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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支持監管創新 內幕交易當事人須自證清白
來源：上海證券報 日期：2011-09-30 閱讀：2,686次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一項座談紀要的出臺，證券監管機構處罰內幕交易等證券違法行為取得了舉證責任的重大突破。證監會相關人士昨天表示，今后證監會對證券行政案件的主要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但是在內幕交易等特殊案件中，當事人對于特定事實必須自證清白。
據悉，最高人民法院今年7月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印發了《關于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座談紀要》，要求結合審判工作實際參照執行。這份文件一方面是對于證券監管機構行使行政處罰權力的監督，有利于證監會推進規范執法；另一方面，紀要考慮到證券行政處罰案件的特殊性，對于實踐中最為突出的證據問題進行了明確，支持了證券監管機構創新市場管理方式。
證據問題和舉證責任是司法實踐的核心環節，而舉證責任如何分配一直是證券行政案件的重點和難點。比如內幕交易案件，如果按照傳統的司法原則執行監管機構承擔全部事實舉證責任的方式，將極大地限制證券監管部門對這類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的違法行為的監管和查處。因此一些學者多年來一直呼吁“舉證責任倒置”。
但是證監會人士也坦承，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原則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如果完全舉證責任倒置，讓案件當事人自證其罪沒有可能，同時也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容易導致行政權力濫用的新問題。因此權衡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的“紀要”在堅持證券監管機構負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下，將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進行適當分配和轉移。同時，考慮到證券違法行為的多樣性，不同類型違法行為的舉證責任分配不宜采用同一模式，而是采取類型化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
在各類證券違法行為中，內幕交易危害嚴重，因此廣為輿論關注。這類案件的發生往往十分隱秘，證券監管部門容易掌握的是被處罰的當事人知悉內幕信息的事實，以及當事人在敏感期內買賣了相關證券的行為，但是按照傳統的司法實踐的要求，證明二者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十分困難。
證監會人士對此進行了形象的解釋：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長上午參加了一項重大決策的制定，下午回來跟太太透露了這項信息，第二天這位太太買入了該公司的股票。他知悉重大決策的信息，以及太太進行了交易都容易取證，但是他告知太太這項信息的事實很難取證。
但是按照最高法的“紀要”，只要這位太太不能作出合理說明或者提供證據排除其存在利用內幕信息進行相關證券交易，人民法院就可以確認證券監管部門認定的內幕交易行為成立。
這份紀要根據內幕交易行為主體的不同，或者說主體對內幕信息的知悉程度、知悉途徑的不同，對其主觀方面“知悉、利用”的認定做出了大體上三個層次的規定。首先是“進行了與內幕信息有關的證券交易活動”，這一標準對于監管部門的舉證責任要求最為寬泛，針對的則是類似上述例子中上市公司董事長這類內幕信息的直接知情人。
第二個層次是“證券交易活動與該內幕信息基本吻合”，針對的是內幕信息知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親密關系者。這項認定標準相對嚴格一些，但是證券監管部門可以利用開戶、銷戶或者指定交易、撤銷交易的時間與該內幕信息形成和公開時間基本一致；買入或者賣出相關證券的時間與內幕信息形成的時間和公開時間的一致性；以及買入、賣出、集中持有等行為與上市公司公開信息明顯背離，但是與內幕信息相吻合等事實，推定內幕交易行為是否成立。
第三個層次則是“證券交易活動哪個與該內幕信息高度一致”，這個層次適用于僅與內幕信息知情人有過聯絡和接觸者，舉證難度也最大。
事實上，證監會在具體行政處罰實踐中已經嘗試采用過創新的舉證和推定方法，如光明家具董事長馬中文內幕交易案。
據悉，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刑事案件的法律適用意見”，這項司法解釋將對7月份的紀要進行具體的落實和細化。同時證監會內部也在就紀要要求各相關部門建立和完善取證、聽證和執法工作。
滬公網安備 310104020071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