修煉內心，還要靠公開的制度、環境與外力實現清廉公正。
最后，公開促進公正。在公眾的監督之下，裁判者既專業又廉潔，作出的裁決不公正也難。通過公開，“讓地球人都知道”，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法律的“籠子里”有序運行。周強院長說：“公開的范圍越大、程度越深，可能公眾提出的問題就越多。要利用倒逼機制，推進司法公開，促進司法公正”。正可謂公開倒逼公正，公開促進公正；也可以講，公開是公正的標配，公開是公正的必備。其實，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看得見的正義”。
公開什么？
四中全會決定說，公開“生效法律文書”。對人民法院而言，公開的是“生效的裁判文書”。如果把司法活動比喻為一個“生產過程”的話，那么最終的這個裁判文書就是一個“產品”。產品，總是要符合標準、保質保量。
在這里值得關注的是，首先是“生效”的文書。一般情況下，生效的裁判文書是經過一審、二審兩道“工序”的。于是，這份生效的裁判文書應該對一審、二審的審理過程作出詳盡的描述，尤其是對上訴的事實與理由是否得到認可的依據和理由，進行充分的論證和表達。
其次是“釋法說理”的文書。三中全會決定說要“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四中全會說要“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實踐中，我們過去?？吹降氖?，裁判文書中“述”多、“論”少，而體現裁判者功夫的，更多的是“論”。畢竟，“論”體現的是專業性更強的心理思維活動和創造性的文字表述能力。釋法說理體現法律依據、表達思維邏輯，是認定事實與作出結論的紐帶與橋梁，是專業性的反映，是理論性的彰顯。
再次是反映“‘控’‘辯’‘審’三方活動”的文書。以刑事審判為例，“控”、“辯”、“審”三方缺一不可，控方層層推進、步步為營，辯方如孟建柱書記所言“在案件細節上較真”、“在訴訟環節上挑毛病”、“在起訴書和判決書字里行間發現漏洞”，審理者居中查實、綜合考證、據實判定，從而實現司法精確、公正。因此，裁判文書要真實、準確、完整地記錄這一過程，特別是要充分引用律師的意見，并針對性地回應。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判決書在事實查明和證據認定部分缺乏對律師意見的回應。如未對律師提出有異議的證據說明認證的依據和理由，忽略了律師舉證、質證、認證的過程，存在只注重對證據內容的列舉、忽視對律師質證意見的回應情況。而且，有的判決書在裁判理由方面也缺乏對律師意見的說理回應。有的法官會在內部的案件審理報告中詳細分析裁判理由，而體現在裁判文書中卻變得抽象而概括，僅在辯駁意見部分簡單回應律師主張，在“本院認為”部分也只對相關認定做出簡單說明。究其原因，是由于過于追求裁判的結果而忽略裁判文書的形成過程和說理過程，一定程度上導致裁判在事實認定上的不公開和在說理上的簡約化。另外，裁判文書中有關律師的程序性事項缺失。比如律師申請庭前會議的過程及法官決定，律師提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及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具體過程和結果，律師提出證人出庭的申請及法官同意或者駁回的理由等等?？梢哉f，是否回應、如何回應，不僅是法官專業水平如何的體現，而且更是是否尊重并維護律師執業權益的反映。這樣，通過公開裁判文書，借以實現控方意見公開、辯方意見公開，從而增強“控”“辯”“審”三方的互信，提高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執業水平與專業能力，實現法治工作隊伍相互促進共同提高，“比學趕幫超”效應得以顯現。
另外，公開的是“注重維護公民隱私和個人信息安全”的文書。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決定》（以下簡稱“公布決定”）在第四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應當在互聯網公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二）涉及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三）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四）其他不宜在互聯網公布的。同時在第六、七條作了進一步安排。當然，實踐中不乏當事人基于中國人固有的“打官司不是什么好事”的心理狀態對訴訟事項羞于啟齒、難以見人的情形，故反對裁決文書公開。其實有這樣的心態也好啊，于是促使當事者信守合同、或者干脆選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畢竟調解文書、仲裁文書確是不要上網的！從這一角度，裁決文書公開也客觀上促進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成熟與完善。
何時公開？
三中全會決定對生效法律文書公開用了“及時”二字?！肮紱Q定”則明確要求：“裁決文書生效后七日內必須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span>
經向我們的訴訟律師們了解，事實上許多判決書在生效后并未及時上網，有的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遲遲未予公開。經打聽，蓋因與法院案多人少、法官日理多案有關。但人民法院一言既出，則應說到做到。因此，應該讓法官“案結即公開”成為工作習慣，并在制度上將“上網公開”納入工作流程。
法官說，判決書“出了”，案便結了；庭長和審管辦說，判決書“歸檔了”，案便結了。能不能把“上網公開了”，作為法院結案的標準呢？或許這樣，用不著七天，甚至更快，便赫然見判決書在網。
怎么公開？
四中全會說“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筆者理解，統一上網的主體是人民法院，公開查詢的主體是社會公眾。如果從這一角度理解，人民法院將裁判文書統一上網，是為了便于社會公眾公開查詢，于是，統一上網是工作要求、是手段，公開查詢是工作目的、是效果。因此，統一上網應以方便的公開查詢為目標。
