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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律師是自我選擇在上海干律師則是必然選擇

2019年第03期    作者:文│金春卿    閱讀 9,618 次

我眼下手持的是上海律師執照，我是一名上海執業律師。但是，我在入行之初并非上海執業律師。

上世紀80年代，我在蘇州開始涉足律師業，當時我一邊在大學教授國際投資法和法律英語等課程，一邊在大學下屬的律師事務所做兼職律師。如當時的同代人一樣，執業之初，離婚、刑事、遺產糾紛和大量的債務糾紛等我都廣為涉獵。我至今還記得，幾百元的律師費屢見不鮮，上千元的律師費即屬不菲，而上萬元的律師費就更是鳳毛麟角。一個常年顧問單位的年費則是三千到五千不等，超過五千者都極為罕見。更令我難忘的是，當年，我與絕大多數同代律師一樣也是嗷嗷待哺，因為1980年才開始恢復的律師制度在當年還在等待著市場的認可。更何況盡管1978年我國就強烈地表達了改革開放的決心，但是我國真正的經濟起飛卻是在小平同志1992年南行講話之后才發生的。

鄧小平同志南行講話以后，我的執業生涯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此等變化竟然把我、我的人生、我的同事和我的家人都與上海建立了始料未及的密切聯系。首先，使得我發生這等聯系的是美國施樂公司。事情發生在1993年的冬天，我所執教的法學院書記在校園的路上碰見我，說道：“小金，吳縣政府需要會外語懂法律的律師幫他們與美國公司進行合資談判。”于是，我平生第一回拿出吃奶的力氣創作出了我第一份涉外項目的《律師聘用合同》。我記得，我和我的師傅兩人對該項目收取的律師費是三千元人民幣。介入該項目以后，我從當年的吳縣領導和航空航天部012基地的領導口中得知了以下背景信息：

（1）美國施樂在上海的第一個合資項目總體是很成功的（當年上海只有強生、上海施樂和大眾汽車三個主要的外商投資企業）。但是，美國施樂與上海合營中方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意見相左，這就促使當年美國的著名企業家、施樂公司的副總裁Patrick Martin先生急于在中國另行設立一家專門從事工程復印機生產的企業。

（2）根據當年我國的產業政策，引進外資還十分小心翼翼。復印機這樣一個在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電子產品，在當年卻是十分金貴的。無論哪個單位擁有哪怕一部臺式復印機就會顯得身價倍漲，而哪怕是國家檔案系統和為數眾多的設計院也都還在使用曬圖技術，出來的圖紙一律是藍色的而且陰影很多，上了年紀的人至今都更深地理解著“藍圖”兩字的真正歷史含義，更加難忘的是那個刺鼻的氨水味！我記得一部工程復印機的售價在當時的中國高于一輛桑塔納轎車。如此金貴的產品在我國當年是被我國國家航空航天部（當年航空部與航天部剛剛合并）指定由原先制造戰斗機光學部件的華航光學儀器廠定點研制，因此美國施樂的總部便必須接受其在華第二個合資公司必須是三方合資的現實。因為美國人知道，華航廠位于陜西漢中南鄭縣，會給物流和產品銷售帶來重大不利。

（3）最有趣的是，兩個合資中方已經與美國施樂進行過多次高層接觸且派專員訪問過施樂美國羅切斯特（Rochester， NY）總部。在美國會晤時，美國施樂就反復提醒接下來的談判中方務必聘請會英文的中國律師參與。可是，第一次談判卻是不歡而散。因為美方為此派出了兩位堪稱當年美國頂級法務的兩位in house lawyer（內部律師），而中方則未能找到“會英文的中國律師”。美方隨即停止了首次談判，因此兩位中方人員就在蘇州滿大街地尋找這樣一位律師。于是乎，幸運就降臨到了年方二十多歲、的確會一些英文也懂一點法律的我頭上。這一發生于蘇州的幸運事件立馬使我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因為當年的大上海地區唯獨上海虹橋機場有國際航班進出，而美方的高層則十分希望就近在上海機場賓館舉行合營企業的董事會。蘇州施樂要取得各種幫助就更加要去上海施樂登門求助。因此即便數十年已經過去后，上海閔行區的南谷路46號依然是我終生難忘的上海地名，因為那是上海施樂的法定地址。更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很快紛至沓來的其他著名歐美公司有許多活動也都是需要在上海舉辦的。例如歐萊雅化妝品公司的中國總部就很早地設立在靜安寺旁的中企大廈，西門子中國的銷售總部則率先（甚至早于外商傘型法規的頒布）成立于浦東的船舶大廈，而即便是施樂的銷售公司也在90年代中期就遷入了上海當年還鳳毛麟角的阿波羅大廈。該大廈位于延安飯店對面，如今已建成二十多年的“高齡”的確使得它與周邊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在身高上相形見絀，然而在我心中它依然是那么的風姿綽約。

將我與上海拉得更近的則是如今已被人忘卻的設立于外高橋保稅區的貿易公司。如今已鮮有人知的是，90年代中期，上海人在全國所有的沿海保稅區中敢為人先，在國家有關中央部門的支持下低調而又十分有創造性地在外高橋推動了大膽的改革嘗試，那就是在外高橋這個國境之內關境之外嘗試著允許外商設立貿易公司。這個舉措對于許多西方大公司而言可謂雪中送炭，因為許多跨國公司無論是已在我國設立生產型三資企業的還是沒有設立生產性三資企業的，都有了機會利用外高橋這個跳板將產品通過區內的公司銷往中國內地。我前前后后在外高橋參與設立了約十五家中美投資的資本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法國歐萊雅化妝品、比利時貝卡特高端家紡、比利時必佳樂紡織機械部件等等。

到上世紀90年代晚期，我還很自豪地在外高橋參與設立了為數不多的外商生產型企業，其中包括德國的Wincor-Nixdorf（德利多富）上海有限公司，專門從事ATM機和POS機的生產和銷售。在外高橋營業是行走在法律邊緣的，因為當時的法律嚴格來講是不允許保稅區內的公司將產品日常性地銷入內地的。甚至有些客戶銷往中國內地的產品還遇到了當地法院和聰明且挑剔的當地律師“合同無效”的指責。但是，這些都沒有難倒精明的上海人和上海人的精明。除了加強與有關方面和地區的政府溝通之外，外高橋管委會會同有關部門做了兩項政策創新。其一，他們發明了在全國獨一無二的有兩個賣方抬頭的增值稅發票。其二，他們在外高橋設立了有數百臺電腦組成的開票中心方便企業開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后來上海城市建設的改善，外高橋敢為人先的舉措是功不可沒的。也正因為如此，我至今對簡大年主任踏實堅毅的工作作風記憶猶新，還有數十年幫助過我的外高橋三大主體公司的年輕小伙伴們。如今，簡主任已經退休，而當年那些二十多歲和三十多歲的小伙伴們也已人到中年。歷史證明外高橋是為對外開放做了巨大貢獻的，因為我永生難忘的是，為了表達我國對世界的承諾，中國在加入WTO后的不到兩個月內的第一個立法舉措是允許保稅區內的企業到保稅區外設立辦事機構。如今，保稅區又進一步成了自由貿易區，承擔起了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

方本律師事務所發源于上海，由于方本在開業之初就在上海擁有了大批西方客戶，所以在開業四年后，方本就在上海設立了分所。我至今還記得江蘇省司法廳的領導在給我發放來滬設立分所的許可證時，諄諄叮囑我和我的合伙人：“這是我們給省內律所發的第七張許可，希望你們別打鋪蓋回來。”如今，方本已經迎來了它二十周歲的生日，而方本上海也走過了其十六歲的花樣年華。據我所知，我們是全國第一家在上海由分所立馬變為總所的單位，同時江蘇省和蘇州市的律師主管部門將我們的江蘇總所變更登記為了上海的分所。

上海使我們距離世界更貼近了！

上海使我們距離市場更近了！

金春卿

上海方本律師事務所主任。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業務方向：大國際貿易、國際商務仲裁、國際建筑。