在此語景下，裁判文書不是“一上”了之，而應“服務”至上、“用戶”導向。海量的裁判文書為建立司法裁判大數據庫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但放錯地方的資源可能成為垃圾，無法發掘的資源也不能物盡其用。常上網查詢的律師建議，應進一步優化關鍵詞檢索系統，讓檢索更便捷、讓目標更精準，如按照以案由為主要索引、配置以相關關鍵詞的方法進行。而所謂案由，正是案件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種類，也可以說是案件關聯性可比性最強的要素。因此，應當以需求為導向，進行供給側改革，進一步提升技術手段，讓機器更“聰明”，讓用戶更“傻”。這樣，“上網”的功能和“公開”的作用才能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周強院長說，“全國3000多個法院的裁判文書將集中傳送到統一的網絡平臺公布，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浩大工程”。這一工程是陽光工程、民心工程、法治工程，應該讓人民群眾能有更便捷可得的“獲得感”。
如何評論？
公眾對司法工作的參與權與監督權應包含其對生效裁判的評論權，而裁判文書公開無疑使得這一權利變得更有把手和靶向，尤其是在今天的互聯網環境和自媒體時代。四中全會決定說“司法機關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放在這里也頗有針對性；而該決定要求的“對不服司法機關生效裁判、決定的申訴，逐步實行律師代理制度”，顯然也為“案結事不了”的問題鋪設了一條法治軌道?！盎貞P切”機制、“律師代理”制度，在裁判文書大公開背景下更顯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當然，這里的評論針對的是“生效”后的裁判文書，而對于“審前”、“判后”、“未生效”等情形，是不是應該由人民法院規范一下相關秩序呢？正如四中全會決定所言，“規范媒體對案件的報道，防止輿論影響司法公正”。
例如“審前”的新聞媒體的公開報道，特別是級別較高的新聞媒體的公開報道，如報道不當，對公眾的誤導性較強，甚至對公眾會起到較大的逆反作用影響，適得其反，弊大于利甚至有弊無利。
又如專業人士如法律專家學者、律師對裁判文書的評價，不僅是對已生效的、尤其是對未生效的，都應依法、客觀、理性、謹慎。全國律協制定的《律師執業行為規范》中，就有關于律師不得為“產生不良社會影響、有損律師行業聲譽”、“妨礙國家司法、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行為的要求，從“謹慎司法評論”角度，我們正在進一步完善規則。
周強院長說，“要將公眾通過平臺提出的意見建議作為人民法院加強審判管理的重要依據，最大限度發揮司法公開三大平臺的功能作用。”在此要求下，平臺不僅要設置回饋功能，而且更要對此回饋以回應。這種互動本身，既是法院延伸服務為民，也是宣傳法治精神、樹立法院權威。當然，這種回應不應是由辦案人員簡單地回復，而是應由法院專業部門匯總、梳理公眾提出的爭議較大的、較為集中的一類問題和典型建議，定期在網上公開回應、坐臺答疑。
怎樣共享？
生效裁判文書反映的是“個案”，其中卻不乏“大案”和“要案”，專家可以以此為“文案”、教授可以提煉為“教案”，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可從中發掘成“提案”，而其中萃取的司法規律和法治理念甚至能成為“法案”。正如，大數據體現的是數字、數字反映的是規律、規律昭示的是趨勢；大數據是財富，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日前在貴州高院學習交流，孫潮院長向我們展示了該法院“大數據辦案系統”，該系統以大量的生效判決書為基礎，匯總、梳理、提取規律性認識，形成可識別、可判定的系統性機制，可以為法官審理案件提供支持、為法院管理案件提供幫助、為社會特別是律師預判案件提供參考，具有相當的創新性與實用性，值得關注并推進，以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甚至模式。
同時，人民法院可以與高校及研究機構合作，組建裁判文書研究基地，推進法律適用統一、探索司法運行規律、提取法律完善建議?？梢耘c律師協會等機構合作，委托律師協會作為獨立第三方對裁判文書進行評估，并以此作為對人民法院工作評估的重要內容之一?？梢耘c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合作，推出對訴訟律師的評價機制和體系。訴訟律師好不好、強不強，不是自己說了算，而是裁判文書說了算。可以與國家征信機構合作，不僅使得背信當事人在更大范圍內在更重程度上“曝光”，而且將其背信因素予以留痕、存檔，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添磚加瓦。鄒碧華同志在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打造的“律師服務平臺”，就有這樣的一個功能：服務平臺專門設置了“關聯案件自動推送功能”，將同一當事人在上海法院系統涉及的案件制作一份清單推送給律師，以幫助律師識別惡意訴訟情況。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互聯網技術是生效裁判文書公開“事”之“器”，而生效裁判文書公開工作本身又是司法公開甚至司法公正“事”之“器”。生效裁判文書公開既是工作，更是事業；既是理念，更是實踐；既是人民法院份內職責，更是人民群眾法定權益。周強院長莊重且自信地承諾：要把中國的法院建設成世界上“最透明”的法院。如此這般，我們的司法制度也一定離“最公正”最近了。讓我們法律人，共同努力、共建共享！
責任編輯：蔡利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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